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双面月球：冷战太空竞赛与我们的故事 -- 万年看客

大卫.斯科特

D日——1944年6月6日——是我的十二岁生日。我从没过过这样的生日，似乎所有为了诺曼底登陆的庆祝活动也都同时是为我举行的。德国投降还有11个月，那之后还要再过几天我父亲才能回来。驻扎在欧洲的时候，我父亲受命负责一架米切尔 B-25。他花了好几周的时间才把它飞回美国，途经非洲和南美。

当他到家时，我知道我已经足够大了，他可以带我完成我的处女航了。我简直迫不及待。那趟飞行无与伦比——开始的时候的确有点吓人。我们刚刚离地我父亲就做了一连串令人眼花的技术动作。做第一个大回旋的时候，我还以为飞机的爬升永远不会停止。这让人很不舒服，和我想的一点也不一样。但是当我们穿越云层又冲向地面的时候，眼看着田野、树木、房屋和汽车就像玩具一样，我从来都没有这么兴奋过。自由的感觉令人心醉。刚一落地，我就理解了为什么父亲对飞行抱有如此的激情。

还要过好多年我才能体会到自己控制飞机的快感。但我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的。

战争结束后我们又搬家了。这次是加州河滨县附近的三月空军基地（March Air Force Base）。我在那里考入了河滨县工艺高中（riverside polytechnic high school）。学校很大，足有三千多学生。学校也招女生，她们上打字课。其结果是很多男生也都报了打字课。那段时间很美好，充满了派对、弹子球和约会。

我在学校里很不张扬，总是坐在教室后排，很少发言或与人争论。不过我父亲还是一直叫我“要积极主动”。

“别老从教室后排坐着，”他说。“要大胆发言。”

我打篮球的时候他也一定会在。“跑动勤一些，向他们施压！”

我父亲曾经是个童子军，所以我也加入了童子军。他还喜欢打高尔夫，我就给他当球童。他还教过我驾驶。

后来我加入了河滨县游泳队，连破好几项记录。我不认为自己是什么游泳天才，不过早年在荷摩沙海滩畅游大海的经历的确很有帮助。游泳使我受益良多。它教会了我竞争、团队合作、坚忍不拔、以及大事临头时如何在身体与意志两方面做准备。有三位教练对我影响极大，高中一位，密歇根大学一位，西点一位。最终我有幸入选了全美游泳队和东部校际全明星水球队。

所以，当我父亲接到前往华盛顿特区的调令时，家里人关于我是否应该留在加州上完高中并继续游泳意见很不统一。最终我还是和父母一起走了，并在乔治城上完了高中。不过即使在当时我就已经打定主意要上西点了。我只是没把握能不能进得去。参众议员我一个都不认识，找不到资助人。我参加了公务员考试，同时还拿到了一份密歇根大学的游泳奖学金，专业是机械工程。1949年秋天我离开了家，度过了说长不长，说短不短的一年。

有时我也会奇怪，为什么要放弃密歇根能够带给我的一切。但是第二年春天我参加了西点的入学体检，随后就得到了一个名额。1950年7月4日，我踏上了开往俄克拉荷马的火车，前往西点。

尽管我极其希望成为飞行员，我对自己在军队里的发展前景并没有太高的奢望，尽管我很享受袍泽之谊。二战后美军的扩编使得我小时候我父亲享受过的小圈子气氛荡然无存。但他对我的选择无疑有影响。他知道我想飞，也希望我能加入空军。当时要想在从军的道路上有所发展无外乎两个选择：安那波里斯(Annapolis)的海军军校或者西点。我父亲给过我许多好建议。他不是个形容于色的人，不过我考上西点那天他真的十分高兴。

不过我得到的最好的建议来自一位我在游泳池遇到的上尉。我告诉他我要去西点之后，他告诫我“一定不要丧失幽默感。”他说的很对，我一到校就意识到了这一点。

西点里压力很大，都是精神压力。不会有人揍你，事实上，关于身体接触的管理条例十分严格。高年级学生必须要获得许可才能接触低年级学生。如果他看见你的制服上有线头，他会先问你：“我能碰你吗，先生？”然后才会帮你掸掉。

