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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向左走,向右走?(1) -- 北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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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理科生打击也是多多少少有原因的

钱伟长曾昭伦都是理科生,不过都跟民盟混在一起.

《对于有关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对院系调整有意见.

为了回答各方的攻击与责难,1957年1月31日,钱伟长在《人民日报》发表了题为《高等工业学校的培养目标问题》一文。6月9日《光明日报》未经同意便以钱伟长、曾昭伦等六人的名义,刊发了民盟中央向党中央汇报的《对于有关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造成使人误解的舆论。对此钱伟长等人非常气愤,然而不等他们声明,6月下旬,蓬蓬勃勃的“反右运动”转眼间在全国开展起来了。7月,钱伟长被划成右派,撤销一切职务并停止一切工作,教授级别从一级降为三级。于是,针对钱伟长的各种各样的批判会,使人目不暇接。

从这篇批判文章可以看出来,对院系调整的不满当中确实夹带了不少私货.放在当时新中国刚成立的大背景下,你可以想象TG为什么从热心听意见到最后翻脸.章伯钧当时头脑发热,认为自己有可能"更进一步",胆子也大了起来,还串联了不少人.谁知道TG过高估计这些人的胆子了,刚一提到要反右,章伯钧就软下来了.要说当年反右,首先是知识分子的臭脾气,自视过高.其次TG也有责任,开始的时候对知识分子自视过高的臭脾气估计不足,等到后来又对知识分子的造反的胆量估计过高,以至于进退失据.要说两边都有责任.

科学家们行动起来,打退右派进攻,保卫马克思主义!

反动旧法学的“魂”招得回来吗?

芮沐(《人民日报》1957年7月18日)

右派分子提出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里面特别提到了政法科学。这是右派分子向党进攻中认为已经找到的对他们很有利而且认为很有把握以攻得进的一个重要缺口。他们是想错了。

在政权问题上,阶级敌人是毫不放松的。他们仇视人民民主专政,民主集中制,他们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他们认为必须在政法科学领域内占一地位,培植潜力,随时复辟,以向中国人民的全部政治力量进攻。

他们鄙视人民革命政权必须粉碎敌对阶级的国家机器与全部法制的理论原则,他们否认法律是阶级斗争的工具。说得更正确些,他们否认我们利用法律工具来镇压敌人,但随时随地却在借我们的法律来向人民政权进攻。首先在肃反问题上,他们认为我们违反了人权的法律保障。另外,他们说我们的司法搞得一团糟了。他们要求成立没有共产党参加的肃反平反委员会,要我们的政法干部“下台”“下轿”。

他们痛恨我们1952年的司法改革与院系调整。他们要求我们改变对待旧法学的态度。说什么: “有人认为资产阶级社会里没有社会科学可言,因为那些过去被称为‘社会科学的东西是不科学的。社会主义社会里的社会科学要从头创造,没有可继承的。对于资产阶级社会科学只有批判,谈不到接受。对旧社会科学不是改造、而是取消。”我们说,反动统治下的法律是压迫人民的,我们的法律是为人民服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摧毁了伪法统、废除了旧六法,在这个原则性的变更中,谈不到继承的问题。但是右派分子像杨兆龙之流竟创造了“资产阶级法律里具有人民的立场”的无耻理论来为旧法学的复辟作张本。他们掏出了大量的资产阶级法学课程准备加以宣传,而且明目张胆地说:“只要像解放前一样教就够了。”

右派分子十分重视保护科学家。我们也主张保护科学家,问题在于保护那些科学家。钱伟长之流把保护科学家放在问题的首要地位的用意在那里呢?我们说,在政法领域内这是旧法学的“招魂”手法,用意是十分恶毒与可耻的。右派分子说我们把旧法人员“一棍子打死了”。“国际法要绝种了”。那个已经是臭名昭著的科学体制意见书里说:“过去研究社会学、政治学、与法律学的人很多转业了。过去许多课程因为苏联没有就被取消了。”这是恶意的歪曲。

自从人民政府把旧法人员全部包下来以后,除了一部分对革命较有贡献,政治上思想上较健全的人直接参加了工作以外,其余的一律要求进行改造。凡是愿意主动改造的,无不欢迎其参加学习。从新法学研究院、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出来的人,很早都已走上了工作岗位。但是学过旧法的人里面,确有无数的与人民为死敌的人,有政客,有流氓棍子,有不学无术的。这些都将招回来吗?右派分子的确是想全部招回来的。他们荷包里塞满了心腹走狗。钱端升的“大法学院”里,在人们没有发觉他的阴谋以前,已为爪牙们安排好了岗位。北京大学经济系里的右派分子,在短短的一年时间内,竟提出了十六七个其中绝大多数在思想上政治意识上有严重问题的人,要塞进系里来。这是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呢,还是保卫科学呢?人们是看得清清楚楚的。

右派分子不同意我们的政策法令。他们为他们的所谓平等自由,叫嚣“法治”,他们为他们的经济利益,叫嚣“法治”,他们为他们的鬼鬼祟祟的勾当,叫嚣“法治”。说我们的肃反政策错了,说我们农业集体化政策错了,说我们的定息政策错了。章乃器说,我们没有对资本家给以“公民的平等权利”,所以违反宪法。问题在于如何理解宪法上的“公民的平等权利”。我们认为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必须改变的基础上已经给了资本家以平等权利;章乃器之流是反对的。我们说我们的肃反政策非常正确,非常好,因为不这样做,我们的国家会遭到灭亡,但是罗隆基、黄绍竑之流坚决反对这种法令,要求平反,要求检查。

关于这一点,那个“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里说明了右派分子的理由。这里说: “在社会科学方面的另一偏向是往往把政策措施或政府法令当成客观规律……应该鼓励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对政策法令提供意见。”是不是我们的政策与法令绝对不准许人家提意见和批评呢?不是的。是不是我们在执行政策法令上没有发生缺点呢?也不是的。右派分子的企图显然不是指这些。他们是要把旧法人员招回来向党与政府的政策法令进攻。

人民日报社论“党不能发号施令吗”里说得好:“不但在中央政府工作中的方针政策需要由党来领导制定(在领导制定的过程中,党首先依靠对于广大群众的经验的研究,同时也重视同党外人士的协商),而且在地方和基层,这些方针政策仍然需要由党来保证它们的正确的、适合具体情况的贯彻执行,仍然需由党在群众中进行大量的思想政治工作,使这些方针政策变成群众自己的思想和行动”。我们许多重要法令也的确都是经过广泛的讨论才制定,或者经过一个阶段的试行才公布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都提过意见。但是政策法令在确定以后则不准动摇。这些右派分子鼓动政法学者或其他社会科学者首先“不要满足于宣传解释”,而要不分场合、不分前后地提意见,用意是可想而知的。右派分子诬蔑人民的社会科学把政策法令误为客观规律,真是血口喷人。

右派分子要在政法科学界占地位,让资产阶级法学复辟,把旧法学的“魂”招回来,其目的就是要公开的反对我们党和政府的政策法令,向党的领导实行进攻。

右派分子的这个可耻的科学纲领是明显地反党反人民的。它走的是资产阶级的道路而不是社会主义的道路。它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无怪它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党的领导,只字未提。这个纲领事实上是右派集团反党反社会主义阴谋的一个重要部分。它所包含的关于政法科学方面的意见和我们人民的政法科学的要求毫无共同之处。我们必须揭穿它的阴谋,并与它的彻底反人民的立场坚决斗争到底。

我们向他们严正地指出:不论他们用什么手段,旧法学的“魂”是再也招不回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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