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岁月回眸 (81) 二舅 -- 内燃机车

89 老妻病逝

1991年春节，旧历年三十中午，我们在老妻中学同学、好友、省医院药房主任黎淑明家共进午餐，淑明是烹调能手。回家后，老妻热情不减，准备第二天的汤元心子，情绪很好。

早晨黎明，我说我起床去打牛奶，她说她去。把牛奶买回来，我还在睡觉，一会，她进屋来讲：我手有点麻。她和我都意识到，有点不对劲，立刻把邻居门叫开，打电话给铁路医院急诊室。救护车到，赶快送入病房，确诊脑溢血。

她住进去就开始呕吐，医生说是”应激反映“，下了病危通知书。那时，医院还没有护工这个职业，我六神无主，急打电话给老家亲戚正宇，看能否找个人来照顾一下，他说：“实在找不到，只好叫妈去。”

老妻进院，平静躺下，只给我讲过一句话：“尿了，换一下尿布。”未留任何遗言。

晚上，我去病房，护士讲：“慢慢血出多了，脑压高，救不过来了。”我只相信她是铁医本院职工，病情轻，发现早，没从病情恶化方面去考虑。

以后，惊动了局周丕烈总工程师、局原检查长、卫生处长、老战士协会周彦郎秘书长，他们找来院长，因正值春节放假，开会商议，允尽力抢救。此时，依我观察，已病情危急。

旧历初一发病，初三病逝。

病逝后，医院派门诊部主任来家看望。这时，正好省政协主席廖伯康夫妇来家，他们问这是谁？平时知道名字，人对不上号。

老妻平时常给我讲三件事：一是希望脑溢血病逝，痛快，不受罪，不拖累家人。二是不举丧，不搞什么丧葬仪式。三是捐献遗体，死后为医学作点贡献。

第一件，生死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巧合了她的预言，可谓顺心。第二件，要怪那个周丕烈总工程师，他说遗体告别仪式总要举行一下吧！我无所作为，听他摆布。第三件，儿子说没听见妈讲过。后来，我才知道，捐遗体的事，要事前到川医去申请，填表、签字、贴照片，逝世后，电话通知他们，就行了。

这告别仪式，因为省政协主席廖伯康夫妇要来参加，引起了医院和铁路局的重视，局派了个副局长、干部部长，省医院院长潘慈康是老妻大学同学，我们431工厂党委书记，局设计所书记，院长，以及人事厅办公室主任等众多好友、同事，以及在蓉众多亲属、老家侄儿正宇，侄女正敏等都前来参加。备享哀荣，我怨老周惹祸。

礼毕，廖伯康主席夫妇出于一种特殊的关爱，和对我家实际情况的了解，约请铁路局副局长、干部部长、人事厅办公室主任，加上工厂党委书记，提出将我在431厂的儿子、媳妇，调回成铁局就近安排。这事完全是廖主席夫妇的关照，主动想到并提出来的。当然，大家都觉得确实该办，态度是积极的。

老妻病逝时，年仅六十七岁，她的为人，我在《写在钢轨上的记忆》一书中已讲过。除了所谓真诚、厚道；平常心、不矫情；严以责己，宽以待人这些而外，我以为最大特点是：对待任何人，不论官高职卑，亲疏长幼，一视同仁。记得我俩曾有过默契，越是较生疏的人，越要关心。我打了个比喻，我说我住在铁道部招待所，老走错路，客人初来乍到，不多加关照，咋办？

为了这件事，我曾多次关照孙女。我说：对待丈夫的亲友，应和对待自己家的亲友一样，甚至更好一些。这一点要向奶奶学习。我把老妻美德当成传家宝，向后辈传授。

老妻病逝，当时就有亲属讲：说我送老妻住院的医院送错了。后省医院院长，也有过同样的看法。当年铁医只那个技术水平，连个CT扫描都没有。现在看来，当时如能送到省医、川医等条件好一点的医院，可能人就救活了。我愚蠢无知，当初要是有个人指点迷津，叫转个院，即可挽救一个人的生命，我真悔呀！

老妻1958年即发现高血压，自己发明了个“间断性”服药法，血压降了就停药，很长时间才量一次血压，自己平时从不监测。如果有现在对待高血压的条件，何会67岁早逝呢？话说回来，会怪怪自己。

我看中央电视台《健康之路》栏目，归纳了四句话，任何病：“早发现，早治疗，大医院，看专科”一不耽误，二要确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