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找到汉人加入东突的证据了？多学科视野下的新疆民族关系召开 -- 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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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转贴的原因是河蟹太厉害，不知什么时候会不见该文：

傲慢与可怜的“伪民主原教旨主义”

——观“多学科视野下的新疆民族关系学术研讨会”视频有感

“原教旨主义”已经不是一个什么好词了，它经常与偏激、疯狂甚至恐怖、暴力相联系。其实原教旨主义所指，原本并不与恐怖、暴力必然相关，它只不过是指一些学说、教派观点、个体强烈坚持信守“原始经典意义”而已，但说被视为原教旨主义的现象，都是固执和偏激的，应该没有什么错。就世界的复杂性而言，我们当然需要多些理性，少些偏执。根据一般的观点，似乎主张民主与自由者，应该多是理性者，当然也不尽然。如果一个民主、自由的追求者将民主作简单化理解，不顾民主的复杂性、条件性、可能性和民主治理的有效性，一味片面地强调民主，那么这种人，大概可以划为“民主原教旨主义”了。这种原教旨主义，固然可能因其浪漫而固执的理想误事、误民、误国，但至少就其本身来说，还是可爱的，就像那位吉诃德先生。这样的人还可能以其民主立场的坚定一致性，始终保持自己的批判精神，不至于沦为专制，更不会沦为恐怖、杀戮的帮凶。但是如果所谓的民主、自由的主张者，自觉或不自觉地将某一方（常常可能是西方）视为民主的化身，而将另一方视为专制、暴力的等身，从而以民主、自由的名义行毛氏阶级话语的立场划分，那么他或他们就很可能是“伪民主原教旨主义者”，并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走向民主、自由的反面，沦为暴力、专制、恐怖的帮凶。我从前不久结束的“多学科视野下的新疆民族关系学术研讨会”上，就发现了不少“伪民主原教旨主义者”。

在中国，虽然族群问题日趋严峻，但这一直是个禁区，即便是3·14、7·5之后，依然如此。因此，7·5之后不久，能够在中国政法大学召开一个“民间”性的新疆民族关系研讨会，实属不易；尤其是考虑到此次研讨会，直接就是以7·5事件为焦点，就更加难能可贵了。然而很可惜，看了此次研讨会的相关视频和一些文章后我却发觉，在不少时间段里，研讨会都变成了批判中共不民主、暴政和控诉政府、汉族“压迫”维吾尔族的声讨会了。一些学者激愤地历数政府在新疆和内地的各种不民主的行为，而涉及到新疆地方发生的所谓“剥削、压迫、专制”行为时，又往往好像是政府和汉族对新疆维吾尔族共同实施的暴行。有一位好像得过什么国际人权奖的老教授严辞抨击政府、中共违反宪法、违反人权，剥夺公民言论自由权和知情权，致使“我们”只知道有7·5，而不知道有伤害维吾尔族的6·26和7·7、7·8，不知有许许多多对于维吾尔族人民各种权利的剥夺与打压。还有一位郭姓学者，不仅不批判、指责7·5暴徒滥杀无辜的罪行，反而说什么：

汉族人已经被完全驯化，成了“豢养的家猪”，丧失了自我维护的能力。尽管理想主义者如张鸣教授鼓励公民个人的抗争，王建勋教授倡导公民的“不服从”，但又会有多少人是这样的理想主义者，甚至于做烈士？在面对武装到牙齿的暴力面前，个人的力量是那样的弱小，个人的抵抗是那样的无意义，鼓励这样的烈士行为，岂不是鲁迅所谴责的让人家去死的冷血？

汉族人已经被驯化，没有希望，但维族却是希望所在，在新疆事件中我看到了转机与希望。尽管这次事件是悲惨的，但这样的惨剧不应该白费，需要的做引导与转化的功夫。

新疆事件可以证明，在维族人群中，那只社会组织的力量没有被消灭，尽管执政者一直在做这样的努力，但证明是失败了。一个有信仰的民族，一个有着强大宗教情感的民族是无法被征服的。伊斯兰教，清真寺，阿訇，维族的宗教、社会组织靠着自己传统的延续，靠着这种民族的尊严而活了下来，这就是力量所在。

这样的言辞，不仅让我发现了这些所谓民主、自由追求者的“伪民主原教旨主义”的马脚，还发现他们可怜的傲慢、偏见与无知。

中共、政府是有很多问题，甚至也不乏集权、专制之行，但是否它们的所有行为都是专制和暴行吗？难道中国政府、中共的少数民族政策及其执行，都一无是处吗？难道国家的新疆治理都是专制压迫吗？难道中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就没有理想和关心、保护少数民族的成份吗？

