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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一篇好文章:印度辉煌的IT大厦和它的种姓制度 -- mand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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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一篇好文章:印度辉煌的IT大厦和它的种姓制度

原文题为《“猎身”经营——不平等社会结构与印度IT业》,发表于本月二十三日出版的《二十一世纪环球经济报》,作者项飚。

文章很长,但是非常有条理,分析得很清楚、也很深刻。文章解答了我们一个很大的疑惑:印度辉煌的IT大厦到底是怎么建立起来的,这和它落后的社会制度、尤其是落后的种姓制度又有什么联系。

文中说到:

为什么印度在IT人才存量上迅速外流的情况下迅速增长,而中国在IT人才数量高速增加的条件下却作为一般?看得更广泛一点,印度的识字率不到65%,中国是93%;不到2%的印度人口拥有电脑,只相当于中国的五分之一。这一令人疑惑的现象,正是中国各界对印度IT业的经验特别感兴趣的主要原因。

作者的看法是:印度的IT业的成功,在一定程度上固然要归功于高等教育上的成绩,但也很可能是其社会结构的失衡和基础教育方面的失败而造成的意外结果

文中分析到,印度IT业的辉煌背后,是印度成百上千个“劳力行”(所谓的ICC)对更多的IT工人压榨的结果。这些劳力行不仅利用板凳工人的免费劳动力,而且直接向工人们收取高额中介费。劳力行向每个去美国的工人收取 10~30万印度卢比(大约为1.75万元人民币之间),去英国、德国、澳大利亚则需要10~20万,去新加坡也要6~12万。这还不算各种要随时加上的 “附加服务”,比如每提供一封证明信、或者假证书,都需要1.5~2万卢比。

更令人发指的是,一些劳力行老板为了撑过萧条期,他们甚至在自己的劳力行公司内部创造出比如“实习生”和“软件开发师”这样的职位,然后将其卖给失业的IT人。比如,要成为一个实习6个月的实习生,工人反而要给公司10万卢比!

就这样,免费的,甚至是付费的工人们极大地压低了软件开发的成本。靠这些付费工人的免费劳动力,劳力行要价很低,而且在项目完成之前可以不收取任何前期费用,为小型IT公司进入国际市场起到了极大的助推作用。

分析到这里大家自然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IT技术人员会愿意掏这么多钱出国,甚至去买一个毫无保障的空口承诺呢?

作者为此采访了印度的一位前部长,同时是现在一个州的IT产业方面专门顾问。对方的回答是:“他们又有什么其他的选择吗?”一位受访的付费工人说,如果没有基本的工作经验,他可能永远也找不到他的第一份工作,所以他的职业生涯就无法起步,正因为如此,花钱买工作这是他“唯一能够获得第一个突破的办法”

现在另外一个问题又来了:为什么IT的工作这么难找?

作者说到,在印度,一方面IT的工资比其它行业高得多:

印度的全国失业率在8%到9%之间,印度的“过度教育”和“文凭病”(即中上层家庭盲目追求高等教育和文凭,而与社会的实际需要脱节)是一个历史性问题。异军突起的IT业似乎给人们打开了一个全新的就业世界。如果能在大公司里找到工作,一名刚毕业的IT技术员可以拿到每月1万卢比的薪水;这几乎是非IT企业里顶级工程师们的工资。我在海德拉巴和中产阶级家庭聊天,我常常听到某个IT人前往美国淘金、如何在一夜之间改变了全家人生活的故事。于是,在就业市场上挣扎的受过教育的劳动者纷纷涌向IT。

这就导致了供给过剩:

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极大量的资源被动员起来培训IT人才,私营技术学院疯狂扩张。其结果是大规模的IT人才过剩和IT产业中的高失业率。在本世纪初,根据我的估计,在印度南部海德拉巴市的IT毕业生中,大约只有40%的人能够在毕业后的半年之内找到工作。官方估计的结果并不乐观多少:有半数左右的IT毕业生处于失业状态。

作者没有就此止步,他又提出一个新问题:为什么这些IT人员能够付这么多钱?印度社会又从哪里组织起这么多资源培养这些IT人才呢?

原因有三个:

一、首先,IT人员所占有的资源是历史形成的不平等社会结构的一个折射。IT人员至少要有大学文凭,但是大学入学人口只占同龄人口的6%。从社会背景上看,尽管IT人员不来自于社会最高层的精英,大概80%多的软件专业人员出身于“先进”种姓(也即原来所谓的“高级种姓”),只有9%来自“落后”种姓(即原来所谓的“低级种姓”),这与“落后”种姓占印度总人口52%的基本事实显然是极不相称的。

二、家庭成为资源动员的有效途径。如果一个年轻人要接受IT培训或者要出国,在家族圈子借钱将是很容易的事情。特别是那些已经出了国的IT人员,让他们支持家族中的后来者几乎是天经地义的事。在南印度,婚姻和嫁妆又是一个特殊的资源动员方式。

三、农业盈余是印度得以培养出这么多IT技术人员的一个基本原因。农业所以可以产生大量盈余,又是和印度社会中高度不平等的种姓、性别和阶级关系联系在一起的。种姓不平等使得大量的农业劳动力的报酬大大低于他们付出的工作,从而积累了大量的剩余价值,为地主(包括大量的居于城镇的“不在地主”)提供了高额租金,使得印度能够以非常低廉的成本生产出大量的IT劳动力。

作者由此提出了一个令人深省的论断:

如果说中国曾经通过政策上的“剪刀差”,对农村进行剥夺,那么印度则是通过文化上和意识形态上无形的剪刀差汲取剩余资源。

正是阶级、种姓和性别的严重不平等,使得从全社会动员吸取的剩余价值集中到这样一个人数有限的精英群体中,从而生产出具有特别竞争力的IT劳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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