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德国国防军大本营 -- foundera

第四章东方战局的序幕及其前半局

1、准备时期

陆军总司令部被置于优先地位

1940 年7 月底至12 月初，在准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大的一次战局中，

德国国防军最高参谋部及其最高到今，只发挥了微不足道的作用，这在德国

大本营的历史上也许是最罕见的现象之一。对俄国的战争，既没有按普鲁士

――德国总参谋部的工作方式，制定一个基本的、经全面考证的计划，而且

在关于作战的指挥问题上①，希特勒除了在西方战局即将开始前，寥寥数语，

草率地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之外，再没有任何表示。从一开始，希特勒使将此

战局的全部计划――从展开到确定首批进攻目标都听任陆军总司令部安排。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完全被排斥在一边，甚至陆军总参谋部1940 年秋举行

东方战局的大型司令部演习时，指挥参谋部的成员都没有作为客人或观察员

被邀请参加。约德尔将军也有意识没有采取任何步骤，因为他个想根据参谋

部的任务和性质，以倾导者的身份参与事态的发展。但也有一些例外，如1940

夏季，他委托国防处长对苏俄作战的基本要素，进行一次研究并拟制一份研

究报告。其目的是，熟悉苏俄地理和军事现状，并企图先于陆军向希特勒提

出自己的建议。①9 月初，国防处长根据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的

指示，通知卡纳里斯海军上将的谍报局，“东方领域”在最近几周要进驻大

量部队，并提出几条采取隐蔽措施的原则。除此之外，国防军指挥参谋部还

担负了1940 年秋向罗马尼亚派送陆、空军“军事代表团”的任务。这无疑也

是“东方战局”准备工作之一②1940 年11 月12 日统帅部“为尔后作战”所

制定的第18 号指令中，所多次提到的转变方向，在上述系列事情中终于找到

了答案。指令只是说：“探明下一步俄国态度的政治会商已经开始了。不管

这种会商的结果如何，凡是已经口头命令的东方各项准备工作，将照常进行。

一旦陆军将作战计划呈送于我（希特勒一译注）井经我批准备，一系列指令

就会随之签发。”

这样看来，约德尔将军1946 年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对质询所作的

回答，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他解释说：“我不是⋯⋯第一个为进攻苏联

而作准备工作的人。当我在陆军总参谋部从见证人保卢斯那里得知⋯⋯陆军

总参谋部正在制定进攻苏联的方案，我大吃一惊。”我们暂且不谈指挥参谋

部参谋长约德尔在供词的其他段落所谈到的他的主要任务，即将希特勒的决

断，通过他的“总参谋部的工作⋯⋯以国防军整个机构所需要的军事形式体

现出来”①上述的事情就再一次清楚地表明，国防军统帅部的结构，在战争

达到白热化时，也不能适应国防军指挥的最低实际需要。

希特勒的介入

人们总是有这样一种假设，即统帅部集这一时期的经验，应自觉地拒绝

任何为东方战局制定作战基础的上作。然而，事态的发展从根本上驳倒了这

一假设。首先，当陆军首脑于12 月5 日向希特勒报告其研究结果时，希特勒

毫无保留地同意了这一作战计划，尽管他作了一些评述。遵照他的“据此计

划，准备工作全面铺开”的指示，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委托国防

处，按惯例在与陆、海，空三军作战处取得一致的基础上，将陆军的“思想”

以统帅部指令的形式体现出来。同时，约德尔还强调说：“元首⋯⋯已决心

实施东方作战行动⋯⋯因为陆军从没有象今天这样强大，而且最近再次向苏

俄表明⋯⋯凡是德国想去的地方，都可以到达”

在国防处长在巴黎期间，曾提出指令的第一份“草案”必须进行补充。

12 月16 日，瓦利蒙特向约德尔呈递了第二份草案，同时强调指出“在制定

过程中，国防处对处在两线作战的形势，以及对有待解决的燃料消耗量的问

题，作出了判断”。

希特勒的思想集中在作战开始和实施的方式方法上。因此，当约德尔将

军于12 月17 日提交指令草案时，希特勒命令，计划要作“重大变动”。此

前，陆军总司令部认为，整个东方战局的胜利希望在于，将进攻重点放在莫

斯科方向。因为据估计，敌人“主力”可能在此方向上，只有把重点放在此，

才有可能将敌主力一举歼灭。而现在希特勒却要求，中央集团军群在击溃白

俄罗斯的苏军后，其大部分快速部队要挥师北上，“与北方集团军群⋯⋯协

同，歼灭波罗的海沿岸三国内的敌人”，待夺占列宁格勒和喀琅施塔德后，

才向莫斯科挺进。促使希特勒下此决心的原因是十分有代表性的，即此前尤

其是尔后，他经常是放弃不容更改的、所有作战行动所追求的首要目标――

歼火敌人的有生力量，而代之以二等目标。一个月后希特勒又再次提出“迅

速切断波罗的海地域的联系”是“最重要的任务”，他的本怠在于保障这一

沿海地区的经济运输畅通无阻；保障与芬兰的最短的联系距离。

东方战局的作战基础，是陆军总参谋部经数月精心研究和最富才干的首

脑们的多方论证的结晶，然而却被希特勒如此大笔挥，被另一方案所取代，

因此，认为国防处的研究方案参与此事的猜测是不正确的。因为按照参谋部

的习惯.此项研究工作应事先交付陆军作战处承担。因此，另一种设想也是不

能成立的，即国防处在1941 年夏季需要对两种对立意见作出决断时，两次利

用书面的形势判断，有力地支持了陆军总司令部的立场。同时，也没有其他

迹象表明，希特勒在下此决断时，受到了约德尔将军的影响。一切迹象证明，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与在制定西线作战计划时相反，没有给陆军

