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厦门，解放日（九） -- 王外马甲

战役结束了，但国民党残兵败将的亡命生涯却并没有完结。

10月17日的下午，黄天献一直在鹭江大道上梭巡。虽然四周仍然有零星的枪声、战场的硝烟还没有散尽，虽然街面上岗哨林立、解放军正在搜寻着败兵，但黄特务知道自己这时候绝对不能躲进房间坐以待毙，他必须趁共产党还没有来得及建立起严密的搜捕体系，就赶紧想办法逃离这里。

鹭江大道是厦门岛上著名的“观景平台”，但这时的黄天献却感觉不到丝毫的美丽。四周望去，他看见虎头山上红旗飘扬，警备司令部的门前已经站着解放军（厦门解放后，虎头山还是警备司令部，29军副军长段焕竞任司令，副司令是86师师长张强生）；街道上锣鼓喧天，厦门大学的学生正在搞庆祝游行，一位戴眼镜的青年纵情高歌：

啊——

腾空而起的信号弹，象一盏盏赤色的灯笼

枪声和炮声，是蒋家王朝覆灭的丧钟

啊——

大海怒吼，山岳摇动

解放军是无坚不摧的英雄，全市人民为他们庆功

……

总商会大楼前，几个士兵正端着冲锋枪朝的蒋介石画像扫射，“嘟嘟嘟”的几梭子，打得老蒋鼻子不是鼻子眼睛不是眼睛，有个人看不下去了，“胜败乃兵家常事，你们打赢了也不要这样搞”，结果立刻被学生们围住一阵痛骂：“独夫民贼蒋该死，镇压民主、剥削百姓，我们就是要把他千刀万剐……”搞得那个“反动头子的徒子徒孙”焦头烂额、面如土灰。（两个月后，厦门总商会大楼前挂起了巨幅毛主席像，长十七米、宽十五米，用八匹龙头细布拼接而成，号称江南第一）

鹭江道尽头的“提督码头”上聚集着好多国民党兵，有的站着、有的蹲着，正等着坐船回大陆。也许是因为可以不打仗了，这些俘虏显得兴奋万分，他们打开行囊，把军毯、雨布、铁饭盒、铜汤勺之类的东西都摆在地上叫卖，并且还十分起劲地讨价还价：“您老兄就再加几个吧，机枪大炮都白送给你们了，又何必在乎这点小钱呢，行行好，大家都不容易啊……”，逗得旁边的解放军战士直笑。

提督码头是厦门岛上通往内陆的港口（今厦门内河客运站），这时候已经有从漳州方向过来的航船陆续靠岸。从船上下来的人们穿着军装、中山装，手中的旗帜上写着“政务队”、“公安队”、“财经队”、“文教宣传队”、“前线报社”（十兵团的报纸，今《厦门日报》的前身）、“新华书店”、“人民银行”…… 一个个意气风发、情绪高昂。码头上张贴着《厦门市军管会接管方针》、《军管会公安接管办法》、《军管会政务接管办法》，有消息灵通的人士满世界地传告：新来的“厦门督军”是福建人叶飞，新来的市长也是福建人，名叫梁灵光。

码头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但黄天献却感到莫名的恐惧和沮丧——作为警察局长和军务处长，港口车站是他经常出入的地方。前些天来这里稽查“匪谍”的时候，他的身后还跟着一大帮特务，杀气腾腾、威风凛凛，可几天后的现在，原本被追捕的“共匪”成了这里的新主人，而曾经耀武扬威的他却只能缩着脖子、低着脑袋，躲躲闪闪，生怕有谁把他从人群之中揪出来。

改朝换代了，先前趾高气扬的军警头子变成了过街的老鼠，老百姓却依然过着自己的生活。虽然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新的政府还没有开始运转，但有些商铺已经恢复了营业。水牌上标出了当天的市价（厦门当时的货币单位是美元）：占米每担九块一，面粉每包七块六，白糖每垛十二块，花生油每桶三十三……货栈的掮客们也显得非常活跃，卖石板砖瓦的询问哪里的房子炸塌了、卖神香冥纸的探听郊区死了多少人、卖水果蔬菜的讨论大陆的货运什么时候能够开通，而卖雨伞斗笠和樟脑丸的则对着刚刚下船的北方人喋喋不休：“同志啊，我们这地方有台风，我们这里下大雨，衣服很容易生虫的……”

这样的场景使黄天献忽然领悟到，所谓的朝代更替不过只是一场闹剧而已，表演者在台上呼风唤雨、光彩艳丽，但剧场里不变的主人其实是台下寂静的看客。政治的雷电风云或许能在刹那间夺人心魄，而真正永恒的却始终是百姓的窃窃私语、是那些市井小民们议论油盐酱醋的声音。

