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坚持淮南 --- 记解放战争初期的淮南战场 -- 洪枫

路西根据地的失守，不仅使淮南根据地缩小了一半，也使得淮南根据地的作战纵深和防御空间更加狭小而局促。国军下一步的兵锋所向，无疑便是淮南路东地区了。

淮南路东根据地东临京杭大运河，西至津浦路；南抵长江，北达淮河。面积约1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30万。从地势来说，淮南路东西部和中南部有一些浅山区，但山势平缓而且较低(大部分在海拔200米以下) 。全区最高峰是位于嘉山地区的老嘉山，海拔332米。而淮南路东中部，东部和北部的大部地区都是平原地形。以即将成为淮南路东保卫战主战场的天长县为例，其山区丘陵地形只占0.8%，大小河流仅有6条，而且河床很窄(小于60米) 。县区内的6个小湖泊都位于天长县城以东，与高邮湖相连，与主战场无关。由此可见，淮南路东主战场的地形是不利防守的。淮南路东根据地与南京隔江相望(其所属六合县现已划为南京市六合区)，是南京国民党政府最直接的“心腹之患” 。

1946年6月上旬，路西部队及各地方武装基本撤出路西到达路东。6月7日，国民党第七军一七一师、第七十三军七十七师、整编第七十四师五十八旅和整编第二十五师等部，分别从明光、滁县、六合和仪征等地出发向路东根据地大举蚕食。至6月9日，侵占来安县城和六合施官集、八百桥、仪征月塘集等10余村镇，并以飞机轰炸天长铜城、盱眙蒋坝等地。路东上空已是战云密布。

在这种战争日益临近的局势下，中共淮南区党委和淮南军区于6月中旬在天长举行联席会议，共商对策。与会者有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肖望东，副书记兼路西地委书记黄岩，副书记兼路东地委书记李世农，军区司令周骏鸣, 副司令兼参谋长梁从学，副参谋长兼路东军分区司令朱云谦, 政治部主任余立金，政治部副主任徐海珊等。

朱云谦首先在会上通报了敌我态势。

敌情：整二十五师黄伯韬部驻扬州仪征一线；整七十四师张灵甫部驻六合及沿长江一线；桂系第七军一七一师李本一部在蚌埠南北之津浦路沿线布防；而新调来的第五军邱清泉部则集结于六合，来安一线。敌总兵力有8万左右，而且都是国军“精锐” 。

我方兵力：六旅(当时只有十八团一个团) 部署在嘉山盱眙一带，向西和向南防御；独立旅配置在天长以南地区，向南和向东防御。除了这4个团以外，还有约3千的各县地方武装(包括路西地方武装)。

敌我力量十分悬殊的态势是显而易见的。

联席会议认为，敌人在我路东周围的兵力调动和部署已基本完成，大战已不可避免。以后的形势发展有三种可能：

1) 敌人以蚕食方式侵占沿长江和沿津浦路的某些地区，我路东解放区被挤压缩小，但仍能保持一整块；

2) 敌人实现对重要城镇和交通线的点线占领，但广大农村仍在我手，也可能被分割成数块；

3) 敌人基本完成面的占领。

会议认为，全区军民应尽最大努力争取形势向好的方向转化，但同时做好最坏的准备。

针对以上三种可能发展情况，会议定下了相应的三种方案：

1) 如果出现第一种情况，我应全力防御，保卫解放区；

2) 如果出现第二种情况，各后方机关和部分非战斗人员向淮北转移，领导机关和党政军各工作人员就地坚持；

3) 如果出现第三种情况，主力和各级机关暂时转移，只留一小部分精干的部队和地方党政军人员坚持游击斗争。

会议决定，若出现第三种情况，则由李世农和朱云谦留下来，领导和指挥淮南路东地区的游击战。李世农负责地方党政工作，朱云谦负责军事指挥。会议同时决定留下独五团和独三团的一个营以及各县地方武装就地游击坚持。

李世农从1939年路东根据地初创时就担任淮南路东工委书记，以后又一直坚持在路东地区，长期担任路东根据地的地方党政领导工作，是在以后的游击斗争中领导路东地方党政的合适人选。

朱云谦当年只有27岁，曾亲历艰苦卓绝的南方三年游击战争，游击战经验丰富。自从1939年来到淮南路东根据地后，一直在路东战斗。尤其是在1943年担任盱嘉县委书记和盱嘉支队政委后，对路东党政军各方面工作愈加熟悉，而独五团就是盱嘉支队加上其他地方武装在1945年抗战胜利后组建的。所以由朱云谦负责淮南路东游击战的军事指挥，也是十分合适的。

联席会议一结束，李世农和朱云谦即被派往华中局驻地淮阴城，向华中局汇报淮南联席会议的决定。他们在6月20日左右到达淮阴，旋即向华中局书记邓子恢和华中军区司令张鼎丞汇报了淮南联席会议的情况。邓张肯定了淮南联席会议的决定，同时也指出，应当做更坏的准备。

所谓更坏的准备，大概是指连游击战也无法坚持，我方只好完全放弃路东的局面。这是当时淮南领导还未设想到，或者即便想到也不愿提出来加以考虑的结果。

其实华中局已经在考虑放弃淮南以保苏中的方案了。就在我军撤出淮南路西地区后的5月31日，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即提出“淮南路东则准备以游击战，钳制七十四、七十三两军及一七二师之顽” 。

