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即使没有文革,中国经济也不会提前进入第二世界 -- 葡萄

以往，我和朋友 在讨论后 经常会这样做，把一个核心内容用不同的外在包装，投放在特定的人群。看社会公众的实际反应。你往往会在投放的结果发现，同一实质内核的东西，换上不同的套子结果往往是不一样的。实际点说，不同的套子往往刺激出的是不同的思维定势的直接与潜在的反映。

举例：

中国和印度几乎同时建国，也几乎同时开始了工业化建国的脚步。最后在这个过程中，印度实际放弃了让国家整体进入工业化的。而且，与中国非常相似的是，印度在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由于前一个五年计划中巨大成功。因此，在第二个五年计划里采取了更激进的工业化政策。但是，与中国一样，在遭遇重大自然灾害面前，因社会必要准备不足，导致经济社会发展出现了大衰退。而当时印度之所以没有出现三年自然灾害那样的惨烈结果。很大程度来自于诸如援助印度俱乐部这样的国家组织的协同。（如美国在1972年之前几次紧急援助中就直接给印度运去了庞大的食品支援，其中小麦就高达2000万吨。）同样，最终使印度克服粮食问题直接因素，不仅包括墨西哥短杆小麦这样优质品种的引进，而且还来自部分地区的社会制度的改造。（比如，实际提供印度70%以上商品粮食的地区实际仅来自印度国土面积5%的两个邦。他们粮食收益搞高的 重要原因是，土地产业化经营，土地经营者愿意用用更多的基础投入与积极引进技术来获得更搞的土地收入的回报。同时，印度其他邦，却因为地主可以坐收高额租金【法定40%，实际普遍为60%】而不需承担其他相关责任【如维护农田水利设施】致使农民实际无力负担土地经营开支，并缺乏维持土地经营基础设施的实际意愿。）话到这里，会到一个张七提到的收敛性为与发散性思维的话题就是。这里 制度对印度粮食生产的影响在哪里，在影响中比重多少，技术原因对粮食生产的影响在哪里，在影响中比重多少，而自然灾害在粮食生产中影响和比重在哪里，在影响中比重是多少。我想这些话题，在印度的这个套子或者包装之下，我想愿意用收敛性思维的人多，用发散性思维的少。

但是，同样把印度这个标签换成中国呢。具体说换成文革与大跃进呢。起码在西西河会不可避免的成为，对毛泽东的争论，对改革的争论，甚至是对共产党执政力的争论。（关于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讨论 ，虽然在相关网络争论中常有，但在西西河非主流这里不做分析。）那么在中国粮食生产中，制度、技术还有自然因素影响在哪里，具体比重多少，实际会变得并不重要。为什么，思维定式在那里。

但是如果，我们把中国的这个套子在替换下。换成，中国的转型。把粮食的话题换成中国制造。把问题用这样的方式来问：中国制造中，制度、技术与外部环境的影响及其比重关系。

说到这里，你也许还糊涂我到底在说什么。好我来约束下。首先我在说，我要说的是一种分析方法。这种分析方法在针对不特定的对象的时候，是可以被掌握相关知识与相关技能的能用数字的方法在研究范围中分析与约束。而这样的分析结果，是不会受研究对象的差异而产生畸变的。或者说不为人主观思维的定见所影响。不管，研究结果是否改变一些人对一些事情的定见。结果仅仅是结果。至于这些结果怎么被人使用，那就不是我关心的问题。

如果你还不能理解，我最后还举一例。比如，我曾经在本楼里回复说，我把三年自然灾害与 民国自然字海比较是一种刺激的尝试。为什么我贴出的，南方地区饥荒情况。因为，那在内战时代实际没有受到战乱的实际冲击。或者说，这个地方是我实际选的特定的约束范畴。其实就我自己所触及的研究资料里，对当时饥荒的时候，政府救济的缺位，对灾害应对能力的缺失，还有当时社会组织中的缺陷。（赈灾在传统中是一种出于社会统治阶级善意的自发行为，而不是社会责任与社会义务）我对各种研究结果，更倾向于这样的结论：既民国所谓自然灾害的结果实际是一种各种作用下的复杂竞合。比如，在应对自然灾害技术条件下的不足。里面既有中国现代建设技术准备的不足（如良种、如农用机械制造能力、如 化肥农药的缺失、如大型农业基础建设能力的匮乏），但是封建生产关系中作为土地拥有者的地主出现的普遍的怠于积极经营的影响，以及佃户逃逸以及佃农抗租扛捐的现象及其影响。都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粮食的实际生产能力。再加上，民国时代特有的政治环境，相互影响之下，的确有三年自然灾害的中中国国家综合情况变化不可比的地方。于是，我们可以用同样的分析方法再把问题约束下。在大跃进后的三年自然灾害时间段中，造成最后结果的因素因及其影响实际在哪里。同样，在文革期间，即使在全国武斗实际处于内战状态的情况下，即使在遭受各种自然条件下的自然灾害，为什么没有产生三年自然灾害的结果。同样的问题，制度、技术与外部环境的影响及其比重关系究竟如何？

再联系实际说一下，在今天中国的工业化进一步转型已经不可避免。在今天，不管是基于建国三十年的经验与教训的方式方法，还是基于改革三十年经验与教训的方式方法。很多人都试图从转型这个契机中找到有利于自身的改变。不过在我看来，不管是谁，如果谁仅仅基于建国三十年与改革三十年经验的方法论，都是不足以应对现在转型的挑战的。这里说的转变，就在及分钟钱，和合伙人交换意见的时候，我们讨论的实际话题就是，上海与中央签署的有关土地新政的协议会怎么样影响我们的地块。影响约束在哪里，影响的时间效力如何，影响的成效如何？我想不管是谁，想通过坐而论道的思维模式来解决处理这样的问题，无疑是白搭。再推而广之说，随着新政策，新法案的调整。作为市场里微小的一份子如果不主动的调整，并去琢磨这样的转型背后的价值观与方法论，那结果肯定不只是一个适应与不适应的问题。是一个，是否被边缘化与淘汰的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