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梦评版】杂忆随感漫录--张学良自传 -- 梦里依稀

我同中国共产党人

忧患好恶不得其正

　　我时至中枢，及屡参各项会议，感慨殊深。又因华北党务和中央军队之被迫撤退，于学忠等人的调职，以及冀中等事件，使我患忧不已。

山海关注：

　　长城抗战以后，中日签订塘沽协定，中央军，大部东北军，以及国民党党部被迫离开华北，东北军系统的于学忠原任河北省主席，也在日本的压力下被迫调任甘肃省主席。

　　在京沪时，曾同沈钧儒，邹韬奋，黄炎培，杜仲远等会谈，被他们的言语激动，使我热血沸腾。而党政军少壮的同志，亦多以抗日问题相责勉，致我内心益加惭愧悲愤，屡思有所表达，苦无机会。

　　正当此之前后，陕北剿匪，两遭失败，一百十师和一百Ｏ九师覆灭，师长何立中，牛元峰先后阵亡死事。因此之故，我心中更加悲痛。一者：何立中，牛元峰为我多年僚属，生死患难，二人品学皆可称道，实为东北军将领中的佼佼者。二者：阵亡和伤患的官兵，我当时无力以善其后。中央之抚恤规定，原为全国性质，当然不能单独顾及东北籍军人之特殊。当时的抚恤办法，由军政部发给抚恤证件，统由死伤者的原籍省县支领。我所率领者多为东北籍官兵，在当时情形下，官兵睹此规定，多有不平。某次在京谈及此一问题，有人说东北为东北军所失陷，等到收复东北，再去领抚恤金是也。我闻之心中深为酸楚。三者：兵员及枪械无法补充。因当时的规定，各师皆以省籍为补充区域，而东北军自然无有，枪支弹药也无法补充。更有甚者，官兵的情绪不安，皆以为如此的牺牲消耗，远不如抗日牺牲为光荣。尤以东北籍的将领更具深一层的烦闷――历年流离的苦痛，思乡的观念，加深了抗日而不欲剿匪的心情。自然，他们的情绪，会影响我的情绪。

同中国共产党人的交接

　　我在鄂时，东北抗日宿将李植初（杜）曾向我吐露，彼仍欲返北满，再从事抗日活动。我甚为赞许，彼请求三事，（一）返北满必须假道苏联，现在北满已经有了中国共产党活动，因此必须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二）路费及活动费用。（三）由我选派文武二人，随彼前往，帮同办事，并任联络。我皆应允。我遂征询总部秘书应得田，前吉林旅长赵毅二人之同意，愿去北满工作。彼等行在德国，停留相当的时日，受阻不能通过苏联，不得已而返。应，赵二人仍归回总部工作。

　　李杜派驻西安之代表刘鼎者，彼为一被捕而自首的共产党。方当在西北，剿匪失利之际，而共产党高唱共同抗日之时，由刘鼎之介绍，在上海自称为中国共产党负责者的一个人，愿同我一谈。（此人非潘汉年即为绕簌石，如今已回忆不清楚了。）相谈之下，不得要领。此为我第一次与中国共产党人发生接触也。尔后同中共的联络，多由刘鼎任奔走。

　　财政部曾派一专员持公函来西北总部见我，并出示孔庸之致我的私函，请人帮忙此人要到匪区调查经济状况。我十分诧异，再三询问，该员不肯吐实。我说你如不肯明白说出真情，决难获得通过，彼不得已说出真实任务，是要想向共匪有所接洽。我亦将曾同上海某人未谈出要领的详情告诉他。彼言，上海之人，恐是不能负责，彼必将此事转达匪方。我遂令王以哲将彼送入匪区。当彼返来时，告诉我说，彼之接洽有相当的眉目。

　　共匪在此时际，先后将俘我之官兵，陆续释回。并声言不再敌视东北军，因东北军的官兵，多怀抗日热心，与中国共产党的抱负是一致的，可称为同路人，目下与共产党对敌者，非所本愿也。

　　于廿五年夏间，我得王以哲，刘多荃由洛川来电报告，言共匪派来代表到彼军中，请求与我相见，可否请我莅洛川？我覆电允诺，我亲到洛川。共匪的代表为李克农，该时我并不知晓李克农为共匪中何项人物，彼所述的大旨为：共匪愿拥护中央，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结束土地政策，取消红军名称，听受指挥等等。我认为这些条件是可以接受的。但彼是否可以代表整个中国共产党哪？假如毛泽东或周恩来能亲来见，我可以代为向中央转达。李答称，彼所提之条件，乃是中共中央所决议者。如我能以诚相见，彼可以约请毛泽东或周恩来前来会见。彼遂返回瓦窑堡。

