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嫁了 -- 阿辉1

三

其实王玲玲和我的生活，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根本不交集。

她忙着美容，美甲，染红红黄黄的头发的时候，我正在奶瓶，尿布，锅碗瓢盆中跌跌撞撞。

她从墨西哥，法国，发那些美仑美奂，搔首弄姿的照片给我的时候，我正捧着脑袋，为要不要工作发愁。

她嫌这幢大房子朝向不好，搬到另一幢里去的时候，我正在按着计算器，为换了房贷，每月节省一百八十三块九毛七，而沾沾自喜。

她从纽约打电话，兴奋地描述百老汇歌舞剧是如何的华丽，我正鼻涕一把泪一把地看盗版的国产电视剧。

…

在那座枯燥的沙漠城市里，这并不妨碍我俩隔三差五地打个电话，偶尔串串门。

我时不时地会拉她做个免费的帮工。比如女儿上游泳课, 我腾不出手去接，学校里开家长会，小儿子没地方放…

她常常会拿我做她倾倒情绪的垃圾桶，还是密封比较好的那种。

就像这一天，她拎着新款的包包，按我家门铃的时候，我正用湿巾擦牛仔短裤上被小儿抹上的鼻涕。

“访贫问苦，视察民情来了。”我站在门口。

“错，给包工头当包工，包馄饨来了。”她笑言。

你能想象吗？她从她那价值不菲的新包包里，掏出的是一叠馄饨皮，一把菠菜。

不用我客气，她直接就进了厨房。

我不必有什么不好意思，也不需为家里的零乱找借口。

她动作麻利地清洗出我堆了一池子的杯盘。

乒里乓啷地切菜调馅，然后就看着一只只元宝状的大馄饨，变戏法似的排在板子上。

我所做的，就是扯着儿子，袖手旁观。

“王保罗可太有福气了”我说。

“你不知道，他血糖，血脂，胆固醇什么的，都高，只吃沙拉。”

“厨房里十八般武艺，没有你不会的吧？”

“生儿子我就不会。”她转移话题。

我知道她喜欢我家小儿，粉嫩嫩，胖乎乎的一团抱在手上，常会亲的小儿吱哇乱叫。

“再生一个吧，给小美作伴。”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建议。

“生不动，太老了。”她回答。

“林青霞四十七岁生的老二，你才多大？”

“王保罗太老了，就算能生得出来，都搞不清他是爷爷还是爸爸。”

“默多克和邓文迪还生呢。想生终归是有办法的。”

“你以为谁都能像你，生了又生，老母鸡似的。”

“我老母鸡，你金丝鸟啊！”话甫出口，我已知过火了，除了咬自己舌头，我没法子画蛇添足式的补救。

她不接我的茬。

吃完馄饨，我哄小儿睡觉。她收拾好空了的锅碗，不用我招呼，径自走进我家客房，睡午觉去了。

孩子们放学之前，她抚弄着头发走出来，一边嘟哝着在自个儿家里怎么睡不着，在你家怎就睡不醒之类的话，一边就收拾东西回去了。

自那以后我倒是长了个心眼儿，任谁，劝什么我都不劝人生孩子了，省得满世界都是老母鸡了。

这样的节目隔一阵就会上演一回。

展示她厨艺的内容常演常新。

除了菜肉馄饨，她做的白灼虾，汤包，培根鲜贝都是我一直喜欢的美味。不是不想试，再怎么折腾，我都折腾不出她那个滋味来。

有时候我也会有意无意地劝她：“找个随便什么大学，读书去吧，随便读些什么。”

“没有兴趣”她推托。

“读美容，读营养，又或者读插花，茶道什么的，一定有趣。我就不说让你读文学艺术了阿，省得你说我，屎壳郎钻到书堆里，故作孔夫子。”