总司令部一个重新发表意见的机会。而他自己却要亲自对指令的基本要点重

新进行修订――他认为这里与其职责相协调的――而已将以前所用的代号

“奥托”和“弗里茨”改为现在众所周知的“巴巴罗萨”①就是通过这种途

径而拼凑起来的这份文件，终于经希特勒签字，使德国国防军踏上了开向东

方的艰难历程。

陆军总司令部如同约德尔将军――在这里，他又完全沦为希特勒工作班

子的领导――一样，除了对他们苦心制定的计划作如此重大改动深感震惊之

外，没有提出任何异议。有人队为，在东方战局的进程中，希特勒会被迫重

新接受陆军总司令部原来制定的计划，这种把回避现实当成是解决问题的逻

辑推理，实际上是自欺欺人。

“巴巴罗萨”指令下达后，在东方战局的准备工作中，陆军总司令部仍

起着主导作用。陆军这一优先权是在三次大型会商会上提出的――头两次在

贝希特斯加登，最后一次在柏林举行。在1 月至3 月中旬举行的这三次会上，

希特勒向陆军头目们提出了他关于军队展开和近期作战目标的决断。

在这种情况下，约德尔将军凭着他的性格和素质。只能如同每天在希特

勒“侍从”的小圈子里举行一般的形势报告一样，来充当希特勒的常务顾问。

在这种场合，尽管他可以谈论东方战局的有关情况，也可以亲手去完成希特

勒的某种特殊愿望；但他的参谋部从未能承担过纯粹的准备工作。按照他自

己的工作方式，他越是长时间地远离国防处，他越是一筹莫展，只得自己依

靠自己。同时他似乎也认识到，他所应得的权威，基本来自于与希特勒的亲

密关系，而不是由于他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的职位，对于他代表的事

业他已完全荒废了。

驻在柏林附近的克拉普尼茨的国防处长及其军官们，处在一种与世隔绝

的环境中。在1 月到2 月的时间里，他们几乎没有接触一点即将开始的、成

为整个国防军头等大事的俄国战局。在这种情况下，一方面等于宣告在各高

级参谋部内，已分为东部战场和其他战场，这为后来的作战造成大量灾祸；

另一方面在这殷时间里，参谋部与它的参谋长分离所带来的弊端日益显露出

来。约德尔将军一向从简短的通告或从某位副官草率的记录中所能获取的信

息不足以证实1 月19 日，国防处长几个星期中唯一一次到贝希特斯加登访问

时，向他的上司询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元首是否仍坚持实施‘巴巴罗萨，

行动”。约德尔对这个三番五次提出的问题十分不满。回答中，他表明了希

特勒对这次作战的毫不动摇的坚定决心，而且还说了一句至今难忘的话，他

说：“俄国这个庞然大物如同一个猪尿泡，只需一戳就会把它捅破。”国防

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的这种表达方式与希特勒1 月9 日的话，有过之而无不

及。希特勒在谈话中曾这样说过：“俄国军队虽然象一尊无头的泥塑像，但

它将来的发展还难以预料⋯⋯现在还不能低估俄国人。因此，德国的进攻必

须以最强的手段实施”。

国防处长及其军官们，并不同意“上层”的观点。他们一方面象往常一

样，尽力去完成东方战局赋予他们的微不足道的任务；另一方面，尽可能与

陆、海、空三军总司令部保持密切联系。但这些活动与真正的国防军指挥任

务还相差甚远，只能解决一些低层次的问题。譬如，在一次在陆军总参谋部

进行的会高中，讨论的是如何尽力满足东方战局对长车、轮胎、备件和发动

机燃料的大量需求――国防处长曾带指挥参谋部负责组织和前迭任务的军

官、当时的明希上校和冯?蒂佩尔斯基尔希上校参加了这一会议。汇总陆、

海、空三军总令部的命令、地图和其他资料，并拟制“大事年表”，以供希

特勒按时发号施令用，也是他们的任务。按照一个真正的国防军指挥标准来

说，如果说国防处在那几个月里，在与俄国战局有关系的事情上作出了成绩，

那就是为适应新的形势，为继续实施对英作战和维护西欧占领区的安全，提

出新的方针。与此紧密相关的是上文已经提到的任务，即利用情报机构的一

切手段迷惑敌人，使“对俄的展开行动⋯⋯成为战争史上最大的一次欺骗行

动”，以转移人们“对在英国登陆实施最后准备工作的注意力”。

从3 月起，东方战局对于德国大本营的各个分部来说已日益变成最重要

的工作。3 月中旬，当部队的展开行动全面铺开时，希特勒再次介人了陆军

的基本作战计划。他断然命令，放弃南翼（第12 集团军）由摩乐多瓦出击的

计划。第聂伯河这个巨大障碍，最好从后方打开缺口，从而使卢布林地域的

南方集团军群的北翼（第6 集团军）得到其快速部队的加强。这里不太清楚，

对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是否在每日的形势报告会上，通过通常对最高司

令的这种“灵感”进行一番解释而参与了希特勒的这惭的专横独断。但值得

一提的是，希特勒在一次与陆军首脑以及陪同军官总参谋部豪辛格上校，进

行的长达5 个半小时的谈话中，向他们宣布了这一决定。根据一切迹象表明，

陆军方面没有表示任何反对意见。但陆军总参谋长却在他的日记里，对希特

勒这次发表的以及其他日渐动摇东方作战计划基本框架的意见，发了不少牢

骚。看一看南方集团军群在战局的头几周所遇到的巨大困难，就足以对这位

站在最高位置卜的统帅人物的活动所造成的后果作出充分估价。

此外，还有一项特别重要的涉及国防军最高层指挥体制的决定值得一

提。这项决定不应归咎于希特勒，而应归咎于陆军总司令自己。约德尔认为，

陆军总司令部由于被排除于挪威战局之外，布劳希奇元帅可能出于气愤，于

这天宣布，由挪威和芬兰向白俄罗斯地区开进的计划“全部听任统帅部安

排”。

这样，当时在芬兰就出现了第二个“统帅部战场”。但是同挪威战局相

反，在这里陆军本来一贯按照自己的方式行事，体现出某些特性。然而，陆

军总司令对在一个纯粹陆地战场上的大量陆军部队所拥有的职责和控制权，

心甘情愿地拱手让给国防军统帅部，即让给希特勒。由于在东方战局开始前

芬兰军队总司令曼纳

海姆元帅拒绝了德国统帅部关于担任芬兰境内全部对苏作战部队――包

括德军――总指挥的请求，致使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和国防处分别接管

了陆军总参谋长和作战处在芬兰此部的任务，就狭义的作战意义而言，这两

个职位都是陆军理应和有条件担负的，根本谈不上别人接管。除作战外，其

他一切任务，如部队征召、补充、前送和补给象在挪威一样，仍由陆军总司

令部负责。

人们若想寻求这一特殊的指挥上的调整所带来的后果，也是无益的，而

且得不出任何结果。然而可以肯定的是，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无论如何不是

好的，或者说不是最好的。还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陆军首脑是一个强大的人

物，他会重新夺回对挪威陆军部队的指挥权，而不会走相反的路①。