同周恩来会见于夫施

　　再得王以哲电告，言周恩来欲亲来会见，请我约以地点和时日。遂电覆可在夫施，令周福成师长加以照料。我遂飞往夫施。在天主堂寓所同周恩来会见。周恩来为人捷给，伶俐机敏。我二人谈至深夜（按：“西安事变忏悔录”称二，三小时），我曾告诉他，关于政府的一切措施，　蒋委员长为国忧劳，宵衣轩食等等的事实。周亦承认　蒋委员长的为国勤劳，并言彼曾先我而为蒋委员长之部下，惜其左右多有亲日主张者。我遂告以我在某次参加会议，讨论广田所提之三原则问题时，当时的驻日大使曾表示，此为最后之条件，我方须考虑容纳。关于承认伪满一事，　蒋委员长正厉地说：“待我蒋某死后，诸公再谈考虑！”我引此一事为证，　蒋委员长在丧权辱国之下，决不能向日本低头。周言：“你们既然有抗日决心，为什么，必须要消灭愿作先锋，坚决抗日的中共武装哪？”我二人尔后讨论到具体的条件，大旨如下：

（一）共产党的各地武装，集结，点编，受训，以备抗日。

（二）取消红军名称，制度，待遇同国军划一。

（三）共产党不得再在军中作政治工作。

（四）保证不欺骗、不缴械。

（五）共产党停止一切斗争的宣传和行动。

（六）释放被捕的共产党人。

（七）划陕北区为其后方，准其非武装的党人居留。

（八）抗日胜利后，**武装与国军同等复员遣散。

（九）准共产党为一合法政党等等。

　　我应允待机向　蒋委员长转陈，谅能可成事实。二人相约，各不得失信，周遂告别而去。

　　我当时认为共匪具有诚意，自己甚为乐观。遂谋设法向　蒋委员长陈说。曾去南京，思觅机会，惜屡未得尽言。而因粤变，更致无缘陈请。迨　蒋委员长避寿至洛阳，适又有阎百川等会聚，我想这是最好的机会，可以提出来讨论。不意，　蒋委员长在阅兵训话时，严厉斥责共匪为最大的汉奸，一般人愚昧，不明共匪之居心险测，妄言容共，实皆为共匪之张本。我聆听之下，希望落空，甚为懊丧，曾自饮泣。因而愤愤消极，思谋引退，为僚属反对，讥我不负责任，不体念部属，动辄抛弃他们。而我自心又念道国难家仇，如何图抱乎？我遂请求，图将东北军调动，离开剿匪任务。又恳请派我随孔庸之为贺英使节。皆未蒙允准。彷徨午夜，不只如何是好。曾对陕西绥靖主任杨虎城谈及此事。彼深为同情，劝我不可消极，此为国家大事，应一往直前，不计厉害，求其不达目的不止。此处我应当略说一说，杨虎城与我的关系。

　　杨虎城本出身草泽，具秦人慷慨激昂之素性，其粗鲁过我。对共产党的问题，恐怕比我还要模糊。对抗日问题则深表热诚。好接近文人政客，自以为风雅，自然的受了影响。其所统帅的十七路军，亦甚困窘。因之心中时为愤懑。我二人虽系初交，但甚至契，无所不谈，他常对我发牢骚说：“愿为抗日而死，不愿受这剿匪的零罪。”

　　他同情我的主张，认为停止剿匪，从速准备抗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我们为部下的，是应当向长官直陈己谏，这也是我们的天职。　蒋委员长虽然有抗日的意向，但为亲日者流所左右。待　蒋委员长再来西安时，我们要强颜直谏，用一切办法，不达目的不止。一切行动，他皆愿以我马首是瞻。

　　迨至十二月初，　蒋委员长由洛莅节西安。我曾两度悍然陈词，因彼时心气浮动，语无伦次，深受责斥。羞愤忧患，冲动无已。决心武力要请，遂生十二日之变。当事发之初，我曾同杨虎城等会商，变乱目的，促请　蒋委员长停止剿匪，拥护　蒋委员长领导抗日。在事变翌日，我在剿匪总部及西京公园，两度公开地演讲，曾声述　蒋委员长乃是我等的最高领袖，请大家勿生误会，勿起怀疑。今日思来，行动的鲁莽，思想的幼稚，可耻而又可笑！既称尊崇领袖，而举措胁迫，形同叛逆，我所谓“利令智昏”。正是像曾子说过的：“有所好乐，忿愤，忧患，不得其正者也。”事发之后，我深悔孟浪，彷徨无策，遂邀周恩来来西安会商。西安事变的荒谬的举措，除我之少数僚属及杨虎城知晓外，共产党事先未参与也。于二，三日后周恩来携同博古等三人，到达西安，彼等亦讥肖我等行动过于孟浪，遂共商如何结束之策。

