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反贪阳谋 -- 迷途笨狼

历史证明，指望个别清官往往源于腐败横行，从战国开始，中国官员的职责范围就细化了，没有同僚配合，腐败严重的时代“清官”想把工作做好是极其困难的。“清官”是腐败社会的副产品，明清清官题材的戏曲评书最盛行，腐败也最严重，“青天”和“侠客”是无奈百姓的精神寄托。一个官员作清官是他的本分，如果把本分作为终极目标，不如早点回家卖红薯。领导组织活动能力不强，很多工作是很难做好的，也许是“清官”，但“清官”不等于称职的官员。清官是合格官员的最低标准，能员循吏才是老百姓的福星，“高薪养廉”可能实现，但廉洁和称职是两回事，廉洁不干实事也是浪费民脂民膏。北宋“冗员”早期清廉，一样是人民的负担，满地清廉不必所谓的民主化也可以实现，战国时期秦国独裁，中下层官吏公事不敢拖到第二天处理，更不敢用找“火星人”、“银河系”、“宇宙局”搪塞。因为极端专制，秦国围绕政治权力的高层腐败依然存在，不过放孟尝君归来应该是有意为之，秦人决策者不会傻到被鸡鸣狗盗之徒牵着鼻子走的。战国七雄，韩、魏重用法家更早，魏无忌手下门客和韩非子却不为本国重用，商鞅敢把公子虔鼻子割掉，魏无忌某种意义上在魏国是不法之徒。“以法治国”首先要做到“依法治国”，皇亲国戚马夫太监管不好，法制就是苛政，靠道德治国也是笑话。只拿为求温饱不得不忍辱摆摊的小民开刀，没遭遇群体反抗是幸运的。恩格斯在《给〈社会民主党人报〉读者的告别信》写道：“即使是在英国这个最尊重法律的民族那里，人民遵守法律的首要条件也是其他权力机关不越出法律的范围；否则，按照英国的法律观点，起义就成为公民的首要义务。”

朱元璋登基后俸禄过低是事实，但除了洪武朝，其他时期当官的不是大刀赶上场的，完全可以辞官不干。“剥皮揎草”没有止住腐败，钻研四书五经多年的官员们早忘了礼、义、廉、耻，一个个肥头大耳将军肚，对它们而言，为安全腐败奋斗终身是无上光荣的追求。遏制腐败，群众和下级监督的制度更有效。

有的“清官”，自己不贪污受贿，儿女大捞好处，这样的“清官”不要也罢。有这样一则故事：新官上任问小吏前任官风，答，一年清，二年半清，三年浊。新官感叹，何时熬到第三年？老百姓需要的是能办事、办好事的官员，不是慷慨激昂的演说家。在腐败盛行的国度，一头什么都不懂的猪，只要能学会签字盖章，不管文章多操蛋，只要它不收受贿赂，哪怕整天公款吃喝玩乐，也是清官，圆和的猪腮蛋也很有亲和力。一只普通人不敢接近的狼，如果被任命为官员，再急需通过的申请也不予理会，也可以被认作是铁面无私。

“脏官可恨，人人知之；清官犹可恨，人多不知。盖赃官自知有病，不敢公然为非；清官则自以为我不要钱，何所不可，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天下大事，坏于奸臣者十之三四，坏于不通事故之君子者，何有十分之六七也！”有的“清官”，“官愈大，害愈甚：守一府则一府伤，抚一省则一省残，宰天下则天下死！” ——引文出处《老残游记》

反动统治者最怕的就是被统治者组织起来，日本鬼子先得出中国是“一盘散沙”的结论才全面侵华。很多“英明”的主子树碑禁止结社，反复指示“打击朋党”，朋党也是组织，奴才和大臣结成朋党，主子都害怕，何况人民群众组织呢。朋党有小人和君子之分，对付朋党最有效的手段是另外的朋党，不过历史上，独裁者往往利用小人打击君子，“君子之党”得势后也干出不少党同伐异的事情，为保证国运绵长，多个君子之党并存是必需的。

革命高潮到来的时候，“打土豪、分田地”之类的简单口号比马恩列斯全集杀伤力更大。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运动”，威力的核心不在于甘地的威望，而在于共同的不合作纲领。松散的同盟会，在反清问题上是一致的，在清末，谁先提出“驱除靼虏，恢复中华”都是清廷的噩梦。有共同的纲领就是组织的表现之一，大烟鬼似的小流氓敢收“保护费”，倚仗的也是流氓组织。家庭也是组织的一种，中国农村弟兄多的家庭说话相对硬气。政府也是组织，是组织的组织，政府的威力首先在于有组织。军队也是组织，相同装备下，组织个体越强悍，组织纪律越严明，军队战斗力越强。汉族聚集区少数民族受照顾，一是政策原因，二是其组织性，“齐心”就是组织性的一种表现。治安混乱的边疆地区这类问题反而淡化，估计有组织受到限制的缘故。相反，支边兵团是有严密组织的，有时候还要压制少壮派的情绪。

