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双面月球：冷战太空竞赛与我们的故事 -- 万年看客

大卫.斯科特

NASA在1959年4月为水星计划选拔了第一批宇航员。我记得当时在内参上看到了这些人的姓名和相关信息。我想我的一位队友表示惊奇，没想到真有人会决定参加太空项目。

“得了，这回他们的前途算是泡汤了。真不知道这帮家伙是怎么想的。”这是当时大多数空军飞行员的想法。

美国早期的空间项目并不包括飞行训练。基本上，受选人员的任务就是把自己塞进一个比胶囊大不了多少的舱室，然后用据我们所知经常爆炸的火箭射到太空里去。让一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骑上一枚他无法控制而且十分不可靠的火箭，这个想法不但听起来风险极高，而且叫人完全没有尝试的兴趣。如果是飞机的话，就算出了事故你也总还有一点机会平安降落。然后，他们把几只猴子送进了太空，测试零重力对脏器的影响。这一来我们对成为美国第一批宇航员这件事更加不以为然了。

“你想追寻一群猴子的足迹继续前进吗？”我们经常拿这个问题彼此开玩笑。“我看还是算了。”

不过我们当时和外部世界基本是隔绝的。我们没有电视——有也没多少时间看——广播也都是荷兰语的。我们一点也没有意识到第一批宇航员——也就是日后所谓的“先行七人”（Original Seven）——在美国本土究竟引起了多大的轰动。他们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所带来的媒体狂热完全没有影响到我们。我们的主要信息渠道还是《星条旗》。我们当时对外部世界的了解是挺肤浅的。

礼拜六的晚上放电影，正片开始之前要先放一段新闻。我还记得赫鲁晓夫和当时的副总统尼克松就美制与苏制洗衣机的性能优劣进行“厨房辩论”的情景。当时是1959年夏天，美国在莫斯科举办了一个博览会。也是双方为了缓解冷战紧张情绪所做的努力。

不过在第二年，苏联打下了我们的一架U2，抓住了驾驶员，CIA的加里.鲍沃斯（Gary Powers）并对他进行了公开审判。一开始人们并不清楚他是谁，CIA的秘密行动就更没几个人知道了。就连我们这些驻欧空军飞行员对于U2也知之甚少。上级告诉过我们，如果在我们的防区见到造型特别奇怪的飞机要假装没看见——这是机密。鲍沃斯被判了十年，两年后苏联人用他换回了苏联间谍鲁道夫.阿贝尔（Rudolf Abel）。但是这场国际外交风波的影响很坏，改善两个超级大国的关系的希望再一次化为了泡影。

不过鲍沃斯事件并没有引起我多大注意。我更关心的是能不能在飞行员这条路上更进一步。我的目标很明确：进入试飞员学校。完成这一步的最佳地点自然是加州的爱德华空军基地，传奇试飞员查克. 耶格尔（Chuck Yeager）出道的地方。

当时汤姆.伍尔夫还没写出那本让耶格尔流芳百世的《真材实料》（The Right Stuff）。但是他已经是传奇了。作为在1947年第一个驾驶X-1喷气飞机冲破音障的人，他在我们这一行的地位不可动摇。在他之前人们一直担心超音速会使飞机解体。之前已经有许多飞行员因此而牺牲了。因此人们将音障视为生与死的分界。耶格尔为飞行技术开辟了一个新时代。早在俄国人的小不点卫星上天前很久我们就已经打破了音障，我认为这才是冷战科技竞赛的第一枪。

加入试飞员学校的最好方法是先取得航空学的大学学位。所以我还在欧洲的时候就申请了麻省理工并得到了录取。

我回到美国的时候是1960年，肯尼迪正在竞选总统。社会动荡一触即发。南方的民权运动声势正日渐壮大。科技发展也日新月异。我回国的时候似乎家家都有电视，立体声技术也出现了。音乐潮流同样变化惊人，嬉皮士的时代就要到了。

但是，脱离军旅生活投身学术领域对我的影响比所有的社会变革都大。我的女儿特蕾西在我回国的第二年春天出生了。所以我一下子就被家庭生活和学习生活淹没了。老天，大学真不是闹着玩的。

大学生活就好像对着高压消防栓喝水。整整两年，我每天都要学习得四脚朝天。和麻省理工比起来，之前开喷气战斗机的五六年就像玩一样。课程压力很紧，但教学体系却很宽松。在西点，你每天的一言一行都是打分的对象，在麻省理工，只要期末考试过了，上不上课都无所谓。我的老师有好多都留长头发，一开始我还以为他们有毛病。我有个数学老师，整天穿短裤提背包，一路跑着进教室。不过后来我发现他的水平很高，我也很喜欢他。

不久前，相关课程刚刚遭到修改，新添了一门“航天学”。结果我的学位也从航空变成了航空航天。尽管我对飞机的情况很了解，对于航空理论知识我基本一无所知，航天知识更是等于零。航空学是一门已有多年积淀的学科，相比之下航天学的教材基本上都是为数不多的几个领军人物刚刚写出来的。

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太空，这领域既神奇又动人。暂时脱离部队环境使我逐渐开始懂得了其他人对未来太空探索的热情，尽管我还尚未受其感染。当时一切都只是刚刚起步，但是我对地球之外的宇宙空间已经开始产生了兴趣。对于麻省理工的学生来说，当时是最令人兴奋的几年。当时执教的老师有查尔斯.S.戴帕尔（Charles S Draper），沃尔特.雷格利（Walter Rigley）和理查德. 拜丁（Richard Batting）。当时航天学三大热门领域的所有教科书都是他们写的：制导，导航，控制。（不久麻省理工就承担了阿波罗系列飞船制导及导航系统的研制）这些人是自己领域里的先驱，他们开创性的成就永远会被人铭记。

我很快就发现，航空与航天的基本区别在于航空研究的是物体在大气层中的运动，而航天研究的是物体在宇宙真空中，即离地面一百英里以外的空间里的运动。两种情况下物体受到的主要作用力都是引力。但是在航空领域，物体还要受到空气升力和阻力的影响。

物体出入于大气与宇宙之间的方式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课题。这关系到火箭如何升空以及如何返回，如何抵御大气摩擦产生的高温。另一个重大课题是轨道力学，即高速运动物体受重力影响的方式以及如何利用火箭来影响其运动。

我的主攻方向是数学在制导技术中的应用以及天体导航，这也是我毕业论文的题目——在给定时间，需要多少颗定位星你才能飞向月球或者火星。阿波罗飞船的天体定位系统是由36颗分散于不同星座，彼此距离大致相近的星星组成的。这其中包括很多有名的星星例如大犬座的天狼星，最亮的星星（仅次于太阳）。还有金牛座的毕宿五。当时我还不知道它们日后对我会有多重要。

当时，这36颗星星中有三颗只有编号，没有名字。多年以后，他们会以我三位同事的名字命名：阿波罗飞船的三位宇航员，埃德.怀特二世（Ed White II），加斯.格里森（Gus Grissom）和罗格.谢夫（Roger Chaffee）。星星的名字分别是Regor（Roger的倒拼），Navi（Ivan 的倒拼，Ivan是格里森的中间名）还有Dnoces （Second的倒拼）。这三个人都将成为我的挚友。但那正如他们三个悲剧性的死亡一样，都是以后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