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双面月球：冷战太空竞赛与我们的故事 -- 万年看客

大卫.斯科特

1963年春天NASA 终于完成了“罐头塞人”—即宇航员无法控制飞行器——的阶段。约翰.格伦成为第一个进入太空的美国人之后，斯科特.卡彭特（Scott Carpenter）和沃利.席拉（Wally Shirra）在1962年五月和十月又进行了两次水星任务，各绕地球三圈及六圈，最后溅落在太平洋里。当年九月NASA开始筹划真正的飞行。第二批宇航员被招募了进来，为双子星和阿波罗任务做准备。

半年之后，1963年3月，有消息称NASA要招收第三批宇航员，于是我报了名，因为这是上面统一要求的。第二批宇航员里我认识三个，弗兰克.鲍曼（Frank Borman），吉姆.麦凯狄维特（Jim McDivitt）和埃德.怀特，他们都是空军，也都在爱德华呆过。他们都是优秀飞行员，我想如果太空计划能配得上他们，那这计划一定不错。

不过当时NASA的经费还是很拮据。我刚交上申请表，《时代》上就刊登了一张鲍曼和怀特在休斯顿的办公室里坐班的照片，旁边的文章详细说明了双子星计划经费短缺的情况。言外之意是这两人放弃空军事业未必明智。

国会依然不情愿为太空计划拨款，尽管肯尼迪在1962年秋又做了一次关于太空探索的伟大演讲。在参观完新建成的卡纳维拉尔角之后，他造访了位于阿拉巴马汉斯维尔的马歇尔太空飞行中心，韦纳.冯.布劳恩正在这里建造土星系列火箭，也就是日后登月用的火箭。肯尼迪的演讲是在休斯顿莱斯大学的足球场进行的，他顶着酷热向球场里万头攒动的听众勾画了自己心目中美国参与“太空竞赛”的前景。

“我们注定要参与其中，”他许诺道。“我们注定要领先于人……全世界的眼睛都在看着太空、月球以及更遥远的行星，我们发过誓言，不能让征服的旗帜统治它们，而应当让它们插上和平与自由的旗帜。”

“我们选择在十年内登上月球并完成其他多项事业，不是因为这样做很简单，而是因为这样做很困难。”台下的掌声热烈起来，他继续道，“我们乐于接受这项挑战，无意加以拖延，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听众沸腾了。

这番激动人心的讲话标志这太空竞赛的正式开始。它激发了整个国家的想象力，两年前肯尼迪当选的时候，我的反应是“这下得了，看看这个肯尼迪能干点什么事吧。自由派民主党，这回国家是真麻烦了。”我投得是尼克松的票，因为我是在一个共和党家庭长大的。但是这篇演讲清楚证明了肯尼迪高瞻远瞩的领导能力，更不用说杰出的口才了。

尽管如此，依然没人清楚登月究竟有多简单或者多难。反正我不知道。这比驾驶火箭飞机也难不到哪里去吧，我想。无非就是NASA 造一艘飞船再找个人驾驶就是了。回头看来，肯尼迪肯定清楚我们在哪些技术上领先于苏联人。比如我们的惯性制导系统就比苏联人的小巧精确。我们选择这个赛场来证明自由社会比极权社会优越。他有自信打赢冷战中的这一仗。

一年后肯尼迪还会回到德克萨斯进行另一场里程碑式的太空演说。1963年11月达拉斯的悲剧——发生在他发表演说之前——在此时根本无法想象。那年春天我们都十分乐观。

但是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登月还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概念。我心里想的是——如果太空计划打算要我而我也有意参加——进太空飞个一两次，然后继续当我的空军。

在把申请表递交给NASA 后不久，我们一帮人参加了为期一周的体能测试。我们有幸免遭“先行七人”遭受过的有失颜面的检查项目。当年谁也不知道人体究竟能不能在太空中存活，所以他们身体的每一个孔洞都被戳了一遍。

不过除了常规的心电图，脑电图和跑步机测试之外，我们还要接受缺氧测试，在漆黑的房间里坐旋转椅，每小时要喝一夸脱葡萄糖然后作血糖测试。我们的一只耳朵被灌进冰水以观察我们在两个耳道温度不一是能否保持平衡。这一招很能扰乱大脑，还能让眼球不听使唤的乱转。一点也不好玩。

