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朱清时：求解中国创新型人才培养困局 -- 防洪堤

我认为老朱讲得还蛮有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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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教育讲坛第五期：求解中国创新型人才培养困局

http://www.sina.com.cn 2009年08月24日 16:58 新浪教育

　　21世纪教育研究院与国家图书馆联合，在新浪教育频道的支持下，每月第二周周六

的下午组织公益性学术讲坛——“新民教育讲坛”，邀请关心教育的经济、文化及社会

各界精英人士以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大教育”视角，审视、探讨、建言当前和未来的中

国教育。旨在通过这一公益性、开放性活动，致力营造活跃的学术氛围和社会各界参与

中国教育事业发展的平台。为中国教育的环境改善提供新的发展、观察及研究的思路和

途径。

　　以下是新民教育讲坛第五期“求解中国创新型人才培养困局：教育体制和思想”，

现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教授朱清时院士的精彩演讲实录：

　　朱清时：首先感谢21世纪教育研究院邀请我作为本期新民教育讲坛的主讲嘉宾。衷

心感谢各位听众来参加今天的讲坛。我今天讲的主题是求解中国教育的症结，但是教育

面太大了，我只讲教育其中的一个部分，就是创新人才培养。

　　2008年9月我卸任中国科技大学校长，一年多来，反思我做校长的经验，参与国内

各种活动的经验，我想我现在比过去更清楚的看到因为中国教育体制和教育思想上的一

些误区，使得我们的教育面临很多问题，我就把我现在看到的，想到的告诉大家，作为

抛砖引玉。

　　2009年是新中国成立60周年，60年来，我们的国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如果

做一个民意调查，评选大家认为60年来最不满意的民意是哪些？我想教育可能会是其中

之一。为什么这么说呢？我现在用一些数字来刻画和反映一下我们国家教育发展的状况。

　　首先，这60年来我国的教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发展。比如，在1949年以前，中国

