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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文摘】【荐史文恭看】傅作义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双重性 -- longy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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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了
家园 注释

我看文章的时候很喜欢看注释,这样往往可以从一个线索跳到另一个线索,觉得很爽

虽然在网上写文章不是到杂志上去发表,而且注释是很累人的工作,但是如果有空的话能把出处写上的还是写上的好,就算不写得很细,参考过哪几本书最好还是写出来。很多时候吵架,就是因为互相对资料的信息把握不对称。检索方便些,吵架也利索些了。

注释:

①有关傅作义的著述,重点集中于北平和谈,关于傅双重性格的专题研究似尚未见。另外,傅作义曾有写日记的习惯,但日记“已在北平解放时全部付之一炬了”。参见仲文:《关于傅作义的“华北剿总”》,政协全国委员会编:《傅作义生平》,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第347页。因此目前有关傅作义的研究,直接出自傅本人的材料十分有限。

②中原大战阎锡山失败后,1931年张学良将阎部缩编为四个军,由商震、徐永昌、杨爱源、傅作义分任军长,故有四大军长之说。

③《中央军委关于对傅作义的政策问题的电报》,1948年12月27日,北京市档案馆编:《北平和平解放前后》,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年,第52、53页。

④北平和平协议规定傅部建立解放军制度,建立政治组织,但并未明文规定向傅部派政工人员。

⑤以上均见:《徐永昌日记》,1949年1月21日,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编印,1991年。关于徐永昌与傅作义在北平移交之际的此次会晤,一些重要的历史著作均不见记载。从徐的记载看,得知或参与谈话的至少有五人,即徐、傅、邓以及梁述哉、廉壮秋。梁、廉均为华北“剿总”副参谋长,与傅、邓一同参加了北平和平移交,但此四人后来均未谈及此事。曾参予傅作义许多机要活动的华北“剿总”政工处长王克俊,在其多篇回忆中亦未提及此事,如果王亦不知,说明傅对此事是相当保密的。

⑥徐永昌:《上蒋总统》,赵正楷、陈存恭编:《徐永昌先生函电言论集》,台北:中研院近史所编印,1996年,第141页。

⑦《傅作义发表文告公布协议十三项》,《世界日报》1949年1月23日,第1版。

⑧《陶铸关于改编傅作义部队问题的报告》,1949年3月3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171页。

⑨黄瑶主编:《罗荣桓年谱》,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690、691页。

⑩《彭真传》编写组编:《彭真年谱》上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32页。李文时任第四兵团司令官,为傅部中央军代表性人物。

(11)《林彪、罗荣桓、刘亚楼转报第十一纵队关于傅作义派代表出城谈判致中央军委电》,1948年12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资料丛书编审委员会编:《平津战役》,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91年,第177页。

(12)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410、411页。

(13)《罗荣桓年谱》,第677页。

(14)《罗荣桓年谱》,第679页。

(15)《彭真年谱》上卷,第530页。

(16)《罗荣桓年谱》,第692页。

(17)《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关于与傅方会谈改编情形给中央的电报》,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142页。

(18)《徐永昌日记》,1949年1月24日。梗为23日,养为22日。

(19)《徐永昌日记》,1949年1月25日。

(20)《徐永昌日记》,1949年1月26日。莫德惠,字柳枕。

(21)《林彪、罗荣桓、聂荣臻关于与傅方会谈改编情形给中央的电报》,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142、143页。

(22)该公函于1月17日交邓宝珊转傅,但因种种原因傅未看到。详情见苏进:《回忆北平和平谈判》,《平津战役》,第639—641页。

(23)新华社:《北平问题和平解决的基本原因》,中央统战部等编:《中共中央解放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文件选编》,北京:档案出版社,1988年,第326—328页;参见《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49页,该文出自毛之手。