然后我们被送进隔离舱，一关就是几个小时，期间我们的各项反映都会受到监测。我们在里面要接受“麻烦盒子”的测试。这是一个外形为多面体的电子装置，设计十分巧妙，上面满是旋钮和开关。我们要接受各种线索并完成难度不断增加的任务，同时有一队医生会监测我们的各项指标。最后的阶段任务难度之大根本不可能在规定时间完成，就像玩一个注定会输的游戏。这是为了观察我们应对压力的能力。有些人太拿它当回事，结果搞的手忙脚乱。不过这对我倒没问题。

还有一项测试是由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主持的。我们费尽心力想猜出来他们希望听到我们说什么。有一项测试我个人最喜欢，测试人员会向我们每个人出示一张白纸。麦克.柯林斯（Mike Collins）是爱德华的毕业生，为人十分幽默。他之前经历过一遍NASA的选拔程序，不过落选了。他郑重其事的警告我们，要认真对待这项测试，别和他一样。当时测试人员问他在白纸上看到了什么，他说他看到一群北极熊在雪地里乱搞。

他回忆道，心理学家的脸“极其不悦地紧绷了起来。”

还有一个聪明点的答案——我一般不告诉别人——是仔细把白纸端详几遍，然后告诉测试人员他们上下拿倒了。

不管你如何费心应付这帮人，还是很容易出错。有一次一个心理学家考察我的背景，发现我上过麻省理工，于是他问我喜不喜欢波士顿。

“很美的地方，”我说，“不过我是德州人，我们那里的人要热情开放得多。我觉得新英格兰的人有点冷冰冰的。”

然后是长时间的冷场。

据我多年飞行员的经验，绝对不要惹医生或者心理学家，他们一句话就能让你上不了天。于是我小心翼翼地问，“你不是波士顿人吧？”

“土生土长。”他硬邦邦地回答道。

不过我到底还是过了这一关。

全部测试完成之后，我们一共三十人前往休斯顿参加面试和笔试。上面告诉我们，如果我们过了这一关，NASA航天乘员操作组组长迪克.斯雷顿（Deke Slayton）会亲自给我们打电话，这人主管一切有关宇航员评估、训练和选拔的工作。我们可以选择是否接受邀请。

没人知道到底要招多少人以及什么时候有准信。我记得和麦克.亚当斯一起开车返回加州，他也参加了最后的笔试，我确定他肯定已经入选了。一路上我们翻来覆去的讨论参加太空项目究竟是不是好主意。我在麻省理工的学习时光激起了我对太空的兴趣，但当时空军围绕X-15和X-20也有自己的太空项目，甚至还想造一个载人环行实验室。国会一直舍不得给NASA拨款，所以空军这边似乎把握更大一些。我回到爱德华不久就得到了去ARPS当教员的命令，因此呆在艾迪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

那年夏天晚些时候，我们一帮人（包括几个已经入选NASA的人）前往德国和法国的试飞员学校参观。我们在德国时得到消息，斯雷顿的电话已经打过来了。当天晚上我又认真权衡了一下，决定去和我的一位上级，也就是ARPS的司令官谈谈。

他对此毫不犹豫。“只要他们要你，你就去。”他说，“绝对该去。”

“嗯，好吧。”我心想。然后我决定再去和我们的航空军医商量一下。我一向很尊敬他。我跟他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这事我拿不准。”我承认道，“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你感觉着怎么样？”

“我觉得我还是想呆在爱德华。”

“那样的话你就呆在爱德华好了。”

老天，两位我十分尊敬的人给出了相反的建议。这下可把我折腾坏了。我在旅馆的床上坐了好几个小时，想着电话要是真来了该怎么说。离开爱德华等于把查克.耶格尔的世界，我童年的梦想抛在身后。不管怎么说，未来看上去都一片光明。我就像下棋的人一样，不知道该用哪个棋子。

结果迪克.斯雷顿根本没打电话来。第二天早上我们到前台退房的时候，泰德.弗里曼（Ted Freeman）正满面笑容的站在那里。

“命令下来了。”他说。

“你什么意思？”

“你问问前台服务员就知道了。”

前台有我的一封信。我赶紧把信拆开，里面的内容很明确：“三日内到休斯顿报道，你已入选NASA。”

我不能否认我十分高兴能成为第三批十四名受选人员之一。我不明白为什么亚当斯没能入选，不过他留在了爱德华，在空军驾驶X-15，干得同样出色。

我不知道如果那天晚上电话真的打来了我会怎么回答。我猜我大概会答应。就这样，我收拾好行李动身去了休斯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