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梦里湖湘 -- 华恩

　　1993年，我刚刚出版了我的长篇《废都》，我领着我的女儿到渭北塬上，在一大片犁过的又刚刚下了一场雨的田地里走，脚下是那么柔软，地面上新生了各种野菜，我闻到了土地的清香味。我问女儿：你闻到了清香吗？女儿说没有。我竟不由自主地弯腰挖起一撮泥上塞在嘴里嚼起来，女儿大惊失色，她说：“爸，你怎么吃土？”我说：“爸想起当年在乡下的事了，这土多香啊！”女儿回家后对妻子说：“我爸真脏，他能吃土？！”我不禁又想到了那碗面条，那面上两个黄灿灿的荷包蛋。

　　那天，为招不了工又参不了军而一直沉闷的我，突然听到了当民兵连长的堂兄带来的好消息：小学校一个女教师去生孩子，要一个代理教师。堂兄说他推荐了我，欢喜得母亲给他煮了一碗面，还加了两只煎鸡蛋！而结果，当我彻夜不眠，翘首以盼，并对教书如何讲课如何用凳子垫了踩上去在黑板上写字想象过无数遍后，堂兄却骂咧咧地来说：平娃字好，学习好，我推荐了他当代理教师，大队也有一个干部推荐了别人，可那娃学习不好，举手时一直定不下来，就在堂兄转身出去尿完尿泡回来，大队的几个人已表决了那个干部推荐的娃！

　　这是怎么回事呀！

　　偏偏又碰上了一个同学，他穿戴整齐，我说：“相亲啊？”他说：“地质队招工我招上了，这是报到去！”一个鼻涕虫，才读过半年的初中啊，我心里恨恨地，刚好看见一对交配的狗在不远处，我恶狠狠地就拣了土块扬过去，并粗暴地骂了一句粗话……

　　后来我上了水库大坝工地，在指挥部办了战报，当时出于充实版面目的而写的诗，客观上开始了我的创作生涯。

　　现在，我已不是那个土著知青、地地道道的农民贾李平了，也没人叫我平娃，我从农民变成了作家，成了城市人，而我却成了一堆数字：

　　贾平凹，男，陕西省丹凤县棣花乡人，生于1952年农历2月21日，属龙相，身高1．65米，体重62公斤，197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分配于陕西人民出版社任文学编辑，1980年至今在西安市文联供职。单位邮政编码710069，地址莲湖巷2号，电话（029）7274959。家居西北大学6—3—407，邮政编码710003，电话是（029）8302328，在住宿楼我是407，住院护士发药，我是348，在单位我是001，电话局催交电话费时我是8302328，去机场安检处，我是610103530221121。犹如商店里出售的那些饮料，包装盒上就写满了各种成份的数字。

“漏斗户主”陈奂生，今日悠悠上城来。

　　一次寒潮刚过，天气已经好转，轻风微微吹，太阳暖烘烘，陈奂生肚里吃得饱，身上穿得新，手里提着一个装满东西的干干净净的旅行包，也许是气力大，也许是包儿轻，简直像拎了束灯草，晃荡晃荡，全不放在心上。他个儿又高、腿儿又长，上城三十里，经不起他几晃荡；往常挑了重担都不乘车，今天等于是空身，自更不用说，何况太阳还高，到城嫌早，他尽量放慢脚步，一路如游春看风光。

　　他到城里去干啥？他到城里去做买卖。稻子收好了，麦垄种完了，公粮余粮卖掉了，口粮柴草分到了，乘这个空当，出门活动活动，赚几个活钱买零碎。自由市场开放了，他又不投机倒把，卖一点农副产品，冠冕堂皇。

　　他去卖什么？卖油绳[注]。自家的面粉，自家的油，自己动手做成的。今天做好今天卖，格啦嘣脆，又香又酥，比店里的新鲜，比店里的好吃，这旅行包里装的尽是它；还用小塑料袋包装好，有五根一袋的，有十根一袋的，又好看，又干净。一共六斤，卖完了，稳赚三元钱。