的民国时期，共38年，毕业的大学生总数是25万5千人，如果用38年来平均，每年毕业

的大学生不到7千人。今天我们知道，2008年中国授予博士学位是5万多，世界第一，是

民国时期大学生人数的7倍。2008年全国大学毕业生559万，是民国时期大学生的800倍

左右，所以我们确实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也就是说，我们高等教育的规模增长了

800倍甚至是近千倍了，高等教育开始走向大众化。

　　另一方面，高等教育规模越来越大，意味着受教育的人数是越来越多，这是没有问

题的。但如果教育培养是按比例发展的话，培养出来的拔尖人才、大师也应该是越来越

多。但现在的情况就很尴尬，如果按照民国时期的人数来说，我们现在国内要培养出的

拔尖人才应该就是有几千个像李政道、杨振宁、钱学森这样的大师了。然而回顾这60年

我们还没有一个人的学术成就能够跟民国时期培养的这些顶级大师相比。

　　2005年，温家宝总理去看望钱学森先生，钱学森先生就跟温家宝总理说：现在中国

没有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科技发明创新来培养人才，

没有独特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个很大的问题。钱学森先生说了之后，温

总理非常重视。2006年，温总理召集教育专家座谈，说去年看望钱学森先生的时候，他

提出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创新人才的模式办，没有自己独特的东西，老是

培养不出杰出人才；温总理说，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不是一般人才，我们现在培养

的大学生都可以说是人才，是一般人才，钱老说的是大师级的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

规模在增多，但如何培养出杰出人才是我非常焦虑的问题。温总理说这话说明，从最高

层到老百姓，大家都明白，过去60年，我们很尴尬，规模变得这么大，大师却这么罕见

。温总理为什么这么说？有什么依据？我提供两点。

　　一个是我们国家从2000年设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大家知道这是我们国家最高的

奖，说白了就是授给科技界大师级的人，从2000年到现在有14个人得奖，其中11个是

1951年之前毕业的，也就是说是民国时期培养的，另外有3个是1953年到1958年的大学

毕业生，最年轻的王选当选时已经64岁了，最大的91岁了。现在每年公布大师的时候，

大家看到是不是有点尴尬，看看年龄，看看他们的背景，不是说我们解放以后的这些人

才没有时间变成大师，这些人都有足够时间，解放以后培养的大学生有很多都是古稀之

年了，包括1977年、1978年天之骄子这一代，多数过了55、56岁了，也都开始要定论了

，这些人现在看来还没有看出大师的迹象。所以这个状态对我们教育是很尴尬的。我们

大家都知道，1949年以前，民国时期，社会动乱，内战，各派政治势力在进行斗争，这

个是毫无疑问的；民国时期动乱，我们谁都不想要，但是为什么这种时候培养出这么多

大师级人才，又为什么民国时期动乱结束，随后60年我们变成没有大师的时代了？

　　这件事正好说明了教育的规律，就是在民国时期那样的动乱时期，对教育干预是最

少，大学能够按照自己的规律去走自身发展的路，找出最好的路---就像生态系统那样

，没有人干预它，就能找出最好的路发展。而我们过去这60年来最大的教训就是我们在

管理体制上没有理清，教育成了任意揉搓的面团，失去了生命力。现在一味扩大规模，

创新人才的培养机制没有人考虑，这个教训必须总结，这样我们中国的教育才有希望。

我今天讲的东西是抛砖引玉。

　　讲第一点，就是管理体制。我们从过去60年中能够看清楚的教训有什么？刚才说民

国时期是乱世，教育没有人干预，就像春秋战国时期一样，那时候教育和文化都发展得

很好。但是并不是说只有乱世教育才能发展好，在社会安定时期也能发展好，关键看怎

么管理。

　　我举一个例子，英国牛津大学前几年有个故事，在英国苏格兰北部地区有一个边远

的郡，有个学生，毕业考试的成绩，达到全A，这个郡类似于中国西北地区的省一样，

经济不发达。有个女学生考全优，等于是高考状元，是多年来第一个有资格上牛津大学

的，但是牛津大学规定还有三个教授组成的委员会面试，由他们来决定。这三个教授的

工作独立，他们跟女学生谈话，发现她缺乏创新能力，中国话说就是读死书的，不录取

。这个郡的地方官员都激动起来了，议员找教育大臣，教育大臣不管用，找到副首相，

又找到布莱尔首相，然后跟牛津大学沟通，牛津大学说，我们招生不光看成绩，还有三

