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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军空军之父林弥一郎

在中国空军的历史上，不能不提及东北老航校，在东北老航校的创建史上，也不能不提及为之倾洒热血甚至献出生命的300余名日本友人。四野日籍官兵中功勋显着者，无疑是原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练成大队的林弥一郎部，这支关东军的航空王牌集体加入东北民主联军时，计有飞行员20名、机械师24名、机械员72名以及其他各类地面保障人员近200人。除此以外，还有一些是从解放区转送来的投诚和被我军俘虏的日籍航空人员。以这些日籍官兵为骨干组成的东北老航校成为中国空军的摇篮。这里共培养出飞行员160人，其中23人参加过开国大典的阅兵。当年的空军司令员王海、空军副司令员林虎、北京军区空军司令员刘玉堤，以及曾经击落美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的张积慧等人都是从这里走出的。

林弥一郎，1911年出生于日本大阪府的农民家庭。中学毕业后航校，学成后曾任飞行驾驶教官。1941年9月任陆军第一师团第五四航空队中队长（中尉）不久被派往中国，参加武汉的防空作战，继而到广东，广西担任防空任务。在日本侵华战争中曾与中国空军和美国空军进行空战，对抵抗日本侵略的中国人民犯下不少罪行。关于他的这段经历，日本空军历史上称：林弥一郎是以勇猛果敢而闻名的战斗机驾驶员。日本关东军第二航空军团第四教练飞行队驻扎在沈阳东南的奉集堡机场。部队长林弥一郎更是老资格的飞行员，他一向爱护部下，又有超群的飞行技术和训练经验，深受部下拥护。

日本宣告投降后，林弥一郎所在的关东军第２航空团第四练精飞行队为了不向苏军投降，躲进了深山之中。由于最终缺乏食品决定向中国政府军投降。但是错把在东北的共产党军队当成了国民党军队，于是林弥一郎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俘虏。１９４６年１月１日，中国共产党东北民主联军司令林彪以及中共东北局书记彭真决定成立东北航空总队，要求林弥一郎出来帮助。林弥一郎以改善３００名日军部下的生活待遇为条件答应了这一要求，并且担任东北航空总队的副队长兼参议。由于发生了通化事件，林弥一郎的几名部下受到了牵连，中国共产党中央曾经三次下令要求中共东北局处决林弥一郎。但是当时中共［日军反战联盟］的主任前田光繁（又名杉本一夫，１９３８年在河北被八路军俘虏，成为了八路军第一名日军俘虏，后一直担任中共［日军反战联盟］的责任人）坚定反对，并且中共［日军反战联盟］的政治委员黄乃一出面做保，林弥一郎才免于一死，但是东北航空总队的人事权转移到了前田光繁的手中。

同年３月１日，中共东北局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林弥一郎再次被任命为主任教官。林弥一郎在担任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主任教官期间，在理论、实践、训练、教学等诸多方面开创了共军航空的基础，培养了大量的优秀航空人材。包括王海在内的所有中国人民志愿军飞行员均为林弥一郎的学生。林弥一郎为共产党空军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被军事专家称为解放军空军之父。

事实上，尽管抗日战争已经结束，三年内战期间，东北的国民党军队仍然在“间接”抗日。

苏军向出关八路军总共移交战俘59.4万名，具体被中共留用人员有以下几个说法：

① 日中经济贸易中心理事兵头义清1943年参加八路军，解放战争时在38军112师335团。他透露日本有个38军战友会，大概10000多人，仅东京地区就有几百人，335团的有好几十人。兵头义清说：解放军第四野战军里，曾经有差不多10万日本人。四野一般一个连编有一个日军步兵班,这些日军训练有素，提高了四野的整体战斗力，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② 根据当时日军官员回忆录：八路在60万关东军中搞了个百分比，要求日本人用留下小部分人的代价换取大部分人的遣返。日本人在同胞之间是重视责任感，他们误认为留下必死，因此很多团队中的精英分子和骨干便要求留下，换取大部分袍泽的平安归国。

③ 有官方报道表明，近万名医护人员在林罗军中服役。

④ 1948年9月28日，日本外务省调查局局长加藤松平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向外界公布：日本前关东军官兵及其家属，一共有14万人或被迫留在东北中共军中服役，或滞留在中共控制区内生活；加藤局长肯定地认为，据他们周密调查，起码有6万名日本军人直接为中共军于前线工作，有教授士兵开炮打枪的，有教授飞行技术的，有跟随部队做出战术指导的，也有驾驶坦克和国军直接交战的。以上记录见诸于《纽约时报》，1948年9月29日。

另外，林彪的部队里有三分之一甚至一半是前满洲国的伪军。当时在国民党内有人曾提议收编前满洲国伪军，但被陈诚拒绝。这些伪军最终被不择手段的中共收编了去当炮灰。为打倒中国政府作出了贡献。

请你注意一点，共党没有使用日本战犯，而且参加共方的医护人员很多是日本平民。这个和国民党方面大量使用日本战犯如冈村宁次，如策划炸死张作霖的何本是性质完全不同事。而国民党方面大量成建制使用日本战犯（不是战俘！），当时的的军调对国民党方面给与了更多批判。而你所引用的的共方使用日战俘直接作战的例子，为何没有当时军调处的记录？

