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图文】才女外交家龚澎 -- KHC

三

1942年9月下旬，乔冠华在韶关安然送走邹韬奋以后，经桂林赴重庆，谁料途经贵州娄山关下“七十二回”处翻车，乔冠华九死一生。当他出现在老友冯亦代先生面前时，一副狼狈模样，连眼镜的“腿脚”也折了，只好暂且系根绳子挂在耳朵上。

乔冠华和冯亦代是在香港相识的老朋友，乔一度还睡在冯家楼上。自1938年夏天在香港告罗斯打行的“聪明人”咖啡馆里两人第一次见面后，到现在已有4个年头了。只是冯亦代早在年前2月离港抵渝。故友阔别重逢，别提有多高兴。乔冠华还是住在冯家。夫人郑安娜为乔搭了一张行军床。但是好景不长，军统局二处处长王新衡很快警觉地嗅出乔冠华的行踪和落脚点，并亲自上冯家“调查”。乔冠华无可奈何，只好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搬到纯阳洞的《新华日报》宿舍去了。在此之前，郑安娜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忽然与龚澎在重庆街头不期而遇。睽违多年，郑安娜明显感到老朋友变化很大：成熟、老练、更加朴素。龚澎很快到枣子岚垭重庆印刷厂宿舍来看望郑安娜和冯亦代。龚澎饶有感慨地说：现在自己已没有时间看书了。郑安娜问及婚事，龚澎不由得低下头，轻声地说：“丈夫已死了，我现在就是一个人……”

龚澎走后，郑安娜就和冯亦代议论开了。“你还记得我在香港跟你说过的话吗？我说龚澎和老乔是天生的一对，一个是才女，一个是才子。”郑安娜对冯亦代说。冯亦代当然记得，只是当年他还没见过龚澎。先前流寓香港时，乔冠华是自己家的常客。自从见过乔冠华后，郑安娜经常感叹地说，如果龚澎与老乔相识，倒是蛮般配的。其实当初也不过是说说而已。郑安娜那时根本不知道龚澎人在何方。“现在可好了，两人走到一起了。”郑安娜又动了旧念。于是，冯亦代夫妇分头征求龚澎和乔冠华的意见。不想他们亦有此意，却缺少一个当面说情或点破的人。冯亦代夫妇挑破了那一层薄薄的窗户纸。真是千里姻缘一线牵。周恩来后来获悉此事，十分高兴，说早该如此，安娜、亦代做了件好事。

于是，龚澎在与外国人打交道时也不再掩饰乔冠华与自己的关系了。费正清对乔冠华留下了很好的印象：“龚澎向我介绍了她的未婚夫乔（即乔冠华）。乔个子高大，几乎和我差不多，戴着一副大眼镜，留着大学生式的长发，再加上露着牙齿发出爽朗笑声和不拘礼节的十足幽默感。”“他在《群众》杂志上发表的文章，我读后发觉其文章辩才滔滔，热情奔放，议论纵横，结构严谨，不带半句赘言。革命既是他的哲学，又是他的宗教。我对他说：‘看来你曾学过极权主义的理论。’他说，‘我是个极权主义者’。”

1943年11月，龚澎和乔冠华毫不声张地悄悄结婚了，没有惊动任何同事朋友。老友徐迟颇为不快，大大地发了一通议论：“这在事先我们全不知道。事成以后，我们感到惊喜。但是，和当时的任何婚事是完全不相同的，他们的婚礼竟然什么礼仪形式一概没有的。我也反对一般的繁琐的礼节，但认为有一定的朴素的礼节还是应当的。他们这样的做法却连我都感到太不习惯，不可理解了。”

新婚不久，乔冠华、龚澎夫妇便不幸遭劫。他俩为数不多的几件衣服被小偷一扫而空。当时乔冠华夫妇的爱情小屋筑在曾家岩50号――周公馆的三楼上。这位高明的“梁上君子”是用一根前端带铁钩的竹竿从窗格子里伸进去，轻而易举地得手的。费正清慷慨解衣，“由于我和乔木的身体相仿，又加上我正准备搭机回国，我便取出一套1936年在牛津时做的蓝哔叽西装，极力说服他把它作为友谊的纪念品接受下来。他回答道：‘物质的东西是供人们使用的。重要的是使用者是谁……我相信，我文章里的观点是你所同意和欣赏的。我们正在追求一种共同的理想，并在同一条战线上作战，不是吗？’”