盟友

对俄国的进攻，由于巴尔干战局从5 月中旬推迟到6 月22 日，因此，在

进攻俄国前夕，与结盟和友好国家接触，并与德同一起共同进行这场东方战

局，再次成了国防军最高参谋部的特殊任务。然而，就是在这件事情上，参

谋部的独立自主性也同样受到很大限制。

起初，希特勒挑选的对象只是一些能为德军展开提供方便的俄国的近

邻，或者要与苏俄清算旧帐的国家，如罗马尼亚和芬兰。排在第二线的国家

也许还有匈牙利和斯洛伐克。瑞典起码也能为德国提供间接支援，即可借道

瑞典向芬兰输送德国部队，因此也旱被列为考虑之列了。希特勒指出，对主

要盟国意大利，必须注意保守秘密，不能暴露自己的观点。任与其他各盟国

接触的

时机和方式上，要十分留心，因为一方面，东方战局带有突然性和先发

制人的性质；另一方面，这是希特勒领导军事联盟所一贯采取的原则①。

芬兰尽管不是与德国结盟的国家，但两国有“战斗情谊”的关系，是德

国特别信赖的国家。6 月初，两国举行了一次短暂的“总参谋部会商”。鉴

于在芬兰的特殊指挥关系，这次会商仟务主要由国防军指挥参谋部承担。在

会上，约德尔将军再次以转移方向为开场白，大谈其已经赢得战争，现在必

须结束战争云云。接着，要德国陆军总参谋部，与芬兰代表就未来双方在拉

多加湖一线关系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希特勒亲自同罗马尼亚国家元着安东内

斯库元帅举行了会谈。对其他国家。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主要依靠向友好政府

所在地派驻老资格的军事武官，或按照在意大利的作法，派遣高级军官，这

种军官后来通常被称为“驻盟国国防军大本营的德国将军”。但是，这决不

会自然形成喇：在山双方或多方组成的固定的参谋部领导下的协同作战的局

面②。

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与盟友谈判的内容，一般只局限于国防军统帅部指令

里所提到的战争问题，即陆军总参谋部由其展开计划和作战计划派生出来的

以及经希特勒同意的思想和建议。更大的战略问题――虽然也属国防军指挥

参谋部的任务范畴――如鉴于意大利的软弱，考虑与日本达成一项日本在远

东进攻苏俄的协议，就需要在1940 年9 月27 日签订的德、意、日“三国条

约”的基础上进行。但是当时，双方都尚未考虑这种可能性。日本外相在柏

林进行长时间逗留后，1941 年4 月中旬回国时，途经莫斯科，与苏俄签订了

一项中立条约，日本以此向德表明自己的态度。德国方面没有料到其盟国会

走这一步棋。德国认为，日本是想通过此举免去后顾之忧，以利放手打击英

国在远东的地位。德国只能以符合其战胜英国这个最终和最高目标而聊以自

慰。因此，当德国的东方战局揭开序幕时，得到日本的直接帮助微乎其微。

直到1941 年秋季，由于苏俄的崩溃即在眼前两国才恢复了过去的相互信赖的

关系。当时，德国大个营的人们甚至针对日本的所谓倡议，趾高气扬地说：

“我们不需要梁上君子”！

我们暂且不管站在关键军事职位上――不仅限于国防军统帅部――的

人，在关于未来对俄作战的快速进程问题上与希特勒的观点是否一致，这里

再一次说明，仅仅被视为希特勒军事工作班子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在作战

指挥的基本问题上，不可能提出与希特勒相悖的观点。因此，统帅部包括海

军总司令部在那时期的全部言论，都是关于这些盟友支持德国即将到来的对

英战争、以及必要时的对美战争。1941 年3 月5 日国防军统帅部的第24 号

指令，在海军一份备忘录和此后国防处研究结果的基础上，将这些观点总结

为基本方针。它的最后一句话是：“关于巴巴罗萨行动不允许对日本有丝毫

暗示。”

最后的指挥措施

国防处在约德尔的领导下，在对俄战局的最后准备阶段，除完成所受领

的指挥领域的任务外，还负责汇总陆、海、空三军每日上报的侦察情报，以

及向陆军总司令部传达希特勒对展开和最初进攻目标的大大小小的反复变

动；在涉及国防军统帅部芬兰战场”的问题上，则与挪成集团军司令部联系，

希特勒的一切言词，都来源于他个人的孜孜不倦的脑力劳动，而且不但被他

的亲信――首先是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而且被有关的军种总司令部作

为命令，无条件地加以接受。最突出的事例是1941 年7 月14 日在柏林总理

府举行的。一次“大型会商会”。在这次会上，希特勒打破一切惯例，向到

会的集团军群、集团军、装甲集群司令；海、空军与此相当的将领；以及国

防军统帅部首脑及其最亲密同僚了解关于任务和企图的全部细节。出于伪装

的缘故，这一大批高级军官在希特勒的副官的周密安排下，通过新、老总理

府的各条人口，并按不同时间准时到会。报告按各条战线，分组举行。被点

名的成员。按指定时间，到老总理府的议会大厅集合。在这里他们受到了希

特勒无拘束的欢迎。14 时，会商结束。在共进午餐的宴度上，希特勒发表了

一次“包罗万象的政治讲话”。讲话中，他再一次说明进攻俄闺的理由，并

反复解释说，俄国的覆灭将促使英国放弃战争。从外表上看在与会者中，信

任的气氛占绝对优势。

“大事年表”对指挥参谋部的准备工作，起了巨大作用。鉴于作战规模

之大和范围之广，以及在东线、西线、北线所采取的措施的相互依赖性，“大

事年表”按照料各军种的愿望，将大量的困难问题汇编起来。由于巴尔干战

局，推迟了进攻时间，因此需在5 月份拟制第二份“大事年表”。此外，还

需要与卡纳里斯情报局的有关部安排好边界和消息封锁问题，以保证突然袭

击的达成。但另一方面，要保证满载贵重的战时经济物资的俄国列车源源不

断地运往德国，直至进攻发起前的最后几分钟①。

国防处终于受领了一项特殊任务，即以外交部照会的形式、将俄军在近

几个月内侵犯德国边界和领空以及类似事件归纳整理出来。这种文件要根据

其内容在国际法上的重要程度。按不同级别签字上报。不太严重的事件由国

防处长签字，中等严重的事件由约德尔将军签字，重大、严重事件则由统帅

部参谋长签字。其目的是十分清楚的。正如6 月19 日，外交部驻统帅部联络

官通知国防处长时说的：“对于国防军统帅部⋯⋯截止今晚前向元首所作的

关于俄闰侵犯边界的报告，元首昨晚已委托外交部长发出最后警告，意在表

明德国对俄国军队展开所造成的威胁不能再继续犹豫不决了。”

据回忆当时要求拟制的这一报告，基本是一份以事实为依据并有大量数

据的文件②。说到这里，似乎通过前文讲述的事实，已经揭示了“非正义战

争”的实质。然而，“非正义战争”这个词汇对于当时每个军官来说都还前

所未闻！后来，从边境会战中俘虏的大量苏俄战俘口中，以及从苏俄在边界

附近新建大量机场一事中得知，俄国人在军事上的充分准备，远远超出德的

意料，然而，即使如此也无法改变德国战争的“非正义”性。最后，只能到

它自己的所谓“国家至上”论中去寻找答案。

“罪恶的命令”

