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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各位对中泰拳王争霸怎么看 -- 只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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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瞭望东方周刊的一篇文章,不知道可信度如何

传统武术在攻防技术中掺杂了大量象征性动作和门派仪式动作,从功法上看,传统武术仍保留着很原始、低效的操习,与其说是增长格斗实力,倒不如说是在祈祷、苦行和磨炼耐心

梅惠志第一次真正接触泰拳是在1990年。当时,作为北京武术散打队的首任总教练,他带队参加刚刚设立的京港搏击会,虽然带去的都是当时的国家级顶级散打高手,但那一次中国散打惨败于泰拳。

“没办法,我一看到泰拳用肘用膝,就只好丢毛巾。”梅惠志说,当时,北京武术散打队第一次出国,根本不懂什么是自由搏击,对泰拳的膝肘攻击很不适应。“与泰拳硬碰硬,我们根本打不过,拳脚打在对手身上,跟打在皮球上一样。而当时我们的队员抗击打能力比较差,挨上两三下膝肘就不行了。”

此次惨败之后,梅惠志等人才把泰拳的录像拿回来反复研究。“泰拳非常硬朗,主要使用边腿和膝肘。他们的记分主要是以击倒而定的,所以踢你时一下是一下,你的重拳他们根本就不躲。但我们的散手没人家能挨打,散打只有发挥摔法的优势才有取胜的机会。”梅惠志说。

不久前泰拳拳王放言要秒杀中国功夫,无论是否炒作,让人们再次审视声名在外而又难以捉摸的中国功夫,如果站上擂台,竞技力究竟几何?

散打为何难敌泰拳

梅惠志是北京市散打运动的创办者。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作为北京什刹海业余体校国际式摔跤教练,他在北京武术队主教练吴彬和中国式摔跤教练李宝如的协助下,开始练习散打。

练习散打的原因是当时中国武术套路表演走向了世界,并获得国际好评,影响力越来越大。许多外国的武术爱好者来到中国,都想与“中国功夫”较量较量。尤其是李连杰主演的电影《少林寺》上映之后,中国功夫实战能力如何,成为一个亟待证明的焦点。

“那个时候来挑战的国外武术爱好者,很多都由我来对付。”梅惠志说。但来较量的一般都不是职业搏击手,由摔跤转为散打的职业运动员梅惠志完全能够应付得来。“在1990年第一次带队参加京港搏击会之前,我们对世界上的整体搏击状态并不了解。”

其实,中国功夫与泰拳的较量一直在进行着。目前可以查到的资料显示,从1921年开始,中国功夫就在向泰拳发起攻击。但除了1922年,由流亡泰国,本有武功,并拜华裔泰拳宗师为师的李德与泰拳手打平之外,其余皆遭惨败。

而1958年至上世纪80年代,由香港和台湾组织的数次中国功夫与泰拳的比赛,也仅有一场平局,其余都告失败,而且败得相当惨,最短的一局仅坚持了20秒。

但近几年,散打所代表的中国功夫在与泰拳的对抗中,却出现了赢多输少的局面。“双方研究规则,泰拳可以用肘膝,我们可以用摔法,做好针对性练习,赢面比较大。”梅惠志说。

不过,近几年的中泰对抗赛,中国散打的成绩受到了不少武术爱好者的质疑。人们在有限的中泰对抗录像中,以及各种中泰对抗赛中国散打大获全胜的消息中,对泰拳手的来历及资质并没有多少了解。

相对来讲,为众多搏击爱好者所熟知的泰拳王播求与中国散打冠军孙涛的对抗,更像一次上规格的对决。在这次比赛中,播求很顺利地拿下了孙涛。这个结局似乎并不是那么令人难以接受---从双方的简历可以看出,作为职业泰拳手,播求在日本最知名的站立综合搏击赛事K-1上风靡全球,其成绩是170 战,155胜;而作为中国体制内的运动员,孙涛的比赛次数只有24战。