乔冠华到重庆后，照例承袭了在香港的惯例，在神仙横街《新华日报》社租住的一间屋子继续举办读书会。结婚后，乔冠华不再唱“独脚戏”，而是开“夫妻老婆店”了。冯亦代两年前还曾饶有兴味地回忆当年愉快的情景：“老乔照例做总结发言，但是龚澎常有质疑，两夫妻往往争得面红耳赤。不过他们的争论，我们其他参加的人很难提意见，一是他们理论水平高，二是他们看的材料多，而龚澎看的材料和她得到的时局消息，特别牵涉到国际问题，使她说来头头是道，我们听了不得不点头称是。老乔也看书多，而且特别熟悉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主张，对世界大战的形势研究有素。听他们的争论，对于我们听者常是一种快感，因为他们言必有据，决不信口下结论。我看当时能参加他们争论的也只有胡绳、杨刚两人，其他人只能洗耳恭听。他们的争论往往使复杂的形势、暖昧的外交辞令，几句话就说清楚了，揭穿了那些所谓政治家的谎言。我想我们这些人在抗战时能够对世界及国内形势看得比较清楚，和他们的谠论是分不开的。”而那时，小小的一间房屋前后竟布满了特务，他们如同恶狼一般的眼睛闪着绿光，监视着室内人员的每一个举动！

1944年秋，龚澎在山城重庆一家简陋的医院里生下了第一个小孩，他就是现在继承父业的中国驻朝鲜大使乔宗淮。

龚澎临盆之际，适逢同窗郑安娜也有孕待产。也许是人生的“第一回”，母亲又不在身边，不免有些慌乱失措，连婴儿的衣衫尿布等杂什都未及准备。大约是福人自有天助，正当乔冠华夫妇一筹莫展之际，忽然有人从“孤岛”上海带来一个包裹，打开一看，原来是冯亦代大儿冯浩襁褓时所用的旧物。乔、冯两家皆大欢喜，遂一分为二。后来龚澎分娩之时，乔冠华始终精心侍奉在侧。为了照顾好母子俩，乔冠华就在产房席地而卧，一时传为美谈。

满月不久，龚澎就投入了紧张的工作，有时就把宗淮丢在“周公馆”，由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帮忙照看，哭了抱，饥了喂，忙得不亦乐乎，同志们都说这个“仔仔”福大命大。

乔冠华和龚澎尚有一女，名“松都”（即“松松”）。朝鲜停战谈判时，乔冠华作为李克农的顾问随志愿军代表团驻开城松岳山麓来凤庄。一向善解人意、体恤属下的周恩来曾命龚澎前往探视夫婿，故有“松都”之名。

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奋战，抗日战争终于胜利了。随后毛泽东应蒋介石之邀赴重庆谈判。作为中共代表团外事组的成员，龚澎比以往更为忙碌。张彦先生在龚澎逝世12周年写的一段回忆，反映了龚澎当时的工作状况和精神风貌：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的陪都重庆。时间是1945年9月……”

“当时我刚刚跨出校门，迈向生活。凭着地下党的一封隐蔽在牙膏里只有半寸长的介绍信，来到了中共代表团的驻地。接待我的，就是龚澎。她显然已经很了解我的底细和来意，一见面就紧紧握着我的手说：‘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战斗！’我顿时感到热乎乎的。虽然初次见面，我却在她面前丝毫也不感到拘束。她俨然是以一个大姐姐的身份，在为我这个还不知如何迈步的小兄弟安排着前途。

“这时，她从外面劳累了一天回来，已经很疲惫了，却仍然兴致勃勃地和我谈到深夜。她谈到当时重庆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谈到正处在斗争最前线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同志。她也谈到，在外国记者中，她和同志们怎样去争取那些正直的，警惕那些别有用心的。他们巧妙地冲破国民党的重重封锁、通过不同类型的外国记者，把中国斗争的真实情况及时传播到全世界去。这种冒着风险的虎穴里战斗的生活，在她嘴里却成了一个个十分风趣的故事，个人安危似乎根本不在话下。她的语言，她的表情，都让人感到，她已经把自己溶化在这种特殊的战斗生活中了。”