对于希特勒的、已为大家所熟知的“罪恶”命令，国防军指挥参谋和国

防处肯定有过密切接触。详细地描述一下事情经过，以及此项命令在德国大

本营里的产生过程，比仅仅依靠纽伦堡判决所作的描述要重要得多，况且对

于一个参与者的见证也是不应当忽视的。在我们一件一件地列举一些文件和

其他资料之前，首先回忆一下两个情况：

1、居于国家最高位置上的独裁者拥有无限的权力，受到了德国人民几乎

一致的拥戴他的“十字军东征思想”①，至少也不亚于他后来的几个敌对国。

在这种状况下，任何公开的异议都行不通，只能暗地里秘密地阻挠他的企图

的实现；

2、军官们习惯干将服从、法制和荣誉，以普鲁士德国国家历史上的典范，

作为他们的自然观念，但由于他们在能力施展上所受到的局限以及现实与义

务之间的矛盾，特别是看到希特勒政府犯下的种种罪行，促使他们在战争的

生死存亡的关头，毅然起来反抗。因为国家和政府元首所发出的命令，与他

们军人的伦理极不吻合。

除此而外，还有一个客观情况尤其需要说明和加以考虑：在入侵俄国一

事上，陆军总司令比在其他任何场合都能够更多地坚持履行所谓“执行权”；

至少在“作战地域”和所属的“后方地域”。除了陆军总司令和由他授权的

陆军高级指挥机构外，再没有任何其他机构能脱离陆军而独自下达任务。但

陆军总司令却在希特勒的压力下，不得不与本不属国防军的“保安局”和警

察特种部队达成必要的协议，然而他却没有意识到特别行动队”①的本来任

务是什么。

人们可以今大的观点，去看待1941 年3 月3 日约德尔将军对他交付给国

防处拟制的“第21 号指令（‘巴巴罗萨，行动）在特别地区的方针”草案的

批语。这份草案的前言部分称，此草案已经约德尔亲自加工修改，并已呈送

元首过目”，接着他将希特勒对“最后文本”所提出的“方针”归纳如下：

“这场即将到来的战局，不仅仅是一场武装斗争；它还是两种世界观的搏斗。在幅

员辽阔的地域里，只击败敌人的国防军还不足以结束战争。必须解散整个地区的国家体

制，建立它们自己的、可与我们进行和谈的政府。

这些政府的组建需要极大的政治灵活性和制定审慎周到的原则。

每一次大规模的革命，都会造成不可磨灭的既成事实，社会主义思想，已无法从今

天的俄国除掉。它能够成为建立新的国家和政府的内政基础。作为迄今的人民的“压迫

者”的犹太布尔什维克的知识分子，必须予以铲除，流亡国外的那些尚存的资产阶级贵

族知识分子，也同样予以铲除。他们将被俄国人民所抛弃，他们终究是仇视德国的，这

一点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当初的波罗的海沿岸国家。

此外，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必须避免一个民族的俄国取代布尔什维克的俄国。因为，

正如历史所证明的那样这样的国家最终仍将成为仇视德国的国家。

我们的任务是尽快、以最低限度的军事力量，重建一个依附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

机构。

该任务十分艰巨，仅靠陆军无法完成。”

继续写道：“根据元首确定的方针，约德尔指令必须作如下修改：

1、陆军需要一块作战地域。但其纵深，必须尽可能加以限制：在其后方不应设立军

事管制机构，而是向一些根据民族特点而划分的较大地区派遣帝国全权代表，负责在那

里迅速建立新的国家政治机构。此外，应派遗“国防军司令”作帝国全权代表的助手，

仅处理与继续作战有关的纯军事问题，隶属于陆军总司令和国防军统帅部。在这个班子

里，应设立能处理国防军事务的各种组织机构，（如国防经济、通讯谍报等）

警察主力也将由帝国全权代表指挥。

2、边界封锁只能在作战地区实施。除秘密野战警察外，有无必要在这些地区设立党

卫队领袖的机构，须由党卫队领袖酌定。有必要将一切布尔什维克头目和政治委员除掉。

对此类问题，军事法庭不须审理，军事法庭只负责审理部队内部事宜。

3、草案的第3 部分（对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匈牙利和芬兰）的方针应采纳这一指