好不容易捱到了天色擦黑，黄天献终于等来了陈憾。

陈憾是集美人，“集美航海学校”的毕业生，抗战时期加入军统“华安班”，光复之后在厦门警察局里当缉私官，算是黄天献的同乡、学生和部下。48年，陈憾卷入一场勒索华侨商人的案件，结果被当时的军法处长刘浑生判了个无期徒刑，关在厦门思明监狱里差点没被人揍死，直到一年以后，刘浑生因为“共党匪谍案”逃跑了，黄天献才又找了个借口把他给放了出来。

陈憾现在的公开身份是港务局的领航员，私底下却是“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的暗桩，

注：

“东南人民反共救国军”原名“国防部青年救国军”，代号“3811部队”（民国38年1月1日成立）。成员主要来自保密局、内调局（中统）、国防部青年救国团（蒋经国组建的团体）和海员工会行动委员会，最初在上海创立的时候由蒋经国领导，49年5月撤退到厦门后归毛森指挥，设有八个纵队和两个直属总队。

这所谓的“十万精英”是保密局在49年10月以后最大的本钱——想想《威虎山》里的“联络图”就知道，“反攻大陆”时候，手里掌握“东南沿海地下军”会有多重要——所以到台湾以后，蒋经国为夺回这路人马的领导权与保密局争斗得很厉害，毛人凤之死、毛森被通缉流亡，都与这件事有关。

当天，跟陈憾一起的还有警备司令部军法室主任魏光清（上校）和保密局码头队队长吴在川（少校）等人，他们也是准备找门路逃跑的。

虽然都想逃跑，但大家的打算却不一样。按照陈憾的说法，厦门未来几天内能够开放的只有“提督码头”，可以出港的也只有来往于漳州的客船，所以魏光清的主意是先潜伏起来，等香港方向通航以后再开溜（香港—厦门的航运要到11月12日才恢复）；而吴在川的想法则更为彪悍，他的手下还有三十几个弟兄（属于赖国民领导的“行动大队”），所以“要走一起走，要留一起留”，先在厦门搞一场“特别行动”，不暗杀几个共产党官员也要杀几个“附匪”的士绅，然后再劫船跑到金门去。

但黄天献的计划却比较简单，他决定当天晚上就坐船到漳州，无论如何也要立刻离开厦门。

之所以这样考虑是基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黄天献很不愿意跟魏光清呆在一起。魏光清是军法室的主任，不仅血债累累、是共产党的大仇人，而且每次审判大会的时候都在主席台上招摇呐喊，“曝光率”很高。先前黄处长在码头上兜了两圈都被好几个人认了出来，能发现魏主任的人就更不会少。照黄天献的估计，未来几天内，厦门岛上的盘查必将越来越严，而漳州一带的警戒则有可能相对松懈一些，所以他宁愿到解放军的后方去寻找机会，也不想留在厦门岛上陪着这“共产党搜捕的大目标”担惊受怕。

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逃到漳州，黄天献还认为自己能够跟“救国军”的水上纵队取得联系。

“反共救国军”水上纵队的前身是“福建水上保安总队”，司令王调勋（原军统福州站站长，“黄河故人”兄前些天还在《第四个地下党》中提到过他），副司令吴贞（原军统泉州站站长）、督察长刘长泗（原军统“金厦肃奸委员”），下辖6个地区总队、6个特别支队和4个独立大队，几乎把福建沿海的船员和渔民全都拉进了队伍，这样不仅使得许多渔港骤然间变成了“寡妇村”，也使得解放军在福建这传统的航海大省征战的时候几乎没有海船可用，从而直接影响了岛屿作战的进程。

说起来，水上纵队的规模很大、战斗力却很差。全套美式装备的队伍只有两支，一股是王调勋组建的“闽海保安大队”，队部设在闽北的川石岛（1950年1月解放）；另一股是沈觐康训练的“福建盐警第一大队”，队部在漳州的东山岛（50年5月解放）。黄天献曾经是沈觐康的副手、兼任过盐警大队的总督察，他知道东山岛部队在厦门失守之后的“应变计划”是偷袭漳州沿海的码头、切断大陆对厦门的粮食供应，因此，只要能预先潜伏在港口附近，他就极有可能与自己的老部下接上头，并进而跑到台湾去。

于是，在厦门解放的当天夜里，黄天献就伪装成一个采办“刁糖”（漳州产的红糖，是制作糕点的重要原料）的食品商人，坐船离开了提督码头……

——事实证明，黄天献当时的判断是正确的。留在厦门的魏光清两天之后就被人揭发了，随即被捕枪毙；陈憾和吴在川等人也于11月被捕，50年1月判处死刑。

但黄天献自己的命运也并不妙。虽然他终于经漳州、石码逃到了东山岛，而且把家眷也从香港接到了台湾，但并没有因此而获得平静的生活。1953年1月，他在随“救国军南海纵队”进攻福建湄洲岛的战斗中被解放军28军82师的部队击伤，几天以后就死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