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天国坠落——王莽的故事 -- 龙神将

汉宣帝是个严苛的皇帝，对于犯法的名臣也不轻易饶恕，经常有人因为管不住自己的舌头而掉了脑袋。于是太子刘奭便时不时发句牢骚：“我老爹用刑太过严酷了，要是换我就用儒家学说仁德来治国。”这话传到汉宣帝耳朵里立即引起了一场风波，他对这位八岁时就被立为太子的长子十分不满意，认为他性格柔弱仁慈、只会些穷酸腐儒的道学理论。他找来太子训斥道：“你小子什么都不懂！汉家制度名以上是儒术实质上是霸王道，也就是儒术夹杂法家和名家，治天下需要什么就用什么。如果纯粹用德政治理天下，那不就是退回到周朝了吗？俗儒喜欢以古非今夸夸空谈，岂能委以大任！”汉宣帝为儿子创造了一个新词：俗儒，意思是迂腐的不懂变通的儒生。对于刘奭这样的一个帝国继承人而言，得到老爹如此评价可谓大事不妙——既然不足以治国安天下又岂能做太子？汉宣帝也一边感慨着：“乱我家者，太子也！”一边欣慰地看着淮阳王刘钦，认为这个“明察好法”的儿子才是合适的继承人。可是念及刘奭的母亲许皇后年纪轻轻就被霍显毒死，贫贱之妻感情又格外深厚，所以汉宣帝最终也没有违背对许氏的诺言。公元前49年正值壮年的汉宣帝去世，多年的太子刘奭终于当上了汉帝国的皇帝，他就是汉元帝。

汉元帝是个饱读诗书的文化人，这位皇帝在文艺和音乐方面颇有修养，儒家经义更是给他的头脑里灌输了大量关于仁德治国的理论。在内政方面他果然一改老爹的霸王道作风，在其大力提倡之下，整个社会儒风蔚然，儒家经学成为治国的主导思想。汉元帝既然好儒，那么选官用人便以“经明行修”为基本准则，如此一来汉家朝堂遍儒生，儒学彻底取代了“霸王”之道。虽然汉元帝终于胜利地实现了独尊儒术，可他很快便发现自己落入了朋党之争、外戚专权、宦官作乱等诸多政治漩涡之中，再加上民众反抗激烈、天灾异象频发更是弄得人心惶惶。优柔寡断的汉元帝在鼓吹天人感应的博士匡衡挑唆下决定立即实行国家道德风化建设，按照匡衡的理论只要民众百姓知礼则必定守法，异族外藩懂廉耻则欣然归顺，如此一来定能内乱不再外患消失。上天看到世间如此美景定然也不再肯让自然灾害发生，如此一来太平盛世不就出现了吗？如果是汉宣帝遇见了匡衡这么一位活宝的话，定然会以推出午门斩首来奖励他，可是汉元帝这位在皇宫中长大的帝国主人是不懂得百姓生活疾苦和国家实际需要的。刘奭先生听闻匡衡这套巨牛无比的理论后大为赞赏，立即提升匡衡为光禄大夫和太子少傅。

匡衡年幼时家贫而无烛，《西京杂记》中说他“勤学而无烛。邻舍有烛而不逮。衡乃穿壁引其光。以书映光而读之。邑人天姓文不识，家富多书，衡乃与其佣作而不求偿。主人怪问衡，衡曰愿得主人书遍读之，主人感叹，资给以书，遂成大学。”这便是“凿壁偷光”成语典故的来源，由此成为历代读书人发奋用功的楷模人物。匡楷模靠凿壁偷光和做佣读书便能成大器，自然有其过人之处。事实上他除了是一个能言善辩的大忽悠之外，还对儒家经典有深刻研究——在这方面没两把刷子是忽悠不了俗儒皇帝的。