示，即陆军总司令拥有在必要时对这些国家的问题，向统帅部提出建议的特殊权力，再

由统帅部与外交部取得联系。陆军可向驻这些国家的德国公使提出“直接请求”。

此后，“特别地区的方针”由国防处重新修改，1941 年3 月13 日经国

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签字，其全文如下。

关于第21 号指令（巴巴罗萨行动）中特别地区的方针

1、作战地区和执行权

1）在东普鲁士和总督辖区内，国防军内部的、对作战区域指挥权和补给规定，应最

迟于作战行动开始前一周年国防军统帅部宣布生效。陆军总司令部应在与空军总司令取

得一致意见后，及时提出建议。

宣布东普鲁士和总98 督辖区为陆军作战区域不是有意的。相反陆军总司令有权根据

1939 年10 月19 日和21 日未发布的元首敕令，对实施其军事任务和保证部队安全所有

必要的措施作出规定

陆军总司令可授于其集团军群司令和集团军司令以同样权利。陆军总司令部的这种

规定。优先于其他一切职责规定和地方当局的指示。

2）一旦作战进程允许，凡在作战中占领的俄国地区，都要按照特别方针，将其国家

机构解体，建立自己的政府。由此，特作如下规定：

a）由于陆军越过帝国和邻国边界向前推进而形成的陆军作战区域，要尽量限制其纵

深。陆军，总司令有权在这一地区行使权力，也可授权于集团军群司令和集团军司令。

b）在陆军作战区域里，党卫队领袖为准备实行政治管理，受元首委托，接受由于两

种对立的政治体制的最后斗争而产生的特殊任务。在这些任务范围内，党卫队领袖可自

主行事，自己对自己负责。但陆军总司令和受其委托的勤务机构所行使的执行权，不能

因此受到触动。党卫队领袖应注意，在执行任务时，不得干扰作战。具体规定，陆军总

司令部可直接与党卫队领袖磋商作出。

c）一旦作战区域达到足够纵深，其后方区域将受到局限。在新占领区的作战区域后

方，要建立自己的政治管理机构。它的划分，要依据民族条件，以及在北方（波罗地海

沿岸）、中央（白俄罗斯）和南方（乌克兰）的集团军群的分界线而定。在这些地区里，

由帝国全权代表实施政治管理，他们将从元首那里接受实施方针。

3）在作战区域后面的政治管理地区，将由国防军的司令官们实施全部军事任务，他

们隶属于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

国防军司令官是国防军在有关地区的最高代表，行使军事主权，他负有地方司令的

任务，行使集团军司令或军长的权限。

他的主要任务是：

a）与帝国全权代表紧密配合，支持他履行其政治任务。

b）利用和保护该国的经济财富为德国的经济服务。

c）按照陆军总司令部的要求，利用该国条件，为部队提供补给。

d）保障整个地区的军事安全，尤其是要保障机场运输公路和补给设施免遭暴乱、破

坏分子和敌伞乓部队的袭击。

e）整顿交通秩序。

f）负责为在其管理区逗留的国防军、警察、各种组织和战俘安排住宿。

对于地方机关，国防军司令有权采取为完成军事任务所必要的措施。在这一地区内，

任何人包括帝国全权代表都要服从于他所作出的决定。

有关乓力分配的勤务条例、编成命令和指令，以后将加以区分。

在不干扰作战的情况下，一旦军事态势允许指挥关系的转换，国防军司令便可受命

行使指挥权。

4）对作战区域和政治管理区域里的经济管理的统一领导，元首己委托帝国元帅担

负。帝国元帅将这一任务交付经济、军备局长完成。有关该方面的特别方针，将由国防

军统帅部经济、军备局颁发。

5）警察力量由帝国全权代表领导。在作战区域内，若要求转隶警察力量，陆军总司

令部应提前向统帅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国防处提出请求。

6）部队对居民的态度和国防军军事法庭的任务将分别作出规定。并下达命令。

Ⅱ、人员物贡和消息的交往

7）作战开始前，为控制与俄国的人员。物资和消息交往所采取的必要措施，已由统

帅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发布了特别方针。

8）随着作战的开始，陆军总司令应对德、苏边界，以及尔后的作战区域的后方边界，

实施封锁，禁止任何非军事人员，非军事物资和消息的交往，党卫队领袖按照元首指示

安排的警察组织除外。这些组织的食宿由陆军总司令部总军需长负责安排.他也可在党卫

队领袖处设置联络官。

边界封锁也适用于帝国最高当局和党的机关的领导人和特派员。国防军统帅部指挥

参谋部将对此向帝国最高当局和党的机关作相应通告。边境封锁的例外情况。由陆军总

司令及其委托的机构决定。

除对党卫队领袖的警察组织所作的必要的特殊安排外，入境许可的审批权完全由陆

军总司令掌握。

Ⅲ、对罗马尼亚、斯洛伐克、匈牙利和芬兰的方针

9）与这些国家达成的必要协议，是根据国防军三军总司令部的动议，由统帅部和外

交部一起经办的。在作战进程中表明，国防军统帅部有必要提出特殊的权力。

10）为直接保护部队所采取的警方措施，可不依据授予的特殊权力而实施。

其他规定待以后作出。

11）对这些国家的下述领域的特殊规定以后作出：给养和饲料的筹措

宿营地和器材、货物的采购和寄发，货币的筹措和支付规定，

薪金，

索赔权。

邮电业。

交通业。

审判权。

国防军三军和统帅部机关，关于在上述领域对这些国家政府的愿望，应于1941 年3

月27 日前报告国防军统帅部指挥参谋部国防处。

Ⅳ、对瑞典的方针政策

12）由于瑞典只能作为开进经过区，因此德军部队司令在这一地区没有特殊权限。

只有保障铁路运输免遭破环和攻击的权力和义务。

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

（签字）凯特尔

1941 年3 月13 日

关于“特别任务”的规定[（I.2）b）]，仅从内容上就可以肯定地看出，

希特勒在第三稿中，作了这样的补充：他将任务委托给党卫队领袖，只有他

能有权充任“德国警察头目”，有权独立自主行事。对于当时的情况知之甚

少的人来说，似乎有必要指出下列几点由此而带来的结果：

1、按3 月3 日“方针”才需进行审查的问题，即党卫队领袖是否在陆军作战区域内

活动的问题，在此期间已成为既成事实，而没有就统帅部或陆军总司令部进行合作作出

任何决定。

2、“特别任务”的形式和范围都没有详加阐述。只是就政治警察的使用，作了较多

的解释。这种方法所产生的结果是，处在前线的国防军如同国内的国防军一样几乎无所

事事。另一方面，鉴于俄国境内的情况，增加警察力量以保障战线背后的安全，也是必

要的。

3、从该命令最后的签发顺序上，也不能说明党卫队领袖与陆军总司令部的任务已作

出了具体安排。而更多的是让两者就允许党卫队领袖的机关在陆军作战区域内自由活

动，以及设立营地，进行补给等，达成必要的协议。

国防处对这一“方针”持批评态度。因为它极大地侵犯了陆军总司令在

作战区域的主权，将给陆军总司令部带来新的困难。然而，出乎预料之外，

人们很快接受了希特勒的安排。早在3 月13 日，总参谋长就记录了“瓦格纳

与海德里希关干警察问题的谈话”，并于第二天，在统帅部指令的开头，增

加了“巴巴罗萨的特别安排”的话，却没有加任何注释，几天以后，在上文

提到的那次形势讨论会结束时，希特勒对陆军总司令及陆军总参谋部军官们

就他对东线“后方地域”的意图发表了一次粗狂的讲话，面对陆军将领们来

说，却加强了他们以一切可能限制党卫队领袖及其机关活动的意志。在作战

区域的特殊条件下，陆军总司令部及其前线指挥官的这种可能性是大量的，

比如封锁公路或扣留燃料等权利。

在这种精神驱使下，一贯赞成陆军总司令在作战区域拥有绝对指挥权的

瓦格纳将军，与海德希希进行了一次必要的谈话。而海德里希肯定对此早有

考虑，对“特别任务”的真正性质没有透露半句。此后拟制的、经陆军总司

令部以及国防军统帅部和指挥参谋部审阅的命令草稿，即不会让人产生任何

怀疑。也不会使人提出疑义。其全文如下：

秘密

1941 年3 月26 日

陆军总司令部

陆军总参谋部军需总监

在部队之外实施特别安全警务任务，需要在作战区域内增设保安警察特遗队。

征得保安警察和保安局局长的同意，在作战区域里，对保安警察和保安局的使用特

作如下安排：

1、任务

a）在集团军后方地域：

作战开始前，确保固定目标（物资、档案、德国或敌国组织、部队、集团的卡片等，

特别是重要人物：流亡政治领袖、破坏者、恐怖主义者等）的安全。

在由于增派特遗队可能使集团军的作战行动受到干扰的下属区域内，集团军司令可

不予以增设。

b）陆军后方地区：

研究和对付故国非军队实施的敌对行动，以及向陆军后方地域司令通报一般政治形

势。

