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北京对西方为何不再忍让(1) -- 常乐

第一财经发表国务院参事、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文章表示，多种结构矛盾的集中表现，是“高储蓄、低消费”的矛盾，“高储蓄、低消费”是中国经济当前主要的结构问题。为此，应以“消费为纲”、进行“以消费为主导的结构调整”。

简言之，美国发生危机了，世界贸易下降了，中国出口缺了一块，同时靠拼命扩大投资又是有限度的，因此，从继续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长的角度看，必须以近十几年来从未有过的消费增长速度来弥补。这是中国经济今后几年继续维持较快增长的内在逻辑，也是关键的结构问题。就此意义讲，当前中国经济的主要结构问题不是其他，而是要尽快提高“消费”这块“短板”。保消费，就是保增长、保民生、保稳定。

抑制产能过剩、抓节能减排、抓自主创新、抓五大新兴战略性产业的创新和发展，这些都非常重要，但是远远不够。因为要真正克服经济回升中基础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的问题，除了抓投资分配和投资效率这一“投资”因素外，必须抓快速提高消费水平特别是居民消费的问题。由此，收入分配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消费金融与消费基础设施建设、居民资本财产性收入、户籍制度改革和城镇化建设等，恰恰都是结构调整有效的“抓手”。特别是城镇化率水平的提高，更多的是上述各项结构调整政策的实施结果，是提高居民消费率的“载体”。

人们在分析中国居民消费率偏低的原因时，往往从居民储蓄率偏高去找原因，如亚洲文化因素、社会保障不健全等。这自然是原因之一。但是，恰恰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为什么推动中国总储蓄率从1996年的36%上升到2007年的51%？这其实不是居民部门（11年中居民储蓄由19%提高到22%，仅提高3个百分点，但仍低于同期印度的24%），而是政府和企业部门（两部门11年中储蓄率由17%提高到29%，提高了12个百分点，对总储蓄率增长的贡献率高达80%）。也就是说，研究提高中国居民消费率，一要研究如何促进居民储蓄向消费的转化，二要研究如何进一步缩减企业和政府部门的储蓄率，从而提高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使居民在相对更高的收入水平基础上提高消费率。三是通过改变投资的内部分配结构，大力发展服务业，以进一步开发与挖掘新的消费潜力。

为此，采取的对策应是有针对性的、综合的：

1.毫无疑问，首先应尽快提高国民的社会保障水平，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确保在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让国民无后顾之忧。

2.抓紧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调整。通过对低收入群体加薪，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通过二次分配改革，缩小收入分配不公现象，以进一步扩大低收入群体的消费。

3.　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目的是提高以工资收入为主要收入的中产阶层消费能力。

4.　继续鼓励各级政府有条件地继续采取各种直接刺激消费的政策。包括发消费券、“家电下乡”补贴、车辆购置税减免等各项政策。

5.调整投资结构中向民生、向消费基础设施倾斜的力度，以少量的投资刺激广大的农村消费。包括大规模完善大城市与中小城市、与广大农村相连接的现代化销售、分销渠道和网上销售渠道；完善城乡结合的二手市场、汽车和耐用品消费市场；满足落后地区农村的用电、公路需求等。

6.实行有区别的消费信贷政策。对居民真正用于耐用消费品和教育等支出，应大力发展各类消费信贷产品，并下浮一定的利率幅度，给予金融手段的大力支持。

7.细心研究人均GDP在3000~5000美元区间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和人口逐渐趋于老龄化中的消费需求，鼓励政府资金引导、与民间资金捆绑使用，并以税收、房建、医院改革等多种政策优惠支持，大力发展直接服务于消费的服务业。

8.积极培育扩大居民消费能力的资本性收入来源。眼前，在刺激经济复苏的巨大投资中，应该充分做到“让利于民”。只要是有盈利、能赚钱、政府规划必须要搞的项目（包括大型项目），应通过各种金融创新，开设各种金融产品，鼓励民间资金直接与间接参与投资，尽可能减少地方政府发债或者不发债。

9.从2007年起，国家仅开始在央企实行较少比例的资本分红制度。应进一步要求：对地方国企、金融企业中的国有股份也一视同仁，制定相关制度，实行资本分红；并修定有关规定，实行动态调整分红比例。分红资金统一纳入财政各级预算，专项补贴用于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或全体居民的消费水平。

10.有计划地逐步减持各类国企（包括地方国企）中的政府持股比例。目前，已开始执行上市公司国有股划转社保基金的制度。但这远远不够。应对非上市国企、控股上市公司的上级集团公司、已上市非增发部分的国有股份，都按照国家战略，除了需要在一定时期保持相对控股和绝对控股之外的股权，实行有计划的减持。考虑到大规模减持对股市的压力，可以逐步酌情减持。减持后的资金除酌情部分划转社保基金外，也一律纳入各级财政预算，专项补贴用于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或全体居民的消费水平。

除以上10条政策措施外，在目前扩大消费问题上，同样还受到其他行政管理制度等的制约，如城市户籍管理制度、人口政策调整、政府消费如何进一步让渡于居民消费、资本市场深化和金融产品创新等方面，这一切同样需要以改革的态度来认真处置，同样可以通过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扩大居民消费能力。

令人可喜的是，经过30年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经济总体实力已步入世界前沿，加上巨额外汇储备，当前，实现走共同富裕的道路，条件已经初步形成，我们已有能力进一步提升国民的消费与福利水平。因此，只要我们的政策调整及时、到位，中国经济理应能在克服经济复苏基础中的“不稳定、不巩固、不平衡”方面，比其他国家做得更好。

作为对政府工作的进一步措施建议，比起十大产业振兴规划，当今中国更需要有一个政策明晰、内容充实、有时限要求的“以消费为主导的结构调整规划”，以指导中国进一步扩大内需特别是居民消费，尽可能防范把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押在世界经济不稳定周期上的风险，真正确保中国经济长期稳定的增长。外链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