个教授面试来决定，他们的结论任何人无权推翻。布莱尔很丢面子，他事后跟人聊天就

说牛津大学太古板了，应该与时俱进，必须进行改革，这种事情他就不理解，为什么不

能收这个女生。牛津大学师生知道以后，很愤慨，学校立刻宣布取消了布莱尔荣誉博士

的授予。这件事以英国政府不光彩的想用行政手段干预学校事务这件事结束。

　　我举这个故事就是让大家想想，这就是在社会安定时期一流大学要办好必须有的精

神，就是不接受任何行政干预。我们国家任何大学，在招生上，首先凡是高考状元，所

有大学都抢，千方百计的抢、挖，不谈创新能力，而且实际上只要考试成绩差不多，有

关人士关照，基本上都录取。比较起来就知道在我们的体制中行政干预有多强，英国不

是乱世，教育这样就能办好。

　　中国也不是没有这种办学独立的时代，民国时期恰好就是中国高校办学最独立的时

代，最著名的就是西南联大。1937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先迁到湖南，后来

又到昆明，改成西南联合大学，这个学校只办了7年，但是现在的中国还在受他的影响

，我们看看现在的最高科学技术奖，有多少是西南联大毕业的？这个学校总共学生2千

人左右，许多学生都有学术成就，其中杨振宁、李政道得了诺贝尔奖，华罗庚这些人没

有得诺贝尔奖，但是他是这60年来没有人能够超越的，他是世界上最认可的中国近现代

数学大师。我们就举院士来说，西南联大的学生、老师成为中科院院士的有137人，十

二分之一的人都当了院士了，这就是后代人对他学生的认可。西南联大是中国历史上最

接近世界一流，或者说已经世界一流的大学。西南联大对中国社会这么大的影响，他的

学生90多岁还获得最高科技奖，所以我们现在都很怀念它。但是西南联大恰好就是最坚

持独立办学，杜绝行政干预的学校。

　　西南联大有一个著名的故事，1942年，当时的教育部长是陈立夫，很强势的一个人

；他是知识分子，他要管教育，他就训令，要西南联大务必遵守教育部特定应试课程，

使用统一全国院校教材，统一考试，这些都是现在大学的规定，教育部毫无疑问管的很

细的。那时候陈立夫想管起这个来，西南联大开会之后觉得不行，不管你有什么道理，

这种做法就不对，教育部不能这样训令我们，这样训令，我们就变成了教育部的一个科

了，权和学应该分开来。西南联大坚决不按照陈立夫说的做，他也没办法，所以才能独

立办学，成了世界一流的大学，或者说最接近世界一流的大学。

　　抗战结束之后，西南联大解散，但是这种校风和水平并没有消失，继承西南联大最

好的是两个学校，一个是北京的清华大学，一个是杭州的浙江大学，看当时清华大学和

浙江大学的资料就知道，那时候的大师和科学家云集这两个学校，综合理、工、文都有

，毫无疑问这两个学校已经是亚洲的顶尖学校。如果这两个学校独立地办下去，很快就

会是世界一流了。然而不幸未能如此。

　　1952年，中国教育界有一件大事，“院校调整”，它一直影响中国高校60年。它用

行政权力强力干预大学，凡是民国时期办的好的大学，清华、浙大首当其冲，都给拆散

了，拿去重组。当时清华大学的调出调进的比例是52：1，院系重组的时候把科学家和

好教授都调走，只有一个系，现在清华很骄傲的电机系，因为当初的有三位教授力争，

所以把电机系的电信组保留下来了，要不然它也会被拆掉了，清华大学等于是一锅端了

。浙江大学也一样，浙江大学的主力都调走了， 24位知名科学家中有22位调走了，90%

以上。不光是浙大、清华，那时候全国的高校都一样。这种做法使中国高校随后这几十

年元气大伤。

　　我们现在找中国高校为什么培养不出大师的症结，不能回避1952年“院系调整”。

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为什么在1952年，我们要把自己的大学给弄成这个样子，折腾

到元气大伤？

　　现在看来，当初的人们是处于“好心”，基于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那时候政

治左倾，有人认为大学是资产阶级旧社会留下的顽固堡垒，要占领它们。怎么去占领呢

？大学教师都有知识文化、朋友师生关系盘根错节，只有把领导关系，隶属关系、朋友

师生关系打乱，外人才能去占领，所以就强行肢解；第二方面是教育思想上的原因。

1952年，正是中国全盘学苏联的时候，那个时候苏联的专才教育跟英美的通才教育两个

不相同，有人认为苏联的教育是社会主义的，它用计划经济这一套，把培养人当作是工

厂生产产品一样，按计划来做，这种专才教育能够高效率、大规模地出培养学生。正好

那时苏联的科教界确实有很多值得骄傲的东西(随后我会再讲)，于是就有理由有根据地

把中国的教育全盘改了，把通才教育全部打乱，变成专才教育。于是我国当时的综合型

大学几乎都被折开成独立的，北京著名的“八大学院”就是例子。

　　回头看，很遗憾，世界上产生最大破坏力的事情往往都是违反客观规律的“好心”