“团结就是力量”，这里的“团结”指的不仅是人的相互关系，更重要的是组织状态。组织越强大，能提供的支持越多，不过组织普通成员未必是受益者，就像传销的金字塔结构，最下层参与者只能是奉献。构成物质基本单位的分子原子，内部的原子核、电子（更深一步的有夸克）并不稳定，却不影响原子的致密状态。很多退休官员“人走茶凉”，以前人们看重他的，表面是职位，实质是提供职位的背后组织权势。如果城管扒下制服，不开有标志性的车辆去打、砸、抢，哪怕平时再勇敢，“收编”前再臭名昭著，“战斗力”也会大打折扣的。

在古代，小官吏的好处来源是利用“合法伤害权”敲诈勒索，大官贪污受贿并举，古代出了秀才满族欢庆，是因为对小官吏的“合法伤害权”抵抗力增强的缘故。现在对官员的监察，似乎老百姓说不上话，上访信往往也转回原处处理。个体户之所以被歧视，公务员之所以被看重，是政治地位和所属组织导致的差距。群众自己组织起来，凭借权力吃拿卡要的大小污吏们做坏事就要掂量掂量了，说不定会主动夹起尾巴做好人。如果独立工会、独立农会兴起，欠薪的黑心老板、横行乡里的恶霸就成为过街老鼠了，谁当它们利益代言人也撑不起架子，当然这会降低部分官商搜刮的效率。

发动群众自我组织不是鼓励立即组建反对党，那样会引发不可控制的局面，被逼到绝路的执政党不会容忍。而是鼓励弱势群体小范围的互助，针对对象是那些狐假虎威捞好处败坏政府形象的小蛀虫们。鼓励没有职务的基层党员发挥先进带头作用，参与全民互助，也是发挥基层自发组织的重要举措。这样范围有限的组织不会带来混乱，反而会加强中央政府威信，容易令行禁止。没有公开组织一样可以产生暴乱，如果基层组织不完善，往往难以遏制暴乱于初期。太平天国被镇压，打下武昌没有立即北上的战略错误是主因，50万大军迅速席卷河南、山、陕，阻断山东交通，瞅机会威胁北京，湘军出场的机会也没有。虽然洪秀全肯定不是后世贬损的那样不堪，先东征后北伐也有稳妥考虑，但占领南京后主力不尽早威胁北京肯定是错误的战略。苏东巨变，波兰有团结工会，苏联没有，有的是“打着红旗反红旗”的各级干部。参政组织太弱，方 励之鼓励的先入党再反党就更有可能，叶利钦第二或李 登辉第二就更容易出现。

个人认为，一个官员政绩如何，首先应该看他上任一定时间以后，治下人民实际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改变，即使因为“单一经济”和“宏观调控”导致经济下滑，主要责任不在他，但大部分时候是适用的。本条对屁股没坐热的官员考核就免了，治理小地方上任就乱弹琴肯定是不行的，旧有的惯性不是个人力量一下子所能左右。老百姓对长期不见政绩的官员一定要抵制，否则就要调职或为退休后事安排了。政绩考核不用看GDP和引资数量，看当地（县级及以上）每日个人存款总量变化最管用，适当结合个人存款区间分布图。还有就是完全放开户籍的种种限制，根据公民“适彼乐土”的流向变化评判官员政绩。

在普通公民素质高到一定程度前，公民定期选官员上台不如官员由延续上级集体委任，公民定期（每年一次甚至每半年一次）选官员下台，根据相关官员的表现，投票分为“建议褒奖”、“留任”、“建议转职”、“开除公职，用不叙用”四种，“建议转职”和“开除公职，用不叙用”票数之和高于实际投票数的50%一律停职，“开除公职，用不叙用”票数达到实际投票数的25%就永远开除公职。

如果放开小范围的下层自发组织，工作不忙的党员带头也在其列，牺牲的最多是小蛀虫的利益，推行阻力应该非常小了。如果这点也做不到，就只能“放下百叶窗，伪装列车在前进”了。对于中高层掌权者，如果是能员，适当的监督督促也有利于更上一层楼。如果行为不够检点，捞得应该不少了，适时收手享受比天天提心吊胆被“双规”安全。我相信，当今的中国有很多怀才不遇的人，但到一定级别的干部，不管给人的外在感觉如何，肯定不是等闲之辈。凭借他们官场多年摸爬滚打的经验，从官场抽身，在私人财产有保障、垄断被打怕的机制下，追求富翁的投资收益更有奔头。

当列车停止前进的时候，无论伪装多么巧妙，如果修理不及时，务实的乘客都会修理乘务员的。苏联巨变没有大规模流血，是因为列车停止前进时，开出距离已经很远了，教育、医疗、住房、水、电、气等福利已经普及，迄今还在运转，俄罗斯财政收入的一大半为居民福利支出。由于一直是计划经济，普通干部和群众的贫富差别也大不到哪里去。看到有的文章询问1960年为什么不抢，作者母亲回答是那时候干部家也找不到多少余粮。苏联已经成为历史，但苏联解体前的社会保障体系，仍然值得今天的中国人羡慕。

2006旧作《把窗户纸捅开》一部分，2007略作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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