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对钱学森的抹黑工作开始了 -- tooter

1970年8月23日，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开幕，钱学森作为新当选的中央候补委员上了庐山，九届一中全会是紧接着九大闭幕后开的，只是举手选举政治局这一类例行公事。所以这次庐山会议大概是他第一次以这样的纯粹党的官员身份出席的会议。在庐山上俯瞰全国，钱学森是什么样的心情呢？当时，他早年认识的许多“海归”科学家们，如果没有“自绝于党和人民”，也正在经受着“特嫌”审查的煎熬，归国后认识的许多官员和将军也靠边站或者成了“走资派”，而自己得以身免，钱学森此时的心情大概是比前一段时间要轻松一点。

没有想到的是，开幕第二天他在华北组分组讨论会上的一席发言，使自己陷进了一个险恶的漩涡——他这位研究流体漩涡的国际权威完全陌生的政治漩涡。

参加华北组讨论的除华北地区和北京军区的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外，还有中央军委和军兵种的部分中央委员、候补委员，总计30多人。同华北无关的钱学森刚出任国防科委副主任，是作为来自军队的候补委员，不知什么原因被安排在华北组。讨论的内容是林彪在前一天开幕式上的讲话。讨论的发言被写进了“中共九届二中全会第六号简报”。这份简报字数不过一千左右，报道华北组在8月24日讨论会上的发言情况，发言内容在局外人看来全是些顺着林彪前一天的讲话称颂毛泽东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一类当时流行的谀辞。谁也没有料到，这份简报被毛泽东在第二天就命令立即收回，而且被定性为“反革命简报”加以严厉批判。

尤其让钱学森惶恐的是，这份材料在十二个发言人中，只点名引用了三个人的发言，而他就是其中一个。他的发言内容是：“钱学森同志首先建议在宪法上，第二条中增加毛主席是国家主席，林副主席是国家副主席，接着汪东兴同志进一步建议宪法要恢复国家主席一章，大家热烈鼓掌，衷心赞成这个建议。”从字面上看，这样的发言在当时是百分之百的“政治正确”。本来，中共九大上已经把林彪作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写进了党章，钱学森的建议无非是把林彪的地位从党章延伸到国家宪法而已。当然，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在党章或国家大法中规定具体的个人担任某个职务，都是开历史倒车、复辟封建帝制的做法，钱学森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提出这样的主张，自然难辞其咎。不过，如果仅止于此，毛泽东大概也不会如此震怒，这份充满套话、假话和空话的简报也不会名垂史册。

毛泽东不能容忍的是，在钱学森和其他发言人的言辞背后隐藏的深意。要领会这一层深意，必须了解庐山会议幕后的党内斗争。在这方面，已经有许多当事人的回忆和国内外学者的分析。简单来说就是，林彪在前一天的讲话中提到，中央有人不认同“毛主席天才地、全面地、创造性地继承、捍卫和发展了马列主义”这样的论断。他这话里矛头所指是张春桥，因为吴法宪向他汇报张在讨论宪法修改草案时讲的一些话有讽刺林彪上述论断的嫌疑。林彪的讲话加上陈伯达和汪东兴在华北组的鼓动，让与会人员“知道了我们党内，竟有人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纷纷表示“（这种人）应该揪出来示众，应该开除党籍，应该斗倒批臭，应该千刀万剐，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大家心照不宣，知道这个人就是张春桥。不仅是华北组的成员，在其他各组讨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在知道张春桥被揪住了小辫子时，绝大多数表现出了这种“全党共诛”的热情。

这才是毛泽东感到震惊和恼怒的原因，他知道，这些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在林彪带领下，把矛头对准张春桥，实际上是发泄对江青和张春桥及他们所代表的文化大革命的不满。如此汹涌的群情，连钱学森这样文雅、有头脑的人也跟着大家起哄，让他看到了文化大革命在中央委员会里不得人心的程度，也让他看到了林彪及其势力在九大后的膨胀。保卫他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的“核心利益”。于是他在9月1日召集中央政治局和各大组召集人开会，明确指出，凡是在这次庐山会议上发言犯了错误的人，是上了陈伯达一类骗子的当，都要作检查。