　　赚了钱打算干什么？打算买一顶簇新的、呱呱叫的帽子。说真话，从三岁以后，四十五年来，没买过帽子。解放前是穷，买不起；解放后是正当青年，用不着； “文化大革命”以来，肚子吃不饱，顾不上穿戴，虽说年纪到把，也怕脑后风了。正在无可奈何，幸亏有人送了他一顶“漏斗户主”帽，也就只得戴上，横竖不要钱。七八年决分以后，帽子不翼而飞，当时只觉得头上轻松，竟不曾想到冷。今年好像变娇了，上两趟寒流来，就缩头缩颈，伤风打喷嚏，日子不好过，非买一顶帽子不行。好在这也不是大事情，现在活路大，这几个钱，上一趟城就赚到了。

　　陈奂生真是无忧无虑，他的精神面貌和去年大不相同了。他是过惯苦日子的，现在开始好起来，又相信会越来越好，他还不满意么？他满意透了。他身上有了肉，脸上有了笑；有时候半夜里醒过来，想到围里有米、橱里有衣，总算像家人家了，就兴致勃勃睡不着，禁不住要把老婆推醒了陪他聊天讲闲话。

　　提到讲话，就触到了陈奂生的短处，对着老婆，他还常能说说，对着别人，往往默默无言。他并非不想说，实在是无可说。别人能说东道西，扯三拉四，他非常羡慕。他不知道别人怎么会碰到那么多新鲜事儿，怎么会想得出那么多特别的主意，怎么会具备那么多离奇的经历，怎么会记牢那么多怪异的故事，又怎么会讲得那么动听。他毫无办法，简直犯了死症毛病，他从来不会打听什么，上一趟街，回来只会说“今天街上人多”或“人少”、“猪行里有猪”、“青菜贱得卖不掉”……之类的话。他的经历又和村上大多数人一样，既不特别，又是别人一目了然的，讲起来无非是“小时候娘常打我的屁股，爹倒不凶”、“也算上了四年学，早忘光了”、 “三九年大旱，断了河底，大家提鱼吃”、“四九年改朝换代，共产党打败了国民党”。“成亲以后，养了一个儿子、一个小女”……索然无味，等于不说。他又看不懂书；看戏听故事，又记不牢。看了《三打白骨精》，老婆要他讲，他也只会说： “孙行者最凶，都是他打死的。”老婆不满足，又问白骨精是谁，他就说：“是妖怪变的。”还是儿子巧，声明“白骨精不是妖怪变的，是白骨精变成的妖怪。”才算没有错到底。他又想不出新鲜花样来，比如种田，只会讲“种麦要用锄头抨碎泥块”。“莳秧—蔸莳六棵”……谁也不要听。再如这卖油绳的行当，也根本不是他发明的，好些人已经做过一阵了，怎样用料？怎样加工？怎样包装？什么价钱？多少利润？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买客多、销路好？都是向大家学来的经验。如果他再向大家夸耀，岂不成了笑话！甚至刻薄些的人还会吊他的背筋：“嗳！连‘漏斗户主’也有油、粮卖油绳了，还当新闻哩！”还是不开口也罢。

　　如今，为了这点，他总觉得比别人矮一头。黄昏空闲时，人们聚拢来聊天，他总只听不说，别人讲话也总不朝他看，因为知道他不会答话，所以就像等于没有他这个人。他只好自卑，他只有羡慕。他不知道世界上有“精神生活”这一个名词，但是生活好转以后，他渴望过精神生活。哪里有听的，他爱去听，哪里有演的，他爱去看，没听没看，他就觉得没趣。有一次大家闲谈，一个问题专家出了个题目： “在本大队你最佩服哪一个？”他忍不住也答了腔，说：“陆龙飞最狠。”人家问： “一个说书的，狠什么？”他说：“就为他能说书，我佩服他一张嘴。”引得众人哈哈大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