抗战胜利后山西滞留日军的最后下场

http://www.sxkp.com 2009-7-27 14:13:54 太原道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广播《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天皇、政府及日本大本营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日本投降书签字不久，原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即向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提出，“华中长江与黄河尚有30万日军，建议暂不缴械，由本人率领，在贵司令的统一指挥下，帮助国军围剿共军。”这一图谋，遭到中国政府严辞拒绝。 　　

　　部分日本人“卷土重来和确保海外日本人势力”的战后构想成了泡影。但是在山西省，由于经济、政治方面特殊的原因和条件，日军残留的图谋却得以实施。经济方面的原因，是山西具有军国主义势力图谋战败后复兴所必须掠夺、利用的丰富资源和潜在生产力。政治方面的条件，是军阀阎锡山的存在和日本侵华期间开展 “对伯工作”（阎锡山，字“百川”）的基础；特别是抗战胜利后阎锡山想利用日军对抗解放军的企图。正是基于这样的原因与现实条件，驻晋第一军及其他侵晋军国主义分子，酝酿、策划并实施了“山西残留”：利用军阀阎锡山留用日军对抗解放军的企图，在阎的“屋檐”下暂时荫庇，而以具有独立控制力的军队残留下来，辅之以经济、政治、文化、情报和社会残留，把山西变成日本实际的殖民地，用战胜国的资源服务于战败国的经济复兴，等待国际局势变幻，山西就是日本重新向大陆扩张的前进基地。 　　

　　1945年8月初到9月初，山西军阀、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就日军投降与二战区受降，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高桥坦、第一军司令澄田睐四郎、参谋长山冈道武等接触交涉。在此期间，双方便谈及“日本寄存武力于中国”问题。随后即派员秘密谈判，达成协议：将投降后的日本军人编成部队，置于阎锡山的编制下；阎锡山对“残留”下来的日军提供优越条件，官佐阶级在原基础上提高二级（一说三级），兵士全部给予军官待遇……到1946年4月，残留日本主体部队编制日本军人已有6600多人。　　

　　残留活动策划、组织者还企图使“残留”下来的日人势力与山西这个中国社会结合，扎根、生存，进而重新占有山西。据现有档案资料综合分析，编入残留部队的日军，安插在山西经济、政治、情报、文化等组织机构的日本军人和侨民，连同所带家属，总数约在12000人左右。为残留日军开办消费合作社、“慰安所”，为残留日侨创办学校、俱乐部，建立残留日人社团、创办残留日人报刊，也在实施或筹划中。 　　

　　日军有组织地残留，保留武装继续战争，引起“军事调处执行部”关注。1946年1月，八路军即向日军发出通告：“日军在投降后仍然和战争结束前保持同样的武器，不将兵力集结一处，而是部署各个要点，这违反《波茨坦公告》。”2月，军调部太原执行小组共产党方面代表，专门到原日军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元泉馨残留部队驻扎的“东沁线”视察。3月，军调部美方代表、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马歇尔与国民党代表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到太原视察。 　　

　　为避免违反《波茨坦公告》而引发国际问题，残留组织者采取将残留日本军人“就地复员”，及伪造技术人员身份和名册的办法，瞒天过海，继续残留。 1946 年4月，从形式上下令撤回编入特务团人员，旋即着手部队改编。5、6月间，残留日军部队特务团、铁路（公路）修复部队编为山西保安总司令部。1947年3 月，保安总司令部编为山西野战军。1947年6月，即正式编为陆军暂编独立第十总队。总队部设在太原市新民正北街原侵华日军第一军司令部，办公处称“复兴楼”，从总队长今村方策到各团骨干力量，基本是日本人。1948年3月，十总队改称“太原绥靖公署教导总队”，实质并无变化，习惯上仍称十总队。 　　

　　由于残留活动的组织实施，侵华日军第一军司令澄田睐四郎掀去战犯的帽子，被聘为阎锡山的军事顾问。第一军参谋长山冈道武有专门设立的 “武顾问室”，一一四师团师团长三浦三郎有专门设立的“蒲研究室”，独立步兵第十四旅团旅团长元泉馨有专门设立的“元副总司令办公室”。日商山西产业株式会社社长河本大作等，被聘为阎锡山的经济顾问。这些军国主义分子，仍旧住着公馆，坐着小车，享受着优厚待遇。残留日军在主体总队之外，还组建了由日军军官任总司令、总教官及部队骨干的机甲队。数百日本官佐并被派往阎锡山军事组织担任教官，对部队进行日式训练。日本军人则唱着“将士的红领章，恰似万朵樱花开”的日本军歌，在汾孝战役、晋中战役、太原战役等作战中，顽抗中国人民解放军，屠杀和残害中国人民。 　　

　　然而，在解放战争摧枯拉朽的炮火声中，军阀阎锡山逃身海外，附植于阎锡山军队的残留日军，也随阎军的覆灭而覆灭。 　　

　　1949年4月24日，太原解放。原第一军参谋岩田清一、原日伪山西省公署顾问城野宏，及十总队日军残寇不到400人，在其司令部“复兴楼”全部被俘。十总队总队长今村方策被俘后服毒自杀。至此，阎锡山部队中的日军已基本被解放军全部歼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