造成的。我们回顾60年，总结教训，不能够不看看“院系调整”的这两个理由，它们对

不对呢？

　　第一是为了在政治上占领大学阵地而打碎旧大学。实际上最近30年来，大家已经用

行动把这一条否定了。你看现在哪个教育界人士、哪个大学校长，不是把民国时期创办

大学的教育家奉为我们国家的骄傲？蔡元培、梅贻琦、竺可桢、张伯苓，大家都认为这

些人是中国20世纪教育的骄傲，把他们奉为楷模，这就已事实上承认民国时期的大学有

很优秀的一面。1952年把他们创建的大学体制强力打碎，至少是就太幼稚了吧！

　　第二我们来看苏联的专才教育后来出了什么问题。首先，专才教育这个模式是用计

划经济那一套来搞教育，把教育变成工厂制造产品一样，“专才”就是产品了，这样容

易迅速而且大规模生产。但是这种教育方式有个致命的缺陷，不符合人成长规律。每个

人实际上都有个性跟天赋，而且都不一样，你不顾人的个性、天赋，强行让他做不喜欢

的事就做不好，后来事实证明就是这样。专才教育不能人用其才，没有生命力。我们的

学生中学毕业就开始分专业了，许多上进了他们不喜欢的专业也不能换，他们干的东西

并不是自己天赋特长，他们的才能发挥不出来，教育就没有生气了。

　　1998年，我参与我们国家新一轮“创建一流大学”计划，当初从上到下的思路就是

要改变专才教育模式，又用行政权力把所有的专科学院重新合并成综合型大学，其原因

就是觉得苏联的专才教育不行，那样培养的学生没有活力、知识面太窄、又没有照顾它

的天赋。他们都深感有这个必要性，才产生了“并校风”。又造成许多“超级大学”，

其背后的思想，就是否定52年院校调整的思想，否定专才教育，又要搞通才教育，但可

惜又用行政干预的方式来干，没干好还造成许多新问题。

　　应该说所有新合并成的综合大学的领导、师生员工都做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大

的成就，比如现在清华远比当年物资力量要强。但是不管怎么样，大家看新合并成的大

学都会有现在大家看前门大街的感觉。我最近去看新修的前门大于的仿民国时期建筑，

修得很漂亮，花了很多钱，但是冷冷清清。看着它们，我马上想起了梁思成当初说的一

句话。解放初期，梁思成坚决反对拆除像前门大街这样的古建筑，还跟北京市当时的领

导人辩论，当然梁思成失败了，最后他不得已说了一句话，“50年以后，历史将证明你

是错误的，我是对的”。现在重建前门大街的仿民国时期建筑，就是用行动证明梁思成

是对的，当初的北京市领导错了。但是现在前门大街是假古董，古迹已失而不复得！当

然大学不是失而不复得，大学精神还可以回来，还可以再建好，然而关键是要明白当初

丢的什么东西，你要建好，要把最本质的东西找回来，不能又成新一轮行政干预。

　　我下面再说第二点。“院校调整”的另一个原因是认为苏联的专才教育好的，是社

会主义的，所以全盘学它。50年代初那时候，苏联确实有一些重要的世界级的大师，像

朗道，朗道的天赋和才干全世界公认，苏联为有朗道这样的大师和他的学派而骄傲。现

在我才发现朗道这个苏联的骄傲有秘密，它是什么呢？苏联人引以为自豪的朗道曾被克

格勃关了一年监狱，然后放出来，之后克格勃保密不说什么原因，朗道也不说。一直到

朗道去世后很久，最近，因为打官司，克格勃的人员打开了尘封几十年案件，才发现，

朗道当初真正犯过煽动反对苏共、反对斯大林的罪，他跟他的学生写传单，在散发前，

克格勃一举把他抓了。从他的档案中，发现苏联政府的聪明在于，他们对朗道这种人才

非常克制，不对外宣布发生了什么事，而朗道关了监狱得到教训，也可能保证不再犯反

苏共、反斯大林的事。事后尽管克格勃对朗道所有活动都了解，档案很厚，连朗道随后

说的牢骚话都有，但是从斯大林到赫鲁晓夫当权的苏联政府和克格勃都只限于默默的监

听，对他没有任何干预。比如他公开给他的同案犯每月寄钱，苏联政府不干预；他做研

究，要发表论文，苏联政府一概不干预；他参加评选院士，苏联政府不干预；他还得了

斯大林奖金，苏联政府还授予他；苏联政府只不让他出国，怕他出国就不回去了，到中

国开会也不让。看了这个档案确实感慨，这件事说明苏联政府很能容忍和保护优秀人才

，而恰好是他们对优秀人才的容忍和保护，使得他们的科教一度辉煌。这就是说， 60

年前的秘密揭开后，才知道前苏联的教育当初那么发达至少部分原因是他们容忍和保护

人才。那时候我们的人比较左倾幼稚，就算像朗道这样有历史问题的人才，即使不进监

狱，也会失去发表文章和培养学生的权利。

　　“院系调整”那时候，我还太年轻了，刚上小学，没有亲身经历。现在谈的资料也

难免片面，说的不圆满。我讲的目的是引起大家讨论，希望大家共同努力把这件事搞清

楚。“院系调整”可能是过去60年我国教育没有活力的一个重要原因。从“院系调整”

这件事，我们应吸取的主要是，无论出于任何动机，都不要用行政权力直接干预教育。

全社会对教育不光是爱护，更要敬畏，敬就是尊敬，畏就是畏惧。教育最根本的事，是

要教会年青人诚实、热心助人，做好事，培养他们的好奇心、兴趣和洞察力，这些东西

是超越任何意识形态的，是普世价值，任何人都无权干预他，干预就会犯大错。教育就

像每个人的精神母亲，我们都要尊重她，畏惧她，为什么说畏惧呢？就是让人不要动不

动就想改造她。

　　我国教育的另一个教训就是对人才的容忍和保护。过去60年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也并

非没有亮点。我有幸在中科大做了十年校长，曾致力于整理校史，对中科大的历史有些

了解。为什么中科大到合肥之后，条件并不好，却表现出了很强的生命力？我想说一点

，跟今天讲的有关，中科大有一个“秘密”，或者中科大有一个重要的史实---1957年

中国反右运动以后，很多大学的优秀教师被划为右派或右倾分子。当时北京市的领导想

将北京变成所谓的“水晶城市”，把这些人都清理出北京。这时候中国科技大学的领导

，尤其是时任党委书记的郁文，抓住这个机会，把这些人搜罗起来，保护起来，把中国

科技大学变成容纳他们、让他们发挥专长的乐土。这就是中科大不同凡响的一个重要原

因，她到合肥去了之后还有这么强的生命力。这是真正的兼容并蓄的办学办法，是蔡元

培创办北大的方法，却被中科大继承了这种做法。也许当初中科大领导没有想到蔡元培

，但他们用了这种办法，才给我们科大带来随后这些年的辉煌，带来这么强的生命力。

今天我们的论坛并不是想让我谈一个学校，但是我举一个例子，作为我讲的第一部分的

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