《汉书》中说：“时，上好儒术文辞，颇改宣帝之政，言事者多进见，人人自以为得上意”，而且匡衡还算是汉元帝的师叔，因为他曾与汉元帝的老师萧望之同师。再加上匡衡在纯理论研究方面还是颇有心得的，所以一出手就是强化儒家意识加强伦理建设的大手笔：在中国流行两千多年的强调忠孝国家伦理观的《孝经》就是经过匡衡上书推荐而成为国家法定典章的，他的定义是：“孔子著之《孝经》首章，盖至德之本也”。《孝经》中开门见山地宣扬：“夫孝，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也就是说儒家孝道是从孝顺父母开始一直延伸到效忠皇帝，遵守封建礼法和纲常。此外皇帝到郊外祭祀天地仪式的仪式也被匡衡先生特别强化，始于周代的郊祀祭天之目的就在于其广告作用：皇帝向天下人昭示自己是奉天承运的上天之子。正如匡衡所提议开创的在诏书中加入“奉天承运”这样的套话一样，祭天时汉元帝将百官从各地召至京城，然后选一个良辰吉日在大清早一路走到郊外去祭天。在祭坛上那场面是相当的壮观，用宋丹丹的台词来说，那是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汉元帝身穿礼服以上天之子的身份向自己的干爹老天爷献上牺牲祭品，台下文武百官三叩九拜山呼：万岁，万岁，万万岁！汉元帝那点可怜的虚荣心立刻得到极大的满足，而匡衡等人也认定这样的仪式足以让天下人明白自己除了亲爹之外还有一个更应当孝顺的君父刘奭。

在汉元帝统治时期，君权神授的观念被匡衡一类的儒家学者们极力鼓吹和普及。董仲舒关于“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之遗愿可算是被他的晚辈实现了。匡衡一边提倡大搞特搞郊祀祭天等国家级别的迷信活动，另一方面却开始“罢诸淫祀”。所谓“淫祀”并不是说其中夹杂着不健康的色情表演，而是指祭祀不合时或祭祀不在国家祀典当中的神明。《礼记曲礼》中说：“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无福。”而匡衡罢诸淫祀是为了消灭各地民间宗教祭司仪式，以实现“罢黜百家，独尊皇天”的目的。其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普及汉帝国的主旋律思想：皇帝是天授神权者，是不可动摇的奉天承运的天子，是至高无上、不可动摇、不容置疑的人主权威，谁敢于反对皇帝就是与天老爷作对，不仅要被法律严惩还要受到天谴——出门带好避雷针，否则容易被天打五雷轰！

总体而言，汉元帝“纯任德教”的统治方法有其深刻的社会原因，这一时期的汉帝国社会经济出现了极大的改变。土地兼并是土地私有化和准许买卖后的必然产物，土地是农业经济社会中最基本的生产资料和最根本的社会财富，由此也产生出对底层农民的绝对控制权力。自商鞅“除井田，民得买卖”以来，土地兼并已成为国家法律允许的行为，各地豪强地主不断贪婪地追求土地，而自耕农由于与豪强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差悬殊，一旦遭遇天灾人祸便除了出卖土地外别无选择。由于土地兼并日趋加剧，大量破产的自耕农或者投入田庄，变为失去人身自由的地方豪强佃客和奴隶；或者接受政府假田，成为国家佃农；或者干脆成为失去户籍的流民。上述破产自耕农身上所承担的租税赋役又都转嫁给其他自耕农身上，于是新一轮的破产循环再度上演，土地也更加集中在豪强地主手中。当农民被豪强地主逼迫地无路可走时自然会揭竿而起，而遍布各地的流民更是将不稳定因素传播到帝国的每一个角落。此时的昭宣中兴气象已经荡然无存，汉帝国内部充斥着政治腐败、官吏贪残、天灾频繁等不稳定因素，民众起义的风潮在各地涌现，农民在“乡部私求，不可胜供”的情形下，“虽赐之田，犹贱卖以贾，穷则起为盗贼”。汉元帝为了怀柔关东豪强，消除他们对西汉王朝的“动摇之心”，甚至把汉初以来迁徙关东豪强充实关中陵寝地区的制度也放弃了。地方豪强势力是土地兼并问题的核心之一，这种势力的坐大会导致农民失地和奴婢化问题的进一步加剧。儒生京房曾问汉元帝：“陛下视今为治邪？”汉元帝莫可奈何地回答：“亦极乱耳，尚何道！”所以“纯任德教”以期教化官吏百姓缓和社会矛盾的方略也就应运而生了。但是这一切并没有能够扭转西汉王朝向下坠落的轨迹，历史给了汉元帝一个政治低能儿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