1937 年1 月1 日与帝国国防部谍报处共同拟制的“国家秘密警察和国防军谍报机关

之间的合作原则”的基本精神，也适合于与谍报军官或谍报机关的合作。

2、特遗队与集团军后方地域军事指挥当局之间的合作。

保安警察特遗队在自己负责范围内执行任务。在行军、补给宿营等方面隶属于集团

军，在惩戒法律方面由国家秘密警察和保安局长官处理，集团军无需过问。

在专业方面他们执行国家秘密警察和保安警察长官的指示。在某些活动受到集团军

规定的限制时，应服从集团军安排。

为对这些特遣队实施统一领导，应在每一集团军地域内，委任一名国家秘密警察和

保安警察长官的代理人。他有义务将国家秘密警察和保安警察特遗队长官下达的指示及

时通知集团军司令。为避免干扰作战正常进行。集团军司令有权向代理人下达有关指示；

这种指示压倒一切指示。

代理人要经常与敌情军官紧密配合。代理人可按指挥当局的要求，派一名联络官员

与敌情军官保持联系。敌情军官需将特遣队的任务同军事谍报、战地秘密警察的活动和

作战协调起来。

特遣队有权庄其职责范围内，对当地居民采取行政措施。在此方面，应与谋报机构

实施最密切的合作。可能会对作战发生影响的措施需经集团军司令批准。

3、保安警察的特别行动组和特别行动队与陆军后方地域司令之间的合作。

4、特遣队、特别行动队、特别行动组和战地秘密警察的权限。在部队内部的政治谋

报任务和直接保护部队的任务，是唯一由战地秘密警察担负的任务。全部此类事务，特

遣队、立即交给战地秘密警察处理，反之，一切属特遣队任务范围的事情，战地秘密警

察要毫不迟疑地交给特遣队、特别行动组和特别行动队处理。此外，1937 年1 月1 日的

协议有效。

代理人

签字

不久，“保安警察特别行动组”在这个协议的俺护下，在东方战局开始

不久，便按照希特勒向希姆莱下达的秘密指令，在东线后方地域有计划地大

批屠杀犹太人。对这一点。参加会商和拟制命令的军官中，恐怕没有一个人

会预料到。

早在1941 年3 月30 日举行的约200―250 名高级军官――主要是三军即

将担任东方战局的高级指挥官及其最亲密的同僚一一参加的会议上，希特勒

在民达两个半小时的讲话中，就公开提出了违法的要求。按希特勒的本意，

同1939 年8 月22 日波兰战局和11 月23 日西方战局前夕的“动员”一样，

即向高级将领及其高级参谋助手们，就即将来临的东方战局，灌输他的观点，

要求全体与会者，应将东方战局作为“两种世界观的斗争”。由于无法改变

的“世界观”上的巨大差别，他的讲话慷慨激昂，言词尖刻，全场鸦雀无声

气氛十分紧张。只有两次起立打破了场上的寂静――一次是当希特勒从后门

走上讲台时，一次是当他离开会场时。

在这次讲话中，希特勒还宣布了“政治委员命令”，颁布了在“巴已罗

萨”地区实施审判权的法令，简称为“巴巴罗萨命令”。希特勒在讲话的一

开始就提出一条方针：苏俄的政治委员和干部，不管是部队的还是地方的，

一律是罪犯。因此，既不能把他们当成不人看待，也不能当成战犯处理。如

果他们被俘，应将他们转交保安局的特别行动组处理；如果条件不容许，当

地部队可将其就地处决，对另一道命令，希特勒早在3 月3 日所提出的要求

叫就作了解释。他要求军事法庭对待部队要采取双重原则，德国士兵有侵犯

“敌国居民”行为时，不应严格按军事惩处法和纪律条令处理；相反“敌国

居民任何侵犯国防军的行为”都要以最严厉手段，其中包括立即处决来加以

惩处，而不受军事法庭的起诉。希特勒的这些指令，基本上就是他对布尔什

维克主义的判决，他把布尔什维克主义与“社会犯罪”等同，特别指出了红

军在进犯波兰、巴尔干国家、芬兰和罗马尼亚时，政治委员和干部所犯下的

残无人道的暴行。在这一基础上，他反复强调，试图让他的听众相信，对俄

作战绝不能以军人的侠义精神进行，军人情谊的“过时观念”已不适用；这

是一种特殊战斗，不仅要打垮红军，而且要把共产主义永远从地球上根除。

据后来传说，当希特勒离开会场后，他的讲话引起了某些与会者的抗议

和强烈反响。然而，据我的观察或当时的史料记载都没有提供这方面的证据，

譬如，陆军总参谋长详细记录了会议的过程，但对希特勒的最后几句话他只

记道：“将领们必须有自我牺牲精神，要消除他们的疑虑”在这两句话的旁

边还注有“陆军总司令命令”的字样。紧接着上面的话记有“上午：共进早

餐――，下午：在元首处会商”从下面的记录可以知道，这两次活动是在陆

军集团军群司令和个别下一级将领的小范围内举行的，只听说他们中间有一

个名叫古德里安的由于哈尔德对尔后的会商，只用了一句话即“没有新东西”

来表示，因此可以断定，与会者中没有一个人利用这一机会，再一次讨论希

特勒在上午的讲话中提出的要求。陆军高级军官们的这种保留态度，也许决

定了陆军的大多数人不会照希特勒的每一句话去办；另一些人可能会低估他

的企图的全部意义；也许还有一些人认为最好不要立即加深对问题的认识，

可以先看上司的反应如何再说。

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元帅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简明扼要地

解释说：“在这次会商之后，没有发生什么情况。”也许他应当这样说：他

对人们对希特勒计划的反应和异议一无所知。凯特尔的话也可以这样理解，

即他身为统帅部参谋长，没有参与将希特勒的要求变成命令、从而将其赋予

一种固定形式的活动。然而，这一解释并不符合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在战争

时期和战后的表现。在巴尔干战局，在夺取克里特岛行动中，在赫斯出走以

及“伸斯麦”号战列舰沉没，那些多事之秋，不管是凯特尔还是约德尔，都

一反常态，对希特勒百依百硕，尽阿谀之能事。

在沉默了整整5 个多星期之后，陆军总司令部终于5 月6 日呈递了一份

文件，推动了事态的发展。这份题为“陆军总司令派出的特别用途的将军”

的文件是一份命令草稿，由陆军总司令签字，“报统帅部参谋长，国防处长

瓦利蒙特将军亲启”。这份命令草稿是作为“关于处理国家政治权力代表，

以及为统一实施1941 年3 月31 日下达的任务的方针”。在“集团军地域”

一段里写道：

国家政治权力代表和领导（政治委员）是⋯⋯部队安全和被占领国安定的极大危

险⋯⋯

他们一旦被部队抓俘，可由他处转交部队，都要将其送交一名具有惩戒权的军官。

该军官需与另外两名军人（军官或士官）确认，被俘者或移交者是不是国家政治权力代

表或领导（政治委员）。其政治身份一经证实，枪决并立即执行。

部队的政治领导（政治委员）属于政治干部。及时发现他们并把他们剔除、具有特

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他们可能作为战俘，继续在后方从事鼓动宣传。尽可能先将他们押

在俘虏集合处，最后在临时战俘营将他们干掉。行政管理机构和党内的政治委员，以及

其他政治人物也在此列，因为他们可使部队凝聚到一起。经济和技术企业的政治领导，

如果他们采取对抗德国国防军的行动，也顷予以逮习捕。

应禁止将被逮捕的国家政治权力代表和政治委员遣送后方的作法⋯⋯”

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的日记清楚的说明，尽管这位运用于特别领域的将军不隶属于

他，而是隶属于陆军总司令，但由于这份命令革稿的特殊意义，他也不在其外。在5 月

6 日的有关记载中有这样几句话：

“特别用途将军米勒及其最高军事法庭委员会：

a）要以元首最近时将军们的讲话精神命令部队在东方战局中，部队必须在这场世界

观的斗争中，英勇奋战。

b）审判权问题⋯⋯”

收到陆军总司令这份文件的瓦利蒙特感到意外和为难。因为，到迄今为

止，陆军总司令只是用书面形式，将早已忘怀的希特勒口头提出的方针，在

少数高级军官的小范围内传阅。与此同时，他们通过具体的“实施规定”，

对部队下达了命令。瓦利蒙特以直接了当的、但又谨慎小心的措词、在陆军

总司令部污信的原件上写道：

有无必要发布这种形式的法令，育待考虑。是否将其自己的安排⋯⋯向统帅部参谋

长提交报告？①

国防处有关工作组（军需组），以这一批语作为自己考虑方案的基础，进行工作。

与此同时，国防处长瓦利蒙特打破“业务程序”擅自将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芦案、与希

特勒口头提出的方针进行比较，并注上相应批语，转呈收件人（凯特尔）。瓦利蒙特未

将收到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草案一事通告其上司，并利用这段时间。与军需纽一起寻求

