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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资本主义萌芽论：一个真实的谎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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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之一朝，一方面中央集权专制强化，君权臻极，另一方面，国家的社会经济形态发生了一些明显的转变，而这些变化与早期的近代西方发生的变化存在一些现象上的相似性，国内学界由此论及，明清之际的中国已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如果能顺其自身成长轨迹继续发展的话，中国也会象西方国家一样走上资本主义道路。

“资本主义萌芽论”的基本看法大致是：明清商品经济发达，商品货币贸易活跃，手工工场规模扩大，一些大商人向手工业生产投资，明朝中后期开始，江南纺织业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这类的现代劳资雇佣关系。农村则以丁银并入田赋，征收白银代替实物税，农产品趋于商品化等等。此外，在文化方面，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思想抬头，市民文化流行，占据统治地位的官方意识形态也受到来自民间一定程度的冲击和置疑。这些看法的主要出发点来自马克思的经典理论，套用的是马克思对西方资本主义产生的经济解释。

“萌芽论”基于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在简单中西对比之后，仅仅根据一些相似的经济现象进行判断，从逻辑上就不够严谨。资本主义最基本的特征当然是商品经济，但商品经济只是一种经济行为，如果可以仅仅以一种外在经济行为或生产方式方式来下断语的话，或者说资本主义只不过是一种经济方式的话，那么可以说中国在春秋时期资本主义就已经萌芽了，汉朝则已形成相当规模资本主义经济模式，宋朝简直可以称为具有“中国特色”的古代资本主义社会了。

不仅国内，西方对于近代中国的研究，尽管出发点有所不同，但同样以西方视角和标准分析中国，也得出过比较接近的观点，与“萌芽论”遥相呼应。然而萌芽仅仅是萌芽，中国始终没有发展出西方式资本主义。满清建国之初，甚至出现了向传统经济的倒退，例如重征商税，奉行海禁政策，限制民间自由开矿等，明后期李贽、王夫之和泰州学派的那一点微弱的启蒙思想也被完全压抑，与此对应的反而是经济的发展，和一个富足强大胜过了前朝的“康乾盛世”。据有关资料介绍，1999年国际经合组织发展中心的首席经济学家安古斯?麦迪森计算得出结论，在清朝的120年中，中国四倍于欧洲的经济增长。在鸦片战争前，中国的经济规模在世界六大经济区中最大，而且增长速度也是第一。很显然，这不是由于清朝的“资本主义”得到了大发展，而是中国自身的传统经济模式在起作用。

现代资本主义并非一个经济模式或商业行为，而是一种思想、一项制度。如布罗代尔所言：“资本主义之成功端在它与国家互为一体，它本身即成为国家。”就文化基础而言，马克思.韦伯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精神是建立在强调个人救赎的新基督教伦理基础之上的，“这种我们今日如此熟悉，但在实际上却又远非理所当然的独特观念――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它是一种对职业活动内容的义务，每个人都应感到、而且确实也感到了这种义务。”所以，韦伯说：“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而资本主义的经济形式，出发点乃是贸易自由，“各种不同产物，结成一个共同的资源，各个人都可以这个资源随意购取自己需要的别人生产的物品”（亚当.斯密《国富论》）。这种商业上的自由与西方社会所倡导的主权在民，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和制度同样不可分割。因为没有一个尊重个人权利和自由的社会作保障，很难有自由的经济。

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资本主义在君权至上，意识形态高度统一，社会等级森严，思想管制严密的中国皇权社会，根本不会有萌芽的土壤。这一点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早已指出，“资本主义在中国、印度、巴比伦，在古代的希腊和罗马、在中世纪都曾存在过。但我们将会看到，那里的资本主义缺乏这种独特的精神气质。”

“萌芽论”在论及为什么这种萌芽未曾开花结果的原因时，将其归咎于集权制度和官僚体制压抑的结果，这恰好反过来说明缺乏自由公平思想观念和法律体制支持的传统中国无法产生资本主义，在一个历来重农轻商，重生产轻分配，重传统轻创造这样的传统农业社会里，即便曾经出现过大规模商业和贸易，经济也表现不俗，终究孕育不出近代工业。即使抄袭照搬，也只能学个貌似，不得精髓，比如清末看起来很有点西方味的“洋务运动”。这应验了黄仁宇先生的一句话：“一只走兽，除非脱胎换骨，否则不能兼任飞禽”。

• 关于晚明的资本经济萌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