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衰落和复兴背后的文化因素 -- 思想的行者

　日本的传统观念与中国一样，都认为工商是民之末而加以鄙视。涩泽荣一在对《论语》进行了透彻的研读之后，对这种观念提出了大胆的挑战。他认为孔子并不反对富贵，孔子所反对的只是不仁不义的富贵；如果是仁而义的富觉，孔子自己都会去追求。在《〈论语〉与算盘》中，涩泽荣一引用了孔子的许多话，如：“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不可求，从吾所好”、“自行束请以上，吾未尝无诲矣”。涩泽荣一通过《论语》破除了日本人耻言富贵的传统观念，为工商人士树立了追求利润的合理动机。涩泽荣一认为孔子不仅提出要富民，而且指出富民的最终目的是强国，“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根据孔子的这一思想，涩泽荣一指出，要使人民富裕，国家富足，必须走工商兴邦的道路。

　　涩泽荣一对《论语》的全新诠释，为合理追求财富作了神圣解释，为日本经济的兴起奠定了精神基础。

涩泽荣一在《〈论语〉与算盘》中提出了“士魂商才”的儒商人格理想。儒家传统要求君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即通过自身的道德磨练成就以仁道治天下的大业，简言之，就是“内圣外王”。涩泽荣一对“内圣外王”进行了创造性、现代化的转化，要求工商界人士既要为儒，追求“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又要为商，追求企业经营的最佳效果而具有工商贸之才，这就是“士魂商才”。在此基础上，涩泽荣一提出了“义利合一”的经营理念。所谓“义利合一”有两层含义；一是以公益为利，义利不分。涩泽荣一解释《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时指出，只要是对国家公众有益的事业，就应该出于“义”去做，即使有所亏损也在所不惜；而有损于国家公众的投机事业，必须舍弃。“义利合一”的另一层含义是不应否认工商谋利活动有其正当价值，但必须用伦理道德对其进行规范指导，涩泽荣一用《论谋》中“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而得之，不处也”作为他这一观念的证据。“义利合一”思想既承认商业活动中谋求利润的合理性，又要求用《论语》对谋利活动进行引导和规范，实际上就是用道德“义”保证工商活动的合理性。“士魂商才”、“义利合一”的经营理念得了日本近代工商业者的广泛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