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娱乐的泛滥与文化的悲哀

国际中国文化出版社 文/汤学智

娱乐原本是人类身心休养的一种天然需求，实在不可或缺。中国在极左路线时期，曾经把它视为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东西，予以彻底清除，那是反人性的行径。因之新时期娱乐文化的恢复，自在情理之中，其积极价值也有目共睹。但是，如果在两个方面把握不好，就会出现消极甚至灾难性的后果。一个是娱乐的质；一个是娱乐的量。

　　就质而言，娱乐存在着健康和庸俗两个方面，前者将人导向文明，后者把人引入堕落。倘若健康不足，庸俗有余，甚至恶俗盛行，那民族精神必然会出现问题。从量的方面来说，虽然积极健康的娱乐是人人必须的，上起国家领导下至平民百姓，概莫能外。但这只是人全部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是很有限的一部分，当它的活动超出了一定的量(也即“过度”)，即使内容健康也会走向反面。

　　不幸的是，这两个方面我们都没有把握好，大量内容庸俗乃至低下的所谓娱乐活动、文艺节目、图书报刊，在强劲的利益驱动下，抢市场，占地盘，争时间，供销两旺，泛滥成灾。请听崔永元的感受：“……整个电视的环境就特别不利于我们。有越来越多的娱乐节目出现，尤其是庸俗低档的节目出现，我觉得它们败坏了观众的胃口，在制作的过程中逼着我们去媚俗，逼着我们去迎合观众。”于是他感到了日益严重的危机。他说：“大概在1999年下半年的时候我们就意识到了危机。但是当时我们有办法，觉得能够渡过这个危机。到了2000年，这个危机越来越严重。到了2001年，我已经觉得力不从心了。到了2002年，我们几乎就没有什么办法了。”

　　危机，而且几乎就没有什么办法了――我想小崔讲出这句话，不仅表示了他的良知与真诚，更显示着一种可贵的责任和勇气。这或许正是“实话实说”的精神体现吧！

　　在我看来，娱乐有两个基本特性：一是它以不干预实际生活为前提，只在于自身情感(压抑的、多余的、无聊的)的释放与调节。一个人在这里投入的时间越多，他的精神关注便会离现实越远。二是它在人类创构的文化大厦中，处于最基础的部位。这虽然是人们保持和焕发旺盛的精力、刺激和加强活动能力所必须的一种休闲方式，但所给予人的刺激，主要集中在心理和生理的层面，也就是说，它所沟通的是人类精神心理之最底层的那一部分，即远离人类在长期进化发展中创造和积累起来的优秀文化的那一部分(那正是人类赖以安身立命不断向着更高阶梯攀升的精神根基)，而这里正好是人与动物的临界之地。人们可以由此走向高尚与文明，也可以从这里陷入庸俗与堕落。关键在于是否有积极健康的精神文化注入。倘若人的追求仅是停留在这一层次，或者由此进一步往下滑落，那就无异于自毁家园，也就与一般动物相去不远了。

　　对现实有所了解的人都很明白，当前娱乐的低俗化，泛滥化，在颠覆和消解了精神文化因素之后，正无声地吞噬着民族鲜活的灵魂，影响着青少年一代的健康成长。谁能说清，有多少人整日里醉生梦死，不停地寻求刺激，只图满足私情的宣泄和肉体的狂欢；又有多少人只顾自娱自乐，在娱乐中麻木沉沦，远离天下苍生。这种情况，造成一种很坏的文化接受环境。它有意无意地排斥甚至拒绝优秀的民族高雅文化。它包围着高雅文化并向其挑衅：你想生存么，那就来适应我的需求，投合我的口味！于是雅文化的俗化成为时尚。有两个突出的例子：一个是毕淑敏小说《癌症小组》被迫改为《拯救乳房》；一个是古典名著《水浒传》在翻译时被改为《三个女人和一百零五个男人的故事》。这可以说是出版社与市场的联手杰作。面对这种现实，民族的精英文化不仅地盘日趋缩小，而且生命正遭受着内伤，元气不振。而最终受害的又岂止是文化！

　　这个损失，难于估量。它的前景，殊堪忧虑。匈牙利著名艺术社会学家阿诺德?豪泽尔上世纪70年代在他的《艺术社会学》一书中曾这样写道：“一个唯一兴趣在于娱乐的阶级一旦造就，它的作用恰如一个脓包，它从实际生活的事物中逐渐吸走了全部情感的能量……社会从疾病的旋涡中心解体了……直到一种新的意识成长起来，它重新对实际生活极感兴趣”(中译本102页，学林出版社)。这对我们应该是一种很好的提示。

　　当然，这种后果并不能完全归因于娱乐的低俗和泛滥，其实在这种现象的后面还存在着更为深层和复杂的原因。这是不言而谕的，也是更需要研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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