不错，中国汉族人口占全国人口的90%以上，而且客观上汉语文化也是国家的主流文化，但是仅凭此就能将新疆的汉人与政府划等号吗？在新疆政府、权力有集权、贪腐等劣行，但难道只是汉人执政的政府之所为吗？如果果真如此的话，又怎样理解新疆不同族群的人民，对新疆某些政府行为或领导人的普遍的不满呢？难道新疆的穷人、权利受侵害者就没有汉族或其他少数族群成员吗？

新疆的维吾尔族同胞，固然是新疆地区长期、主要的本土居民，但汉族、哈萨克族、蒙古族等众多族裔的人民，就不是那片土地上共同的主人吗？难道那里就不是新疆其他族群人民的家园吗？在漫长的中国史、西域史的历程中，某一个民族来了，另一个民族离开或消失了；某一个或两个（甚至几个）民族发生了混血，形成了今天的某一个民族，另一种文化影响或同化了另一种或几种文化，形成了不同文化的汇聚。历史上，大家就是这样或你来我往，或生根开花，呀相互混杂，或相互塑型与区分。而近现代以来，内地的人民又在一个朝廷或民族—国家的合法范围内，向新疆大批移民。不错，在这种流向新疆的移民潮中，主要流入人口是汉族，而且中原地区人口、资金、生活方式等的流入，也对当地居民，尤其是维吾尔族等一些少数族裔人民的文化与生活，带来了相当大的冲击甚至困厄，造成了程度不同的族群不平等之结构性差异。但是难道内地的人口、技术、物资、资金、文化等的进入新疆，就没有可观的正面效应吗？即便新疆移民的倍增，带来了很多问题甚至冲突，但是这中间究竟有多少是属于全球现代化推进的共同境遇？有多少是由于汉族过量移民所致？有多少是政府、体制行为的不当？有多少是受影响族群或个体自身的原因？连对这一切问题、原因，都没有进行起码的设问，就将新疆问题一股脑地归结为政府的专制、中原与汉族的殖民性掠夺，归结为压迫与反抗的因果关系，这难道符合民主、自由的理性原则吗？在这种压迫、反抗的思维下，新疆问题这一民族—国家内部的地区性结构问题，就被实质性地解读成了帝国主义与被殖民国家和被压迫民族之间的侵略与反侵略、殖民与反殖民、压迫与反压迫的国与国之间的问题了。

一些民主、人权教授说政府不民主，进行信息封锁，导致你们不了解新疆存在的许许多多对于维吾尔族不公平的事情，只知道7·5，不知道6·26、7·7、7·8。不错我们的知情权经常被剥夺，但是请问，发出这样感慨的专家、学者、人权斗士们，有几个主动地了解过新疆的深层现实？难道政府、中共真的对“敏感信息”的控制就达到滴水不漏的程度了吗？你们主动寻求过与新疆不同族群的人民的互动吗？不错，你们身在北京或内地其他地方，但你们是否主动通过互联网去接触那里的人民和那里的信息，与他们进行切实地交流、学习、讨论、争辩……你们自己平时不去这样做，等到新疆问题激化后，你们又以民主权威人士，指三道四、张冠李戴。听到了一两个所谓来自新疆现场或了解新疆情况的人士的情况介绍或控诉，就好像是如梦方醒，大声高呼反压迫、要民主、行自由，显得自己好像是很公正，摆脱了狭隘的汉族身份，以维吾尔族人民的人权代言者的角色来发言。

请问你们是否想过，你们所听到的来自新疆的控诉，是否含有偏见或不确之成分？你们是否想过自己凭什么以民主、人权的身份代替维吾尔族说话？你们所听到的那些声音、那些情况，能够准确地反映整个维吾尔族的想法、生存实况吗？能够反映两千多万新疆各族人民所思、所想、所在吗？你们说你们不知道6·26、7·7、7·8，这究竟是什么意思，难道它们都像你所听说的那样，是汉族对维吾尔族的“种族清洗吗”？仅以6·26而言，政府的处置的确非常非常成问题，我也无法理解，在现代化通讯手段如此发达的今天，竟然会出现那样长时间的失控的斗殴。但是仅凭此，就能将6·26归结为政府或汉族单方面的恶行吗？政府对6·26、7·5、7·7等事件情况的半隐半露，是带来了很大的负面影响，但其中就不包含怕引起维汉两族更大仇恨的用意吗？难道都是偏向汉族的专制的信息的隐匿、误导吗？

