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张永东：“义和团运动”新评 (一）义和团内乱的出现 -- 木瓜

四、围攻外国驻华使馆

五月二十五日，慈禧太后正式向各国宣战。同时寄谕给各省督抚，要"招民成团，借御外侮。"从此，清廷正式利用和组织义和团对外开战了。但是宣战的直接结果，除了在天津方面直隶总督裕禄首当其冲地向来自大沽口的各国联军作战外，就是在北京官军和团民共同向使馆和北堂的围攻。

庚子年围攻使馆战斗在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奇特的战争。从五月二十四日开始进攻至七月二十日联军攻入北京，使馆最后解围，前后几近两月，中间打打停停，似战非战，似和非和，全过程充满了许多的矛盾和奇怪的现象。二十四日发生一件极其严重的事情，这天上午德国公使克林德在乘轿前往总理衙门途中被八旗兵恩海枪杀。这就把慈禧太后推向了悬崖。据记自十二日起，留居北京的外人就处在一种"半包围"状态，当时外国使馆人员及外侨都集中在使馆区、北堂和美以美会教会（战事起后，全体撤入使馆）。自那以后，在北京的外国公众，主要是盼望西摩联军的到来，另一方面则是希望"中国政府可能起来认识到它的责任"（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第二三一至二三二页。）在北京朝廷中只有少数人头脑尚清醒，如蒙古八旗人尚书立三、汉人袁昶、许景澄一直反对与外人决裂。还有一个在慈禧太后身边的重要人物荣禄，总想影响太后，保护外国公使，不使情况弄得太糟。五月二十一日荣禄坚请太后准许他把各国使节护送到天津去。所以，二十一日清廷曾发上谕命令荣禄派遣他的部队保护使馆，并表示如各外国使节及其眷属愿意前往天津的话，在路上他们将获得保护。

二十三日下午四时，清廷已接到大沽守军来的信息，知道各国海军已发出要索大沽炮台的通碟，因此，经过总理衙门通知各国公使同他们的眷属、僚属、卫队和所有的在京外人，于二十四小时内从北京撤至天津，中国军队将奉令提供沿途护送。这说明在二十三日以前，慈禧太后在一些尚保持清醒头脑的官员要求下，还不敢公然违背国际惯例，即国与国间虽陷于交战状态，也不宜伤害来使。时各国驻京公使接到总署通知后感到惊愕：它们自二十日就被紧紧地包围，与西摩联军已失去联系，仅靠一小部分使馆卫队，用以在京防守既感太少，用以行军至津也十分不足，现在总理衙门声言提供军队护送，它们则认为是不可靠的。但是各国公使考虑到除了接受离开北京的命令外，将别无选择。于是各国外交团决定采取争取时间的办法，即给总理衙门一个照会，要求二十四日上午九时到总理衙门谒见，以便解决行军的细节、护送的方式以及运输工具问题。外交团希望通过这一谒见，"进一步作出表示而说服中国政府承认它的手段的愚蠢"。（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第二三五至二三六页。）当时"各使馆人员间一般都同意有离开这个京城的必要，并且或许还要在极端匆忙中实行"。可是德使克林德却坚决地不同意各公使们几乎一致地认为有必要离开北京的意见。

二十四日上午九时，外交团未接到总理衙门关于约期谒见的答复，各使节决定无庸前往，而克林德却发言反对，并告诉他的同僚们，他已给总理衙门发出照会，他将个人前去访问，届时他要指责中国大臣们违背国际法，破坏外交使节神圣不可侵犯性所造成的后果。克林德这一表示，遭到各使节的全体反对，指出这样作对他个人是危险的。但克林德独排群议，径自前往。结果，一刻钟之后，他被害消息就传米了。克林德被害，使事情复杂了。这时慈禧如果再想遵守国际公法，保护外使，就必须来个一八０度的大转变，承认杀害外国公使的责任，立刻清除朝廷中仇外势力，调集可靠部队实力镇压义和团，并解除对使馆和北堂的围困。但慈禧太后己被洋人激怒到极点了，她已经走得太远了，绝不可能回头这样作。克林德之死，非但未引起她的警觉，反而使她及其近臣感到解恨或更加对"洋人"轻视。内阁学士那桐，请端王将克林德戮尸，"并于东安门桑首示众"。由于袁昶力主不可，才盛棺埋葬（《义和团》丛刊，第一册七十页。）慈禧太后也以此喜形于色，信心倍增。第二天她对端王说："洋人之情事，实如釜中之鱼，予待洋人未尝不厚，并赐其女眷游览南海，现如众志成城，洋人必为败绩也。"（《义和团》丛刊，第一册七十页。）慈禧太后和她身边权贵们竟有如此之见，所以在杀死克林德后，短期内出现了一个围攻使馆的高潮。但由于荣禄等朝臣和南方督抚如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以及驻海外使节的反对，很快地又出现了停攻或缓攻的局面，以致在以后两月中，由于在认识上的反复摩擦，便出现了打打停停的奇怪现象。

当时外人躲藏的使馆和北堂，共有四七三名外国平民（其中男子二四五名，女子一四九名，儿童七九名），外国卫兵四五一名，还有数千名中国教民（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第二四０页。）它们虽然拥有比较精良的枪炮和坚厚的掩体，但与人数众多的武卫军、虎神营、神机营以及义和团众相比，毕竟是太弱了。何以能坚持两个来月之久？最主要原因是慈禧太后的战志不定和西方人称之为"已经很清楚地看出这次凶暴攻击将产生什幺后果的一派"（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三）第二四九页。）人在清廷阵营内部的帮助。这里首先指出的就是大学士和武卫军总统荣禄。荣禄清楚地知道攻击使馆的严重后果，在整个围攻中，他始终"暗中救全"。太后除五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日最初五天中，对洋人痛恨到极点和昏喷到极点，以致"动气"、"泄愤"，下令进攻，在二十九日后即有些觉醒，荣禄则可大显身手。据当时在北京出任顺天府尹而又与荣禄关系密切的陈菱龙记载："一日，端邸忽矫传旨意，命荣文忠公以红衣大将军进取。红衣大将军者，为头等炮位，国朝初入关时，特用以攻取齐化门者。……文忠心颇忧之。继得一策，以炮弹准否，全在表尺。表尺加高一分，炮位放出必高出一尺之外。密嘱炮手准表尺所定部位略加高二、三分。轰然发出，势若雷奔电掣，已超过该馆屋脊，视线出前门直达草厂十条胡同，山西票商百川通屋顶穿成巨窟。……各使经此番震撼，益切戒心。当议约时，各使犹复提及此事，意颇悻悻。余私谓李文忠公曰：当日演放炮弹时，尺码若不加高，恐使馆已成灰烬，各使亦难幸存。"（陈羹龙：《梦蕉亭杂记》，北京古籍出版社，二三一二四页。）由于慈禧太后不敢彻底和洋人绝裂和东南督抚的不合作以及京中大臣如荣禄等的"暗中救全"，所以使馆虽被围攻那幺久，却始终得以保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