应该说，毛泽东没有看错，庐山会议上 “起哄”的人们——包括跟林彪没有多大关系的陈毅、许世友以及钱学森——确实十分乐于看到张春桥倒台，以便早日结束那种政治迫害随时会落到自己头上的提心吊胆的日子。如果不是碍于江青的身份，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把她一起送上政治断头台，就像他们在毛泽东死后所做的那样。从这一角度看，钱学森的发言，虽然只是他个人情绪的流露，实际上是代表了全国的遭受审查和迫害的知识分子和各级干部共有的一种对文革厌恶的心情，不过是用一些听起来左得不能再左的言词表达出来而已。因此，伟大领袖又一次没有听信“大科学家”的意见，不仅没有听信，而且当头一棒，将这种意见定为“反革命”。“九一三”林彪出逃事件后，毛泽东又将“设国家主席”定性为林彪篡党夺权的反革命纲领之一。从历史上来看，这份简报实际上是毛泽东和林彪公开摊牌决裂的导火线。钱学森的不幸就在于他在自己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被分配在错误的讨论组，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场合，做了一次错误的发言。

不谙中国政治的张纯如在她的《蚕丝》一书里没有提到“庐山会议”，不过书里引用七机部某工程师的话说：“（当时）他遇到了政治上的大麻烦。他不得不作检查，承认在1970年自己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七机部里流传着钱学森给中央写了检讨的小道消息。也就是说，尽管他几次都是毛泽东的座上客，这一次毛泽东没有对他格外开恩，他必须做出检查才能过关。在“庐山会议”后的一两年时间里，一连串的事件对钱学森来说都不是好消息：对陈伯达的批判调子越来越高，华北组的召集人李雪峰和郑维山为了那份“六号简报”，被扣上“紧跟反党分子陈伯达，反对党的九大路线”的罪名。文革开始以来军队干部一直享受着地方干部没有的优越地位，而现在翻了过来。毛泽东抓住军队在政治局里的几位重要人物黄、吴、叶、李、邱不放，逼他们在“批陈整风”中一次次检讨，而且不让过关。最终的高潮是林彪在1971年9月13日出逃和丧命的事件。李雪峰在“九一三”事件后被打成了林彪反党集团的成员。钱学森多年的同僚王秉璋因为“上了林彪的贼船”被关押了起来，传说是为林彪外逃提供外汇。钱学森的问题当然没有这么严重，人们还是免不了要问：你钱学森一年前主张“设国家主席”，提出把林彪担任国家副主席写进宪法里去，是不是同林彪也有脱不了的干系呢？

在这样的险境中，钱学森是如何做检查和过关的呢？他和他的家人在那段时间里是如何自处的呢？我们现在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因为钱学森所写的检讨都是不准扩散的“绝密”材料。他为华北组讨论会上的错误发言所作的检查如果还没有销毁的话，至今一定深藏在中共中央的绝密档案馆里。不过人们可以从下列小事观察到一些蛛丝马迹：在《蚕丝》一书中，张纯如采访了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士，她的母亲是钱学森的老部下，因为历史上是江青一位仇人的朋友，在文革中被关进了牛棚，而且，她的母亲看来也是一位“海归”，所以还被当作美国间谍嫌疑受到审查。这位女士本人是下乡知青，1971年回到北京曾去钱学森家拜访。当她还小的时候，蒋英见到她总是笑眯眯的。但是这次见面却发现钱氏夫妇对她的态度完全变了，竟然批评起她的家庭。钱学森冷冷地告诉她说，她母亲的态度不好，交待问题像挤牙膏一样，还教训她应该回到农村去。受到这样的冷遇，从此这位女士再也没有同钱家来往过。她也许错怪了钱家，实际的情况可能是，钱学森在这段时间里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正在为自己的检讨头痛，对所有的来客都没有好心情来笑脸相迎——在这种时候，他要试图同一切可能受到怀疑的关系划清界限。