民间并无武功高手

虽然,从中国功夫与泰拳的对抗历史中,中国传统武术的成绩还不如散打来的好看,但大多数中国人仍然相信,真正的中国武术的技击精华是在民间,在传统拳术中。虽然没有任何确实的证据证明这一点,但人们更愿意相信,在那些与世隔绝的密境,有神仙般的武林高手存在。

“虽然存在民间有高手这一说法,但民间拳手的水平并不高。与散打相比,基本没有对抗性。”梅惠志说,他曾经会过许多民间高手,“很多都坚持不到十秒八秒。”

而在1980年和1981年,北京搞过散手试点,当时来自民间的参赛拳手有上百人,包含了八卦、太极、大成等等拳种。“但比赛刚开始没两天,一看进入半决赛的选手,都是练习散打的了。”梅惠志说。

民间武术大多没有经过对抗训练,一上擂台就“不管练习什么拳,最后都成了王八拳”。对抗起来根本没有反应,挨上两下就不打了。

“有一位练习八卦掌的,比赛开始了,他还在那转圈子,被我们的队员追上去,踢了两脚,就不打了。”梅惠志说。那一次,最后冠军都被体校队员拿下。

1987年,梅惠志带队参加武当山全国武术擂台赛,这一次的场面比北京的散手试点更加热闹,赛场上有扮成武松模样的,还有和尚、老道比赛前表演,架势挺吓人。有人一掌把木板中的铁钉子拍了出来,可一上台打擂,那人只挨了一脚,自己就跳下擂台了。

还有一位神秘人物,自己爬上擂台要求比赛,当地组织者要求他先报名,但遭到拒绝,理由是“不敢留名,打完了再说”,并自称已经“毫无欲念,不吃荤腥”。看到这种情形,梅惠志专门交代队员不要踢第二脚,因为第一脚把人踢倒,第二脚必然会踢头,这样会导致这些没有任何对抗训练的对手直接休克。

对于民间有没有高手,著名武术家赵道新早在上世纪80年代就指出一个常识:“在那些与世隔绝的不毛之地,消息闭塞,交流不便,物质贫乏,隐士们如何能启发悟性,拓展眼界,避免徒劳创作呢?又怎样能通过大量‘见手’来交流技术,衡量自己?否则,又是怎么知道他们技高一筹,掌握精髓呢?生活问题怎样解决,营养哪里补给,资金、器具谁来提供?如果自食其力,花大量精力安排衣食住行,训练效果怎能提高?”

而在梅惠志看来,传统武术主要是训练方法和意识的落后,讲究的是口传心授,多是说招说手,平时几无实战训练。“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对方边腿踢你,散手队员会一手格挡,一手反击。传统武术可不这样,他要先做一个云手,动作好看,但对方早就踢到你了。我们同他们交流时,分出胜负也就一个照面,用的就是一个简单的迎击。”

传统武术缺乏对抗训练导致了许多悲剧。1987年,在一次两省警察的集训中,某省一名练习传统武术的警察与另一省份练习散打的警察对练,结果因为前者从未做过对抗训练,在被摔起的时候没有任何防护意识与技巧,头部直接坠地,导致死亡。

中国武术极度缺乏技击性

“但传统武术并不是这个样子的,在很久很久以前,传统武术也是一拳一脚。”中国武术院社会组副主任刘普雷说。

作为格斗技术的武术本来就是打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除了在影视剧中,我们很少看到中国武术与外界的对决,那么中国武术的技击性到底如何?

民间武术家赵道新认为,中国武术最大的骗局就是具有所谓的“技击性”。虽然传统武术有些技法还是包含着较高的技击性和潜在技击性,但赵道新肯定,当今中国武术在整体上极度缺乏技击性。以全球格斗界的战略眼光看,可以说已丧失了技击的竞争能力。

在赵道新看来,今天的传统拳术与学院武术一样以套路为主,并混入了冒充古拳法的套路新作品。而套路与篮球、游泳、登山一样只是提高运动素质的锻炼方式,却不针对格斗需要,特意发展那些直接专用于格斗的素质和技术,从根本上说称不上是技击训练。