　　彼时我已读过　蒋委员长的亲笔日记，惭愧万分。自念侧身旌麾，滥竽党籍，未能窥其高深，鉴其苦衷。但事已至此，使我彷徨无据，进退维谷者！　蒋委员长刚正严厉，无论何等言辞，皆不准我陈述；全国人心惶惶，舆论沸腾；中央的部队，日益逼近，内战即起燃眉。西安少壮派的叫嚣，不达八项要求不止。杨虎城瞻前顾后，畏首畏尾的心情。我睹此情形，五中疚焚，本欲救国，反致误国，遂决心牺牲自身，悬崖勒马，速为约束，以遏万劫之祸，以赎滔天之罪，不为仇者所快，使日寇坐收渔人之利。但回旋无地，无法收场。幸　蒋夫人，宋子文，端纳诸人先后莅陕，从中斡旋，挽救了几乎成为历史上的大灾祸。不但我应该感谢她和他们，后之读史者，对此诸人，亦应表崇敬，要知在当时的西安，人皆目之为虎穴鬼窟，避之尤恐不及，安有冒生死之危，冰天雪地飞航之险，千里来临乎？须眉如斯，　蒋夫人真堪称巾帼豪杰也。

　　蒋委员长仅允许将我等所提至八项要求，可提交中央会议讨论，但又声明，在会议上彼将表示反对。我几经周折，对西安人士，方能加以说服。终于廿五日圣诞节，腼颜恭护　蒋委员长及　蒋夫人诸位飞往洛阳。临行之时，　蒋委员长召我和杨虎城，深切的训诫。并再三阻止我的同行。我思为了国家的纪纲，领袖的尊严，我既肇此祸乱，不能再计及荣辱生死，甘愿牺牲自身，以维国法，以炯后人。遂违命陪同莅洛，转去南京。

变乱与技术

　　写到这里，我想到一件丑劣的事情，但可以作为当前反共抗俄的一个借鉴。

　　当西安事变之初，我本原令不准乱发一枪，不得妄伤一人。迨至事发之后，我一观察，弄得乌七八乱一团糟，真使我凉了半截。如此的没纪律无能力，又安能抗日，又安能革命，又安能建国乎？

　　后来我在雪窦山的时候，有位朋友送给我一本“变乱与技术”一书，我读过之后，理论跟我实际的教训，因而联想到，从事革命事业的人们，必须要注意自身和同志们的技能问题。请准许我说一句－－大家也都晓得的，今后的世界，一刀一枪相斗之局，已经过去，不只是凭优秀的领导人，或者良好的策略，就会成功的。我这句话，不是意味着不需要优秀的领导人，不必用良好的策略－－是要有良好的策略与优秀的领导人，但是得还要具有技术能力行动的人们去实施。我记得与登堡元帅在它的回忆录中关于但能堡之役，曾有过像这样的一段话：（现下我手无此书，仅凭记忆。）“后之人，要打算仿效我的包围办法，你可千万要记着，靠量靠量你的兵是否像德国兵那样？否则你失败了，可别埋怨我。我敢于那样冒险去做，是我知道，确信德国的官兵，能够担负起我给他们的任务。）这是表明了：有执行能力的部众，才能实施良好的策略，达成优秀领导者的意图。我们当前艰苦的反共抗俄的斗争，不只是有坚强的意志就够了，必须锻炼自己，竭力学习，得有精巧的技能，文武的才干，方可能担负起此一种神圣艰巨的任务。

山海关注：

　　张将军是不是在说，西安事变是“革命”，只是由于部队素质不够高，所以“革命”没有革好。:-)

　　蒋总统在“革命教育的基础”一书中所指示的：哲学，科学，兵学连贯教育。那是他多年实际奋斗，在困苦中所得来的体验，给与我们宝贵的教训。　蒋总统他的反共理论，不只可为我们的法，亦可为天下法。不但可为天下师，亦可为百世师。世界的人们，既然认清了要维护人类的礼教和自由，必须同共产党相搏斗。那么，你必须武装你自己。假如，你不愿那样去作，那么你就自甘为羔羊，等着作俎上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