用他的秘书的话来说，他在本来已经“非常谨慎”的处事方式之上再加了一个“非常”。在这段时间，有一个外国人曾有机会接触钱学森，他就是钱从前的学生查里克（JosephCharyk）。他也提供了一个难得的镜头，使我们对钱学森在林彪事件发生之后几个月里的举止心情有所了解。查里克在1972年初作为美国政府官员到中国为尼克松访华建立卫星通讯设备，他到中国后向中方提出要见钱学森，不久钱学森就在几个人陪同下在一家豪华的饭店里接见了他。张纯如的《蚕丝》一书记载了查里克对此事的回忆：钱学森首先告诉查里克，他要用中文说几句正式欢迎他的话。然后他就开始批判当时失势的官员—— 当时林彪出逃事件刚刚在普通群众中传达，这些失势的官员显然是指林彪及其党羽——翻译逐字逐句把他的话翻译给客人听。讲话完毕，钱学森说：“现在我们可以坐下来吃饭了。”其余的时间他都用英语交谈。查里克后来说，他肯定最初的那一段讲话是上边要求他讲的。饭后他同钱学森在饭店的院子里散步，查里克告诉钱，听说老师曾经身体欠安，钱学森回答时话中有话，说身心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现在中国的事情发生了变化，他的病也好了。这段回忆显示，即使在没有旁人在场的情况下，钱学森也不敢直言自己遇到的麻烦，只是暗示自己有“心病”。这大概是他在文革中日子最难过的一个时期。

批邓

能够使他稍感宽慰的是，他在五、六十年代提议和领导的几项对国家有重大意义的国防和科研项目，在进入七十年代时开始收获成果。钱学森在1965年1月提出，由于东风系列导弹取得的进展，中国应该尽早开始规划全面的航天事业，因为长程导弹和洲际导弹的开发将使发射卫星成为可能。当年4月，国防科委提交了在 1970年或71年发射卫星的计划。这个计划在8月得到了周恩来的批准并列入国家计划。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如期发射成功，4月27 日，《华尔街日报》用了这样的标题“北京的第一颗卫星是美国培养的科学家计划的”。接着，钱学森主持的海鹰号地对舰导弹在同一年试验成功。在后来的几年里，在他提议和领导下，中国又把海鹰号导弹从雷达制导换成红外线制导。后来海鹰号导弹出口到中东，就是国际上说的“蚕式导弹”。钱学森对中国导弹和卫星事业的贡献和不可替代的地位使他获得了特殊的保护，在一定程度上帮他度过了当时的政治难关。

但是，一旦离开他的专业本行，进入社会政治领域，钱学森就时常陷入被人指责的境地——不是在1958年因为论证粮食产量而受到基层群众的指责，就是在1970年因为庐山会议的发言而受到最高领导的指责。不是他的智商不高，而是中国的政治风云变幻莫测。

1975年底，毛泽东发起“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年初刚出任国防科委主任的张爱萍和当时的铁道部长万里、教育部长周荣鑫以及科学院主持工作的胡耀邦，被人们称为是追随邓小平搞右倾复辟的“四大金刚”，国防科技和国防工业系统被宣布为右倾翻案风的重灾区。国防科委党委和七机部党组共同组成“联席会议”，号召科技战线上的广大职工“打一场批判张爱萍的人民战争”。作为国防科委副主任和党委的成员，钱学森大概是唯恐重复1970年庐山会议的错误，决心“同中央保持一致”，维护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他在这场运动中为了表明自己旗帜鲜明地同上司张爱萍划清界限，贴了一张大字报揭发张爱萍的“大国沙文主义”——那是他在六十年代陪同张爱萍到发射场去时发生的事情，张爱萍曾指着地图跟他说：“这里是蒙古，从前都是中国的领土。”当时这张大字报在北京城里流传甚广，许多人都知道而且感到不可思议——自从林彪事件以后，人们对毛泽东已经没有了原来那种狂热的崇拜，对文化大革命早已心生厌倦。在“批邓”中一般人写大字报都人云亦云，抄几段报纸上的语言应付过去，他老先生却用文革初期那种无限上纲的红卫兵手法，写这种没有水平的大字报。这张大字报或许张爱萍并不在意，但是钱学森在批斗会上的发言却深深伤害了张爱萍，甚至损害了他的健康。张爱萍的儿子张胜在2007年出版的《从战争中走来：两代军人的对话》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话：“其实，父亲并不在意别人对他的批判，他经历得太多了。他说：‘要我听就去听嘛，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是有一个大科学家的发言，使他困惑和难受。这位科技界的泰斗说：‘张爱萍是个什么人？我看是个魔鬼！他想拉我下水，就像魔鬼在向我招手！’父亲心脏病突发，301医院立即上报军委。”——谁都知道，这位“大科学家”、“科技界的泰斗”指的就是钱学森。可以想象，钱学森在发言中一定还有张爱萍如何“拉他下水”的揭发内容。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9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钱学森的文章《终生不忘毛主席的亲切教诲》，文章除了感激“毛主席把我从外国的苦难中救了出来而且引导我走上革命的道路”，也不忘“继续批邓”，说“刘少奇、林彪、邓小平是所有走革命道路的科技工作者的死敌。”