但是他们在尊敬、纪律、遵守命令方面要求很高。头两个月的“驯兽营”就是为了在这方面打基础。

“驯兽营”完全拿你当动物对待，早中晚都要听命行事。自然，人人都胆战心惊，这正是目的所在。能来西点的人都是人尖子，现在他们全都被打回了原型，不得不像不懂事的小孩一样从头学起。入学的第一天我们进行了整整一天的长途行军前往战胜纪念点（Trophy Point）报道。接下来就是艰苦的操练。五点半吹起床号，全体整队，然后就是不得空闲的一天。皮鞋和步枪要擦得锃明瓦亮，制服要穿得一丝不苟，要做的事情太多，时间总是不够用。进了食堂以后有半小时吃饭时间，不过总有人在我们吃饭的时候不住地向我们提问。我们必须不断学习，背诵军号宝典（bugle notes）里的内容，譬如关于纪律的定义之类的。

我们什么都得学，从战史到军事卫生，从扎营到拼刺刀。拼刺刀，天哪，我可忘不了拼刺刀——从没经历过强度这么高的训练。我们得穿上战斗靴和套头衫，拿上12磅重的步枪，全速冲到四分之三英里外的演习场。然后就是无休止的劈、砍、刺、复位，然后再全速冲回来。我们个个状态一流，不过训练实在是累死人了。我们受的教育是坚持再坚持——要在突破生理极限的情况下发挥正常。二战结束只有五年，战时状态远未完全解除。我当时很不喜欢这一点。但是回头来看，这大概是我一生中最有教益的四年。

我学到了纪律、服从、尊敬、秩序、计划与领导他人所需的资质。做领导的秘诀在于拉而不推，以身作则。我学会了让步妥协与尊重他人的感觉。针对西点的攻扞多年不断，但西点从未停止贡献优秀领导者，例如艾森豪威尔，麦克阿瑟，还有巴顿。

在校最后一年的夏天，我们被派往南卡罗兰纳的杰克逊堡，以军官的身份去训练新兵。这使我们在带兵方面积累了大量经验。这事很严肃，因为这些新兵一出训练营就要奔赴朝鲜前线了。这使我忍不住思考：这帮新兵有不少还都是孩子，刚刚走出庄稼地，既不能读也不能写，但是依然应征入伍了。他们时常不理解自己所做的一切，但依然义无反顾。这对我日后理解越战的进行与反战情绪很有帮助，但那是日后的事了。

朝鲜是当时的重中之重。我刚刚进入西点几个月战争就爆发了。我们实时收听了麦克阿瑟将军因为试图将战争引向中国而被杜鲁门总统解职一年后在国会所作的演讲。那段“老兵永远不死”实在是感人至极。大家对这位老西点人的黯然下场都感到十分惋惜。但是老师教导我们民主的基础不是军管而是民治。仅仅因为你是一名出色的将军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染指国家的管理，管理国家的人是总统。这对我们理解我国的政体运作是极其宝贵的一课。

不过我对政治没什么兴趣，我连报纸都不看。反正也没时间。我们主要学历史，我知道苏联在1948年对柏林的封锁与空中生命线，以及次年毛在中国取得的胜利。但是朝鲜战争的重要性盖过了这一切。战争开始不久我父亲受命担任了冲绳基地指挥官，我知道他肯定在朝鲜执行过任务。我们都认为只要我们一毕业就会奔赴前线。但是战争在我毕业前一年结束了。

教军事战略的老师们对于下一场战争的对手毫不怀疑：俄国。更确切地说，苏联。

我们的大部分老师都是现役军人，几乎全部都是二战老兵。我记着其中有一个当年在巴顿手下第三军服役。他是个火爆脾气，一上课就拿教鞭指着我们，问那个重中之重的问题：“下一场战争在哪打？”然后不等回答就用教鞭狠抽一下讲台，“俄国！”啪！“俄国！” 啪！“俄国！”

我们也研读东线的德国将军们记的日记。都是德文原文，打得很粗糙。“小心游击队！”其中一个写道。他们怕俄国人。

老师教育我们共产主义的本质是坏的，谁也不想在这种可怕的政体下生活。苏联的野心是征服世界，1953年斯大林的死去也没有改变这一目标。共产主义者正在行动，四处扩展势力。这是十分严重的威胁。苏联是敌人。

即使是在美国国内，人们也在恐惧“内部敌人”的威胁。随着麦卡锡参议员“根绝赤患”口号的提出，这种恐惧达到了顶峰。我当时的政治立场挺保守，真心相信只要揪出一个共党分子就应该就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