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讨论】明末清初传教士们的作用 -- 任爱杰

例如南京人沈福宗（Michael Alphonsius Shen Fu-Tsung，或Michel Sin、Michel Chin-fo-tsoung、Shen Fo-tsung）。他皈依天主教之后，教名为米迦勒。

康熙二十年（1681年），耶稣会教士柏应理奉召向罗马教廷陈述康熙皇帝对“仪礼问题”（Question des rites）的立场。沈福宗与其同行。

沈福宗于1681年自澳门（Philippe Couplet）出发。1683年到达荷兰。1684年9月15日到达法国凡尔赛宫，得到路易十四的接见。1685年到达英国，得到英国国王詹姆斯二世接见。在与沈福宗会面之后，詹姆斯二世邀请他出席宫廷宴会，并让英国宫廷画师克内勒爵士（Sir Godfrey Kneller）为沈画像，并将画挂于其国王卧室。

1692年，沈福宗在回国途中病逝。

不论是明还是清，其沿海地区其实并不如后世想象的那样闭塞。而东西方的技术交流一直都在发生着。但中国的问题，不论是明还是清都相对看重实用技术，而轻视理论基础。利马窦的《几何原本》翻译了一半就翻译不下去了。无他，当时的中国文化主流是科举。正如利马窦自己所说，钻研数学和医学并不能获得人们的尊重，从而无法得到应得的经济回报和荣誉。

清朝也不是没有做过理论研究方面的努力。康熙末年编撰的《数理精蕴》虽然没有当时西方最新的数学进展，但基本的东西如《几何原本》之类还是编入了的。此书包罗了算术、代数、几何、三角等初等数学的多方面材料，流传甚广，但最后也没掀起多大的浪花。这还是因为没有立竿见影的实用价值（比如可以当官。）

而根据陈寅恪先生的研究，《几何原本》有七卷本的满文译本。但这个满文译本中却只讲原理应用，不讲证明过程。实用是实用了，却没了逻辑训练的精髓。这其实也不能怪清朝人。中国自古以来的算术书就是如此。例如《九章算术》中全都是应用题，有问题，有答案，有解题步骤，却缺乏证明过程。也就是说，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这正是我前面贴子里说的“不论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实用主义的体现。中国人过去只关心抓住老鼠的好猫，而不关心为什么好猫能抓住老鼠。

而清朝后期的军事技术的落后，则和满清的闭关锁国关系不大。例如流传甚广的某国赠送清朝先进大炮，结果大炮一直没有被仿造，而是放在皇家园林里当摆设之类的故事。这类故事的真假不论，至少说明清朝其实一直都和西方有广泛的接触，并非不知道西方的军事技术如何。但是军事技术是很花钱的东西。清朝自乾隆末期开始财政发生困难。（可见我的另一篇文章任爱杰:【原创】【讨论】清朝前期的财赋手段），而当时清政府并没有面对装备了先进武器的西方军队（白莲教起义的部队的装备最多和清军相当。）自然没有花大钱装备先进武器的要求。自然能省就省了。马尔嘎尼跑到中国看到的那些有如叫花子的军队，根本原因也是清政府财政困难。

而到了第二次鸦片战争，首都被西夷攻占，清朝终于认识到有亡国的危险，不就立刻开始搞“洋务运动”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