解决问题的办法、禁止这种命令的下发，基于这种企图，当时采取了以下步骤：

1、将陆军总司令部的命令草案送交国防军司法处进一步处理。司法处参与了该命令

草案的起革，但司法部门提出的法律上的论据比自己的见解，更能使统帅部参谋长信服。

结果：电话通知司法处长勒曼博士，凯特尔禁止使用这个材料，并于5 月9 日将陆

军总司令部的草案退还国防处。

2、国防处长与陆军总军需长瓦格纳将军――他前不久曾受陆军总司令的委托与海德

里希进行过磋商――进行秘密会商，看是否有可能让陆军总司令部收回命令草案。

结果：遭到瓦格纳的坚决回绝。其理由是，正是由于与海德里希谈话后，才感到有

绝对必要向希特勒呈送这样一份命令草案。如果不这样作，希特勒就会向前线派遣“保

安警察”，并借此力量贯彻他的意志。瓦格纳补充说，为避免出现骚乱和不法行为，陆

军总司令部已起草了一份“维护纪律的命令”准备下发到陆军最基层的分队。面对这种

情况，瓦格纳只得向国防处长紧急建议，“不要再插手此事”①

3、对当时已被国防处所知晓的“帝国领导人”罗森贝格向希特勒呈递的“第3 号备

忘录”进行分析利用。罗森贝格作为即将走马上任的“东方部长”，在备忘录里指出，

在占领区年，地方政治委员和干部在进行行政管理建设中是不可少的。只有“较高和最

高级”的干部，才应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将其除掉。

尽管统帅部和国防处没有参加与东方的行政管理建设，但当瓦利蒙特从瓦格纳那里

得到对陆军前线地区令人放心的担保之后，认为，发展罗森贝格的想法是反对国防军迫

害非军事政治委员和干部的极好手段。

经过一周之久的调查和多方权衡，认为反对实施政治委员命令已有

足够保证之后，国防处长遂于5 月12 日，提出了一份“报告摘记”。

摘记开头写道：

“Ⅰ、陆军总司令部对方针呈报了一份草案⋯⋯并将其作为附件附上。”在简述了

陆军总司令部草案的主要内容之后，国防处将自己的意见陈述如下：

Ⅱ、帝国领导人罗森贝格的第3 号备忘录认为，只有较高和最高级干部才应除掉。

因为，国家，地区的和经济干部在被占领区的行政管理上，是必不可少的Ⅲ、因此，应

要求元首作出抉择，其原则应具有权威性。

对第Ⅱ点国防处建议如下：

1、对于对抗国防军的干部⋯⋯可作为游击队员加以处决。

2、对于没有敌对行动的干部，可暂不触动⋯⋯只有当向该国深远纵深突击时，才有

可能决定，能否将尚存的干部留在原地，还是应移交给特别行动队，否则无法进行移交。

3、军队干部应根据陆军总司令部的建议处理。这些干部不作俘虏对待，最后在临时

战俘营处决，绝不能向后方遣送。”

国防处长瓦利蒙特未将提案呈送陆军总司令草案的收件人凯特尔，而是

送交约德尔。他认为，约德尔会对此给以更多的理解和支持。这一判断是正

确的。他订先指出，“报告摘记”不是什么命令草案，只是对事实情况一种

简短概述，对上司的意见尽可能地影响。另外，在这里还要指出，在那种条

件下，进行公开对抗.除了只能成为殉葬品之外，不会有任何收获。因此，对

希特勒这样的命令只能从内容和措词上极力进行破坏。此时此刻，国防处长

瓦利蒙特象前线的指挥官一样，除了时不时地上报一批处一决政治委员的数

字外，别无他法。其实，他们既没有统计，也没有进行筛选，更谈不到处决

①。军官们这样做，并不是为了“顾全脸面”，而是出之于法律和人道的良

心。

国防处长将报告记录呈报给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之后，便暂时脱离

了此事。据我回忆，约德尔亲笔在提案上写的批语，直到战后在纽伦堡法庭

上才为人们所知，这些批语是：“必须再次向元首报告（5 月13 日）”，以

及“我们必须顾及到对德国飞行员的报复行动，最好将整个行动作为报复来

安排”（注：在审判中，约德尔大将交待：“我是想⋯⋯利用这些批注，向

凯特尔元帅指出一条或许能回避⋯⋯这⋯⋯命令⋯⋯的途径⋯⋯，我认为，

必须看一看实际中，政治委员是不是象元首所事先估计的那样；如果确实如

此，就可以进行镇压。”据作者回忆所及，这份报告记录直到战后才在组伦

堡法庭上公诸于世，但在总理府或山间别墅的谈话，时至今日还未为人们所

知晓。

国防处长“旧业重操”，再次处理这项工作是5 月底开始的。当时他在

巴黎参加了长时间的谈判后返回在萨尔茨堡火车站“阿特拉斯”号特别列车

的办公桌上，看到了由希特勒通过的“政治委员命令”的最后稿本。他首先

发现，他模仿罗森贝格的口吻提出的建议，全部取代了陆军总司令部拟制的

命令草案中的相应条款，几乎连措词都被采纳了。瓦利蒙特在欣慰之余，还

感到兴奋的是，命令没有希特勒的签字，也没有提出向希特勒或国防军统帅

部呈递“实施报告”的要求。于是，国防处长决定自己签署一份说明，连同

“政治委员命令”一起下发陆军和空军总司令部。此外他还曾加了一句话：

书面命令仅“发至集团军司令、航空队队长以上”。他认为，一切与他具有

同样思想的人，都会借用他的这些说明和补充，正面回避希特勒的命令。在

这件事的前后，国防处长都没有向他的上司――凯特尔和约德尔――透露过

一个字。

这就是“政治委员命令”出笼的全部的未加任何粉饰的历史。在给“政

治委员命令”降调的工作中，当时的国防处长瓦利蒙特少将以及他的军官们

作出了重大贡献①在希特勒尔后发布历次命令时，情况都大致类似。希特勒

在制定其东方战争的司法权的方针时，国防处及柏林国防军大本营的其他单

位不仅没有参与，约德尔也只是偶尔与凯特尔的谈话中，施加一点个人影响，

甚至连希特勒的军事工作班子也不清楚这种事情的全过程，或者在希特勒签

字时，才了解一二。

后来的发展结果是，“政治委员命令”只局限在内部小范围内而且据作

者所知，后来只有两次涉及到该命令的事。②1941 年9 月26 日，东方战局

大约已进行了3 个月，约德尔收到一份陆军总司令部9 月23 日签署、由米勒

将军签字的函件。函件称，前线的经验表明“应重新考虑迄今的对处理政治

委员的方法”约德尔在函件上批道：“对迄今所下达的关于处置政治委员的

命令元首拒绝作任何修改”并将函件退回。后来，在1942 年5 月6 日，即陆

军总司令部第一份命令草案拟制一周年的日子里，国防军统帅部战争史处的

勤务日记里有这样一段话：“为促使被围俄军的倒戈和投降，无道命令，凡

投诚的俄军指挥员、政治委员、党代表，可首先保全他们的生命。”