(24)《罗荣桓年谱》,第694—696页。

(25)《徐永昌日记》,1949年2月4、15日。

(26)《徐永昌日记》,1949年2月28日。

(27)《傅作义电》,1949年3月24、26日,《徐永昌先生函电言论集》,第153页。

(28)《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49、450页。

(29)《傅作义通电》,《北平和平解放前后》,第176、178页。

(30)《徐永昌日记》,1949年4月4日。李宗仁,字德邻。

(31)《毛泽东年谱》下卷,第444页。“邓”指邓宝珊。另据董其武记载,当时绥远各类驻军将近10万。参见董其武:《戎马春秋》,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270页。

(32)《罗荣桓年谱》,第690页。

(33)《罗荣桓年谱》,第699页。

(34)《中共中央关于同傅作义、邓宝珊谈话情况致林彪、罗荣桓、聂荣臻、李井泉等电》,1949年2月25日,《平津战役》,第273页。

(35)《绥远问题协议草案》,转引自董其武:《戎马春秋》,第256、257页。

(36)《徐永昌日记》,1949年4月23日。

(37)董其武:《戎马春秋》,第291页。

(38)《傅作义致毛泽东函》,1949年7月14日,转引自董其武:《戎马春秋》,第281—287页。

(39)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514页。薄参加了此次接见。

(40)潘振球主编:《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9年7月27日,台北:“国史馆”印行,1997年。

(41)《董其武电》,1949年7月,《徐永昌先生函电言论集》,第157页。

(42)孙兰峰原任察哈尔省主席兼第十一兵团司令官,1948年12月张家口之役,该兵团被歼,孙逃至绥远,后参加绥远起义,任中共绥远军区副司令。刘万春参加绥远起义之后任解放军第三十六军军长,因通敌被逮捕。参见董其武:《戎马春秋》,第551页。

(43)《徐永昌日记》,1949年8月1日。董其武回忆,徐曾提出将部队最后撤入缅甸。参见氏著:《戎马春秋》,第273页。徐在“可印”之前的确写有一个“可甸”,但又圈去,可见徐的确对董说过这些话。

(44)《中华民国史事纪要》,1949年8月22日。

(45)《徐永昌日记》,1949年8月28日。崔亚雄原任华北“剿总”参议。

(46)《徐永昌日记》,1949年8月29日。

(47)《徐永昌日记》,1949年8月30日。

(48)《徐永昌日记》,1949年8月31日。

(49)《傅作义函》,《徐永昌先生函电言论集》,第165页。该函未署日期,编辑者判断为9月所作。笔者判断,该函肯定是由崔亚雄携回交徐,崔于8月29日抵绥,31日离开,因此该函当作于8月29—31日之间。

(50)《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2、3日。

(51)《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3、4、6日。

(52)《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8日。

(53)(54)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第515、516页。

(55)《傅作义致薄一波、聂荣臻电》,1949年9月11日,转引自董其武:《戎马春秋》,第290、291页。薄一波前书亦提及该电。该电所署日期为“申真”,即9月11日。董其武称9月12日,应为误记。

(56)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第517页。

(57)董其武《戎马春秋》第294页记载徐于9月15日抵包头,应为误记。

(58)《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7日。

(59)《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8日。张庆恩原任华北“剿总”军法处长。

(60)以上均见《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9日。

(61)呈蒋书全文见《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9日。

(62)王克俊:《傅作义先生与绥远起义》,《傅作义生平》,第371页。另据董其武《戎马春秋》第299页记载为19日上午,参照徐永昌9月18日日记,应为18

(63)孙兰峰:《我是怎样走向起义的》,《平津战役亲历记》,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9年,第468页。

(64)孙兰峰:《我是怎样走向起义的》,《平津战役亲历记》,第469页。

(65)《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8日。

(66)王克俊:《傅作义先生与绥远起义》,《傅作义生平》,第371页。

(67)董其武:《戎马春秋》,第204、205页。

(68)《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9日。

(69)(70)《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9日。

(71)《徐永昌日记》,1949年10月2日。

(72)《傅作义发言》,(北平)《人民日报》1949年9月24日,第2版。

(73)薄一波;《七十年奋斗与思考》,第518页。

(74)师哲:《我的一生——师哲自述》,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68页。

(75)《徐永昌日记》,1949年9月19日。

(76)周均伦主编:《聂荣臻年谱》上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50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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