从打法上看,传统武术在攻防技术中掺杂了大量象征性动作和门派仪式动作。这些动作与技击无关。从功法上看,传统武术仍保留着很原始、低效的操习,与其说是增长格斗实力,倒不如说是在祈祷、苦行和磨炼耐心。

实际上,从民国时期以来,人们对于传统武术的套路对招一直在进行着理想主义的尝试。“2003年我还亲自参与过这种尝试。”刘普雷说。当时,散打王节目在湖南卫视火爆上演,四川的几位武术爱好者找到刘普雷,希望能够录制一些对招的节目。

“在他们的想象中,仍然还是那种你一招白鹤亮翅,我一招黑虎掏心。”刘普雷说,早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练习散打之前,他就参与过这样的试验,但从来没有成功过。“你想啊,就像治病一样,怎么可能是开好了方子等病人呢。”

但四川的那几位武术爱好者很固执,找到了一位喜好武术的企业家赞助,还找了四川省套路队帮忙,按照这种套路对打的方式进行,结果可想而知。“拿不出手!”赞助该项目的企业家对刘普雷说。

相反,因为那些练习套路的孩子并没有经过技击训练,反而很容易受伤。“尤其是小关节之类的,动不动就会受伤。”刘普雷说。而这相对于现代搏击来说,无疑是没有任何技击性的。

但刘普雷并不认为中国武术的竞技能力在国际上就毫无竞争力。他更加相信是规则原因,对竞技结果有直接影响。

梅惠志也是同样的观点。“如果双方约定在相同的规则下进行三个月的训练,然后再进行对抗的话,胜负难料,反正是有得一打。”

而在本刊记者的采访过程中,对中国功夫竞技水平最悲观的说法来自一位在国外学习柔术、到中国创办竞技俱乐部的华人。他认为以当前中国武术的竞技水平,需要三年的时间才能达到日美水平。

国际拳坛为何不见中国选手

既然中国武术的竞技水平在国际上并不落下风,为什么在诸如UFC、PIRDE、F—1等国际顶级的搏击赛事上,见不到中国选手的影子?

“这是因为我们采用的是全运会体制,我们的精力没放在外出竞技上面,而要打F—1必须要长时间的竞技训练。”刘普雷说。

1998年年底,刘普雷曾经带队去过K—1现场,当时主要是带套路队去做串场表演,其中还带了两位散打运动员做现场表演。“那是我第一次去K—1现场,到了那里才知道原来一个擂台赛能做成那个样子。”刘普雷回忆说,六万多人的现场,灯火辉煌,壮观极了。

接触过K—1之后的中国散打选手曾经低调参加过这个比赛,但结果并不理想。不过,本刊记者采访中发现,实际上中国的散打运动员都比较想参加诸如K—1的国际顶级格斗赛事,一方面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实力,另一方面是为了高额的奖金。

但是,作为国家运动员的中国散打高手并不自由。首先从身份与资质上来讲,专业散打队是行政性的,全运会的体制需要这些运动员全力以赴打好国内的比赛;而在技术实力上,我们的打点打分的比赛体制,并不适应F—1。参加F—1的拳手都是为了高额奖金,“人家是挣钱来的,打起来很拼命。”刘普雷说。

“其实,最大的问题是教练。”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搏击手说。国内的全运会体制使得职业教练以及运动员都必须围着全运会使劲,对于他们来讲,根本没有去国外顶级搏击赛事交流的必要。而更重要的是“他们输不起”,这直接关系到他们的根本利益。

现代性质武术俱乐部体制在中国的发展尚处于艰难起步状态,要培养出自己的职业搏击手,还需要一段不短的路程。但好在中国武术协会对于俱乐部的建设越来越重视。“这是我们的一个方向。”刘普雷说。

俱乐部的建设不仅能够极大地活跃中国的搏击市场,还能够拓展职业运动员的就业。或许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不再感叹“国外的搏击手都是明星,国内的搏击手都是保安”的尴尬现状。■

(本文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作者:王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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