由于希特勒作了这样的解释，“政治委员命令”从形式上也等于被废弃

了。在东方战局开始后的数周里，“政治委员命令”只是在部分地区得到贯

彻，尽管大本营对此没有作过任何报道。但到了1941 年12 月初，严重的冬

季危机开始之时，命令已失去了任何实际意义。

但是，也没有充足的证据说明，在对俄战局初期，“政治委员命令”到

底在德国国防军战斗区域和占领区多小的范围内得到了贯彻。而事实是在

1941 年盛夏，在战俘营里却关押着无数各级政治委员。国防处长对此自然一

无所知，而希特勒却有耳闻，并为此专门下达了“处置苏俄战俘的命令”’。

根据这一切迹象表明，这道新命令的主要目的是，在前线地区“筛选”

俘虏营里的政治委员和干部，以此作为弥补措施，战后，有些人将这个新命

令看作“政治委员命令”的组成部分，这是不正确的。新命令的发起人和撰

写者是希特勒本人，以及命令的接受者、不幸的凯特尔。不同的受命者会产

生完全不同的结果。命令的接受者一个是前线指挥部，另一个是国防军战俘

机关。新的命令对刽子手希姆莱来说，是大开杀戒的上方宝剑；而对前线指

挥部来说则完全是另一种事。他们知道，非法处置战俘营里政治委员的消息，

很快就会被敌方知道。它只能迫使俄军政治委员们及其部队战斗到最后一颗

子弹。因此，到1942 年6 月对战俘营所下达的命令、尽管未被废弃，也基本

未加贯彻。

在结束这一充满忧郁回忆的一章时，还要说：人们经常从军方听到这样

一种说法，即在北非或意大利，德国陆军在进行“正派的战斗”。其言外之

意不仅是对东方陆军的否定，同时也是对陆军绝大多数的毫无道现的贬低。

暂且不说东线和南线的大量部队进行过换防，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德国军

人，尽管承受了闻所未闻的负担――来自己方“高级领导机构”的和敌方的

――但是他们仍然懂得维护其传统作风。

2、从战局开始到冬季危机

新的战地大本营

与1940 年西线不同，在希特勒命令大本营自东普鲁士迁移之前，他为能

获悉德国陆军6 月22 日清晨越过苏俄边界后的结果，一直等了大约36 个小

时。直到第二天中午，当苏俄宣布当天为第一个动员日时，德国领率机构才

分别乘飞机和特别列车踏上东进的道路。其中，国防处原班人马干14 时45

份由柏林格吕内瓦尔德出发，于翌日早晨3 时45 分到达距拉斯膝堡城东数公

里的目的地“格尔利茨林场”。

参谋部新的第Ⅱ号宿营地设在距一条火车支线车站仅几百公尺的地方。

营地后面高架着铁丝网，但从大街向后了望，什么也看不见。宿营地内还有

一家简陋的森林客店，是拉斯滕堡居民的短途旅行的歇脚处。在这个客店周

围建造了几所木制简陋房屋。大部分工作室就设在这些房屋内。这些房屋的

规格、窗户的数量以及内部设施，都是以柏林的各个部为标准建造的。更使

人吃惊的是有一半隐蔽在地下的设施，它象一列长长的卧车室，一个门挨着

一个门，这里是军官们的工作室和卧室，甚至国防处长在这里有两间卧室，

水泥墙壁上镶着淡雅的木板，洗漱室和浴室铺设着瓷砖，有制式衣橱，取暖

设备、电气装置等等，应有尽有，这一切与“战地”大本营几乎有些不相称。

几天之后，国防处长第个脱离这坐地下墓穴，搬到车站附近的列车上，后又

迁移到老式客店里。不久，国防处的其他成员也搬到工棚里。

在第Ⅱ号宿营地里，除了参谋部的战地队外，还有陆军的所谓“元首卫

队营”，负责警戒，卫队营指挥宫还兼营地卫戍官。人们相互间很少见面，

也不了解，但生活在大本营区域里，总还是生活在自己人中间，无需丝毫戒

备。

在大街的另一边，向东不到1 公里处，是大本营第1 号宿营地。在这里

住着希特勒和他的“国家、党和国防军”的来信。军队方面，除希特勒的副

官外，只有凯特尔、约德尔，以及新增加的“编史官”、总参谋部中校舍尔

夫。在这里，也有几所木制房间作为会议室和“饭厅”。而作为卧室和工作

室的都是由钢筋混凝土构筑的掩体，每个掩体都有两个和更多的小房间。在

最北角，是希特勒的掩体，因为希特勒怕见阳光，窗户依旧朝北。这个被希

特勒称之为“狼穴”的地方，时至今日仍被波兰列为名胜古迹，供游人参观。

陆军总司令部设在安格尔堡周围的森林里，乘车1 个小时可到达大本

营。空军总司令戈林和他的司令部也住在大本营附近。然而，国防处长在3

年多的时间里，没有一次去过空军总司令部的驻地；与此同时，他却与陆军

总司令部――在勤务之内和勤务之外问题上――保持着密切联系。在这里，

作者还想起另外一件事，很能说明两者的差别：当陆军总司令部首脑前往“狼

穴”时，只乘坐一辆旧式灰色小型列车，这种车辆只适合在“郊区路轨”上

行驶；而戈林前往大本营时，最低要乘坐由3.4 节大型现代化车厢组成的豪

华列车，行驶在仅100 多米的单线铁轨上，车上设备舒适华丽，配有身着白

色服装的服务人员。海军总司令留在柏林，在头几个月里，仅派一名海军上

将作为其常驻代表，住在1 号宿营地里。虽然“狼穴”设在前线附近，可是

处在这穷乡僻壤中，却几乎没有当初西线大规模军事行动中所应有的感觉。

甚至在第一次乘车“向前”开进时，在辽阔的区域里，也常见到一些散兵游

勇。但不久，国防处长便无法前进，只得换乘一架旅行飞机，以便在仅有的

数小时内，到达指定地点，与部队取得联系。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的先头

部队，越是快速向东方推进，拉斯滕堡的森林里越是显得寂寞。由于离前线

需要几天几夜的时间，而且中间无处休息，所以飞往前线的可能性已变得绝

无仅有，何况约德尔也自然不会批准。为能摆脱钢筋混凝土和简易住房的窒

息空气，作者曾好几次与当时的参谋部副官、有名的赛马能手莫姆上校，在

晨雾朦胧的黎明，骑马驰骋在原野上，以享受几分近似战争的气味。有时，

也利用下午的时间，漫步在东普鲁士的田野上和森林中，得以休养生息。

在大本营驻地的最初几个月里，每大的上作都是在这种消遣之中完成

的。按常规，国防处战地队的大部分工作都是每大早、晚各收集一次陆，海、

空三军由发自东线、西线、北非、巴尔下和地中海其他地区，以及“国防军

统帅部战场”的详尽报告，经过整理，由绘图员将新情况标在“态势图”上，

通过信使转呈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以外，要举行形势讨论会，有时傍

晚在大本营I 号宿营地举行。除了约德尔照例参加外，还增加了国防军指挥

参谋部的一名军官。国防处长的另一项例行任务是，每天晚上听取战时日志

记录员对当天最重要事件的报告，还常常就有关企图和展望坦率地交换意

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