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把“水”挤干 -- 不速之客

把 水 挤 干

在我国文论中，有许多饶有兴味的故实，黄犬奔马句式的优劣引发了一场争论就是其中之一。这个争论是从穆修、张景造朝，遇见奔马践死黄犬，他们两人试就这件事情记述下来以较优劣的故事引起来的。从沈括的《梦溪笔谈》到冯梦龙的《古今谭概》几家笔记的作者，围绕这个问题，先后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据《梦溪笔谈》第257条载，穆修和张景进宫早朝，在东华门外遇见奔马践死黄犬一事，两人各加记述以较工拙。七月二十日和七月二十八日的《人民日报》也发表了周溶泉、玉青等同志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张景说的是：有犬死奔马之下；

穆修说的是：马逸，有黄犬遇蹄而毙。

《古今谭概》》《唐宋八家丛话》也同样记有这个故事，不过，书其事者却是欧阳修和他的翰林同僚。

欧阳修说的是：逸马杀犬于道；

他的同僚说的是：有犬卧通衢，逸马蹄而死之。

欧阳修随后发表评论说，要是象后面这位同僚那样去写史的话，再长的篇幅恐怕也还不够用。参加工拙论讨论的有《梦溪笔谈》《扪虱新话》《挥犀》等。这些著作没有直接地提出新的

句式，只是在述及这个故事本身的时候间接地提出来了。

《梦溪笔谈》的是，……适见有奔马践死一犬，两人各记其事，以较工拙。

《唐宋八家丛话》的是：欧阳公在翰林日与同僚出游，有奔马毙犬……

《古今谭概》说的却是：欧阳修在翰林时，常与同院出游，有奔马毙犬……

陈望道先生按上述各家的说法列成六种句式，并认为各种说法不能齐一，是因为“意思有轻重”，“文辞有宾主之分”，不能凭抽象地判定孰优孰劣，没有什麽争论的必要。玉青同志却认为周溶泉用计算数字的方法去“评头品足”未免过于拘泥和呆板。看来玉青是不赞同周溶泉的意见的。

笔者认为，古今中外知名作家经验之谈都一无例外地说明“所谓写得好，就是知道用恰当的字去表现一种思想，或一种感觉，将所要说的留下一种强烈的印象”（左拉）。有的作家甚至把字句的简洁精练看成是创作活动中“最大的智慧”和“头等优点”。

当然，简洁、精练不等于隐晦和贫乏。有内容的东西，长一点也是必要的。但是，我们通常说的“精练”，正是要“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鲁迅先生曾十分明确的指出：“可省的处所，我决不硬添”（《南腔北调集•我怎麽做起小说来》）。刘勰早在《文心雕龙》的“炼字”篇中说道：“人之立言，因字而生句，积句而为章，积章而成篇”，因之，“缀字属篇，必须练择”，原因是，句、章、篇之间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篇之彪炳（光华、光彩），章无疵也；章之明靡（美好），句无玷也；句之清英（精粹），字不妄也”，由是“振本而末从，知一而万毕”。进而他又提出了“富于千篇，贫于一字”的见解。高尔基也曾说过“用最少的语言，表现最多的事物”。这里所说的“千篇”“一字”“最少”“最多”显然指的是数量的关系。这就是说，作家们在自己的创造性劳动中总是力图用最经济的手段，包括最简练的语言，去获得最大的效益。亦即要求“要使句子里没有一个多馀的字”就能准确、鲜明、生动地表现自己对生活的理解。

为此，作家把关心和锤炼字句作为语言修养的必要条件。为我们所熟悉的诗人玛雅可夫斯基，在写作中常常因为想把一个字安排妥贴而在万千吨语言矿藏里淘选。所谓“为求一个字，耐得半宵寒”。由此可见，在词汇和概念的汪洋大海里，寻求最合适的字眼，需要付出多麽艰巨的劳动。

总之，欲求文之工，必先求字之不妄。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谈到什麽是艺术性的时候说道：“艺术性就在于每个字句都不仅要用得恰当，而且它还应该是必须的，不可避免的，要尽量少用字，没有简练，就没有艺术性。”车尔尼雪夫斯基“要尽量少用字的意思”，正是既要使句子干净、简洁，又要把作者所理解的生活反映出来。更有甚者，知名作家把写的好的技巧竟直接说成是“删掉写得不好的地方的技巧”（契诃夫）。他们在语言运用上决不挥霍，宁肯吝啬些，再吝啬些。他们把每句间的联系再三“挤紧”，直至每个字都在起作用为止。其目的无非是要求自己的作品在句子里没有多馀的字,而“把一切烂污尘芥都扬了去，把水晶体上的瑕斑磨了去”。由此可见，作家们在技巧上刻意用心的是，能用削得发尖的语言去深翻生活的土壤。加里宁把这个扬尘芥、磨瑕斑的过程，称之为“挤水”。以这种尺度去衡量上面的句式，真正是“挤干”了“水”的应该是“逸马杀犬于道”。因为在这七种句式中，它以最紧凑简练的六个字，比较完整地描述了事件，包括主、受事双方发生的简要情况及地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