更可笑的是，一些无知傲慢的人权学者们，跟着不负责任地将政府组织南疆维吾尔族农民到内地打工、选派新疆各年级学生到内地学习等，说成是政府别有用心地向内地输送劳动力或同化维吾尔族或其他少数民族文化的险恶之举。你们不了解中国新疆也罢了，难道你们就不是中国人吗？难道不知道中国内地一般打工者通常的遭遇吗？他们做的工作往往是高劳动强度的，而工资却很低（月薪几百元的情况非常普遍），而且常常被拖欠工资。但是据报道，疏附县到韶关旭日玩具厂的务工人员，2008年最高一个月可以挣1600元，最低的也有1200元；而他们家乡当年的人均年收入才2649元。（《广东韶关：让新疆籍外出务工人员长期安心就业》，http://news.sohu.com/20090722/n265412468.shtml）政府安排这样的外出务工，难道不是帮助贫困地区的维吾尔族脱贫吗？难道能把这解读为强迫维吾尔族同胞去到内地填补劳动力不足的空缺吗？（虽然没有听到研讨会上有学者这样说，但在网上有此类说法，而人权学者们应该是采纳了这种观点）至于说在内地办新疆班，提供优惠条件接收新疆学生到内地学习，当然除了提高维吾尔族等其他族群青少年教育水平的动机外，还包含促进少数民族和汉族的相互了解的用意。有些人把这解读为政府想同化维吾尔族文化的不怀好意的有意安排。不过我想在做这样批评时，是不是需要去了解一下，有多少新疆的维吾尔族、汉族或其他少数民族的家长想让自己的孩子获得这样的学习机会而不得？如果说政府这样做是居心叵测，那么是不是像当年的美国或南非那样施行种族隔离就正确呢？在此次研讨会上，有维吾尔族学生说，新疆推广“双语教育”的结果，造成现在在新疆找不到任何一个真正的民族中小学，大学也都没有了民语授课。过去几年新疆的“双语教育”问题是很多，但说不再有真正的民族中小学，显然恐怕言过其实，至于说新疆的大学已经没有民语教学，更与事实完全不符。可是听到这些后，我们的一些学者则就视之为真，并由此而谴责政府不民主、专制、压迫。

7·5事件暴发后，即便是像热比娅这样的人，都竭力回避与7·5暴力事件的关系；国内有的维吾尔族人士还认为7·5是新近传入新疆的某一极端宗教派别所为。可是前述所引的那位邓教授的发言，则几乎快要把7·5美化为抗击暴政的英勇之举了。从网上我们可以读到邓教授批评当下中国民族主义和网络暴民的犀利文章，（参见邓文初：《致网络暴民们》，http://www.21ccom.net/newsinfo.asp?id=3740&cid=10352300）我们看到他是那样珍视民主、自由之理性，可是怎么能够又如此轻易地将不分男女老少的乱砍滥杀的暴行正义化呢？（汉）民族主义固然可怕，网络暴民之言语也非常危险，只是我搞不清，如果这些言辞都算是“兽性”的话，那么斩首、砍杀又算“什么性”了？令人可笑的是，邓教授还想自不量力地去“引导”、“转化”那些施暴者，我真不知道他准备拿什么去“引导”、去“转化“，难道以他自以为是的“民主”吗？

王小东说，中国存在着一种“逆向民族主义”，我并不大同意，但是当我看到邓教授一再贬低汉族，将他们视为“驯化的猪”，不能不说，这的确有几分逆向民族主义的味道了。如果邓教授只是出于鲁迅式痛切，而不是那样片面地去充当民主人权的斗士的话，我们或可理解他的良苦用意。可现在，作为一个汉族，一个并无多么强烈汉族情感的中国人，我却感到被深深地污辱了。其实就算是我们不去计较邓教授是不是逆向民族主义者，就以现实中存在的一些现象来看，说汉族人完全成了“驯化的猪”也是站不住脚的。如果说杨佳、唐福珍是邓教授小视的“个体反抗”的话，那么近一两年来发生的瓮安、石首事件等该做何解？任何民族、族群都可能在长期压制下奋起，还可能在暴力、恐怖的示范下，成为种族暴力分子，7·7当天乌鲁木齐街头的一些汉族就是如此。

不同的伪民主原教旨主义者在声讨完政府、汉族的所谓专制、殖民暴行之后，都强烈要求政府施行真正的民主之制：有的要求在新疆、西藏等地区，全面、真正地落实民主自治，让当地人民自己管理自己；有的则建议施行联邦制、邦联制，或共和民主制。我不清楚他们所开出的制度药方是否合适，但如果我们的民主人权教授、学者们，这样一边倒的控诉政府，批判汉族，将不同民族之间的民主治理所必需的相互谅解、相互妥协的基础都如此彻底地抽空了，民主、自由、宪政又何以在新疆施行？如果我们的教授、学者们都是如此可怜的自负、无知的话，又怎么能够让人不担心所谓民主制度的实施，不会将中国引入无序的混乱之中呢？不会立即将我家乡的人民深陷于种族仇杀之中呢？不会让新疆的汉人成为“被解放民族”的驱赶、报复的对象呢……

2009-12-30草

2010-1-3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