就在1946年6月战云密布，内战一触即发的局势下，毛泽东于6月22日对南线的用兵方向提出了设想，并于24日提出了具体方案：由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用兵于陇海线上的开封至徐州段，由陈(毅)舒(同)率山东野战军用兵于津浦线上的徐州至蚌埠段，由粟(裕)谭(震林)率华中野战军西出淮南，用兵于津浦线上的蚌埠至浦口段，苏中根据地则由苏中地方兵团担当保卫之责。6月25日，毛泽东进一步指示华中局：苏中地区在蒋优势兵力进攻下有暂时失陷可能，你们宜作事先准备。6月26日，毛泽东更明确向华中局提出：“粟（裕）谭（震林）主力（不少于十五个团）位于三、四分区，与陈（毅）舒（同）配合，一举占领蚌、浦间铁路线，彻底破坏铁路，歼灭该地之敌，恢复三、四分区失地，并准备打大仗，歼灭由浦口北进之敌”。电报指令“华中野战军的一切听陈(毅)舒(同)指挥”，并令华中野战军于7月10日以前完成一切准备，然后西移淮南，出击津浦线的蚌浦段。

毛泽东的这一方案完全出乎华中局的预想：华中局的原定方案是舍弃淮南而保卫苏中，而毛泽东的南线方案则是用兵淮南而维持苏中(并作好苏中失守的准备)，目的是与山东野战军南北呼应，截断津浦线。

华中局的张鼎丞和邓子恢于6月27日致电粟裕、谭震林并报中央和陈毅，表示同意中央的这一南线出击方案。

为了准备落实此南线计划，正在返回途中的李朱二人又被追了回去。华中局将华中主力的西进计划对李朱二人进行了传达，并要求淮南方面加强对铁路沿线的侦察，准备后勤供应，迎接华中主力的西进。陈毅还专门指示华中局：“在淮南应迅速准备足够三个月的给养。”

这样一来，淮南方面原先拟定的三种坚持方案似乎都不适用了。

虽然所拟方案不再适用，但淮南方面却颇受鼓舞：本来嘛，就凭淮南的这点力量，要想守住淮南，希望太小。所拟第一方案不过是尽人事而已。现在华中主力能够西进，真是雪中送炭，乐得李朱二人兴冲冲地赶回天长，旋即向淮南区党委和军区传达了华中主力的西进计划。淮南方面于是迅速调整部署，在各县区展开了迎接主力，筹集粮草的准备工作。

可惜的是，淮南军民还是空欢喜了一场，华中主力后来到底没有西来。而更糟的是，由于工作部署的来回调整，使得本该着手进行的游击战的动员安排和人事部署都搁置了下来，这对后来的北撤淮北和坚持淮南工作安排的仓促窘迫并因此受到的损失，埋下了伏笔。

虽然华中主力最终因为苏中的战事发展未能西进，但负责华东的陈毅还是根据南线出击计划把五旅在6月底7月初派回了淮南。五旅的归来使得淮南方面倍受鼓舞：五旅是淮南，特别是路东的子弟兵，是淮南的两大主力部队(四旅和五旅)之一，对淮南特别是路东地形人情十分熟悉。而五旅对淮南军区司令周骏鸣来讲更有特殊的亲切感：因为五旅就是在他当年带出来的新四军第8团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这时五旅有兵力约7千，旅长成钧，政委赵启民，下辖十三团，十四团和十五团：十三团团长谢锐，政委肖学林；十四团团长夏云飞；十五团团长李世怀，政委殷绍礼，政治部主任谢雪畴。五旅迅即成为周骏鸣手中的一张王牌。

除了五旅的归建外，淮南军区还于7月初在盱眙组建了六旅十六团：以原路西巢北支队的1大队和2大队为主组成1营和2营，以六旅警卫连，侦察连及路西一部份地方武装组成3营。团长彭济伍，政委王胜凯，副政委王善甫，副参谋长林寿顺。1营营长杨忠，教导员金谅；2营营长周云翔，教导员丁植民；3营营长周凤庭，教导员曹楚。

这样淮南军区就有了正规部队8个团的兵力在手。根据华中局和华中军区的指示，淮南军区在7月初组建了华中野战军第二师(又称新四军新二师, 以区别于新四军老二师)，师长周骏鸣，政委肖望东，副师长成钧，副政委赵启民，副师长兼参谋长梁从学，副参谋长朱云谦，政治部主任余立金，下辖五旅，六旅和独立旅。

但是在地方党政的战争动员方面，淮南区领导似乎还没有加以足够的重视，各区县除了对主力西来作了一些粮草准备外，当时的工作重点还放在土地改革的各项措施的落实方面，而对即将到来的国共斗争残酷性估计不足, 或者说，和平麻痹思想有所滋长。从路东根据地的发展史看，在整个抗战时期路东根据地并未受到日伪顽大的摧残，尤其是1943年新四军军部和华中局转移来到路东盱眙后，路东根据地再未受到日伪顽大的扫荡破坏。这在一方面使得根据地军民能够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进行根据地的政权建设和经济建设工作，而在另一方面也使得各级地方干部缺乏艰苦斗争的磨炼，这对日后残酷的敌后游击坚持是有不利影响的。

就在路东军民一面开始搞土改试点，一面准备迎接华中主力西进的时候，国军对淮南路东根据地动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