“不读，我和你不一样。”她这一句话，能把我噎得憋过气去。

当然不一样，你是金笼子里的金丝鸟，我是土里刨食的老母鸡。我心里嘀咕，但我不敢再说出来，怕她又受伤。

那年暑期我想带孩子们回国。出国后再没回去的她，忽然来了兴致。想要和我一道走。

“我们走夏威夷玩几天，转东京停两天，再到香港停两天，然后你飞北京，我飞上海怎么样？”她这样建议。

“你以为我是你呀，拖儿带女的。”

“有我呢，怕什么？”她坚持。

就在我辛勤地打电话咨询，努力比较航空公司优劣，并认真地规划出行路线，旅馆安排的时候，她又打电话来，轻轻一句“不回去了。”就把我多日的劳动晾一边儿去了。

“父母早就没了，姐姐们，寄些钱就好。当年的同学…多少年了…不见也罢！”

她没有继续说下去。我自然也不会追问.

我跟王保罗，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只知道他经营房地产。

人长得一般，属于扔人堆里就找不着那种。尽管他用假发，衣服鞋袜乃至鼻梁上架着的眼镜，都刻意年轻化，到底，掩不住父辈的神态。

个性低调，言语温文，是我能看见的优点。

那次，朋友们约好了去爬山。有几家和我们一样，孩子小。扯的，推的，抱的，一个个累得那叫一狼狈。

王玲玲，长衫长裤大墨镜，裹得严实不说，还举着一把，在美国很难看见人用的花绸伞，甩着手走在最前面。

王保罗，左肩挎，右手提。还不时地招呼“玲玲喝水，”“玲玲涂防晒霜。”照顾得那叫一殷勤，惹得朋友中不乏人感叹“唉！老有老的好啊。”

我对玲玲外出爬山打伞的举动，颇为不解。玲玲的解释是，她阳光过敏，不能晒太阳。

晒太阳，会招致她浑身肿胀，痒痛难忍。

真的啊！

这也太讽刺了吧，生活在沙漠火炉凤凰城里，却阳光过敏。

忍不住就建议她搬往别州，她回答，“王保罗的投资都在凤凰城里，他根本没有可能搬。”

那时候，她并不是基督徒，但她乐此不疲地，为一个华人教会的星期日崇拜，义务准备午餐。看着她，大锅饭，大锅菜地紧忙乎，我曾试图说服她变成教会的一分子，她却说，她什么都不信，只信她自己。

并解释她为教会做饭，只是因为看着百十号人有得吃，特有成就感。

有一阵子吧，她热衷于开PATRTY。

都是在周末。从黄昏开始，她家后院的游泳池，篮球场，就挤满了上窜下跳，大呼小叫的男男女女。

一盆盆的水果，一盒盒的点心，端出来，撤下去。

她不常准备饭菜，大多数时候都是订皮萨，大人还好，吃皮萨的孩子们，常会把红红的番茄酱抹得到处都是。

吃好了，玩累了。孩子们挤在一起看动画片，大人们分成几摊，打麻将，打扑克，唱卡拉OK，各取所乐。

我记得一位来自北京的女子，出国前歌剧院唱花腔女高音的。一晚上霸着麦克不丢手，唱得那个震耳欲聋。

这种时候，她最常做的，就是缩在沙发里，手里随便捧着一杯什么，看热闹，发笑。

终于，老公因为对仙人掌花过敏，更因为对那份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让他“无法思想的干热”厌烦，决定换工作搬家了。

告别的时候，王保罗在一家墨西哥餐厅请我们吃饭。

王玲玲那天话不多，一直心不在焉地摆弄她的头发。

等到吃好离席的时候，她突然问我：“你没看见我有什么变化吗？“变化？在哪里？”不是装傻，我是真没看出来。

“头发。”她瞪我一眼。

“你的头发怎么了？”我还是不明白。

“染了呀！”她略略提高了点声音。

“那，那你染成什么颜色了？”我更加糊涂。

“我的天，我花了一百八十元，刚染成酒红色的了。”她有点气急败坏。

王保罗和我老公都憋不住大笑。

我赶紧把她拉到门外，在耀眼的大太阳下，可以约略看到，那一头让我嫉妒的浓密的发丝上，确有一层隐隐的红。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