钱学森的这些令人不解的表现，只能说明他一回国就被特殊措施保护起来，同中国社会长期处于隔离状态，对于民瘼和民心完全缺乏正确的把握。比较起来，同样从事国防科研的钱三强、王淦昌等科学家就要清醒得多，他们同老百姓之间的联系从来没有中断过。

寂寞

钱学森在批邓中的表现堪称毛主席的“优秀共产党员”，可惜不是邓小平要求的“优秀共产党员”。“四人帮”不久就垮台了，邓小平复出，张爱萍回到国防科委重新掌权。城头上的旗帜变换得如此迅速，钱学森的那些批邓、批张的言论文字人们还记忆犹新，这使他一度十分被动。1978年郭沫若逝世，按钱学森“中国首席科学家”的地位、他在国际上的声望以及他对党的忠诚程度，他应当是继任科学院院长的第一人选，但是没有轮到他。科学界的人士都猜测这同他在批邓运动中的积极表现有关。应该说，钱先生不是一个热衷于官场的人，恐怕也无意出任这一类职位。他的种种引起人们非议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自保，并非为了官场中的升迁；能够在在毛、刘、周、林、邓斗争的夹缝中得到他们一致的保护，很大程度上也是凭借他自己的学识和能力。

使他感到寂寞的倒是，他那些从前的朋友、学生都在渡尽劫波后声讨“四人帮”对他们的残害、互相倾诉在“牛棚”里接受特嫌审查的苦难，互相交流如何把乡下的子女调回身边的门径，而他已经同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他安然度过了“十年浩劫”，自己和家人没有受到审查，两个孩子都进了军队。在他们面前，他像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人。平心而论，这不是他的过错。就像那些非犹太血统的德国科学家，安全地度过了纳粹时期，没有受迫害，不是他们的过错一样。但是，当他们在战后重逢那些幸存的犹太血统的老师、学生和同事时，从前那种友情是很难恢复的了。

钱学森对此应该有亲身的观察。他想必记得，1945年随老师冯·卡门去战败的德国时遇到的情景——冯·卡门同他以前的导师普朗特见面时，两人心里想的完全是南辕北辙：冯·卡门想的是屠杀犹太人的集中营，他说：“我一次也没有笑过。”普朗特和他的同事们却好像没事一样，普朗特甚至问冯·卡门：“今后我们的研究经费是否是从美国来？”

回顾钱学森在这一时期的经历，我们可以说，他在这样一个动荡的时期，得以继续从事专业工作，为国家贡献自己的学识和智慧，确实得益于“中央很保护他”这样一条政策。需要质疑的是，这种保护，难道不是“中央”本应向全体国民提供的？在那个年代的中国，“保护”成了稀缺资源，只是选择性地惠及极少数人，它成就了中国的“两弹一星”，固然值得庆贺，然而那未能得到保护的一大片，他们受到的磨难、丧失的年华以至生命，难道是必须付出的代价？何况，钱学森这样的人虽然免遭迫害，也未能免于恐惧，以至说出些无法为之辩解的话来，直让敬重他学问的人们顿足叹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