龚澎的这一夕谈，在张彦先生的生活道路上打下了深深的印记。

抗战胜利以后，乔冠华、龚澎这对珠联璧合、相得益彰的夫妇在中共对外事务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他们是周恩来麾下的两员得力干将。作为唯一的女性，龚澎和夫婿乔冠华（研究处处长）、章文晋（秘书处处长）、陈家康（联络处处长）还是以周恩来挂帅的中共代表团南京办事处（中共中央南方局）外事委员会的四员大将。

龚澎还是北平军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新闻组长，这是当时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内的军调部国民党、美国、中共三方所有工作人员中唯一的女性。龚澎在中共方面新闻处处长黄华（前外交部长、驻加纳、阿联酋、加拿大、联合国大使）领导下，负责处理中共代表叶剑英将军与公众的联络事务。龚澎再一次成为外国新闻记者注意的中心。《巴尔的摩太阳报》记者菲尔?波特称，龚澎“俊美潇洒，身穿蓝色旗袍，头上却是烫着美国发式。”龚澎自己幽默地解释，“这并不意味着对北平居民的挑战”。显然，这位波特先生也像重庆国际新闻处外国记者公寓里汉子们那样，对龚澎的才智品貌竭尽推崇渲染之能事。在最初那一阵颂赞声沉寂下去以后，北平军调部开始变得冷冷清清，门可罗雀。龚澎在军调部散伙前夕回到上海。

1946年四五月间，国共和谈破裂已成定局，反人民的内战已迫在眉睫。为了更有效地揭露国民党的阴谋，随中共代表团东下的龚澎，一到上海立即根据党的指示，组织力量，千方百计以最快速度出版了英文刊物《新华周刊》。这家设在上海大法马路（今金陵东路）23号的16开本的宣传刊物又是一家“夫妻老婆店”，主编就是乔冠华，龚澎担任该刊发行人。遗憾的是这个中国共产党创办的第一份对外宣传刊物刚出版到第三期，就被色厉内荏的国民党当局无理查封。

国共和谈破裂前夜，为了暂时将核心骨干力量储存起来，根据周恩来指示，乔冠华、龚澎夫妇以及夏衍于10月底离沪前往相对安全的香港。行前，周恩来特地在福州路一家饭店为乔冠会等人饯行，飨以有名的上海大闸蟹，中共上海发言人陈家康作陪。这实际上是新中国外交部亚洲司主要负责人的一次酒会。3年后，夏衍、陈家康分任亚洲司正副司长，乔冠华在夏衍未到任视事时任代司长。席间，周恩来感慨地说：“好容易打败了日本，老百姓都想过和平生活，而现在又得打仗了。你们南行，我回延安，可能要以后再见面了。”

四

整个解放战争期间，香港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与海外世界联系的一个窗口。党在这里展开了广泛的国内国际统一战线工作，配合着解放军在战场上的浴血斗争，为新中国的诞生创造条件。乔冠华、龚澎始终并肩战斗在外事工作的最前列。乔冠华是章汉夫为书记的中共香港工委外事委员会的主持人，待夏衍离港后，他又出任中共香港工委书记。乔冠华还是新华社香港（华南）分社社长。

1946年12月的最后一天，向全世界宣传中国真实情况的英文半月刊《中国文摘》(《ChinaDigest》）在香港正式出版。这家由钟威洛主编的英文刊物及时地向全世界报道中国大陆上正在如火如荼展开的激烈斗争，报道解放战争的消息，刊登延安的时事评论，揭露蒋管区的民不聊生和白色恐怖……刊物一问世，各国要求订阅的函电就雪片般飞来。这位“钟威洛”先生不是别人就是龚澎。据当时参与其事的张彦先生回忆：“龚澎既是这个小分队的头头，又是和大家滚打在一起的普通一员。每期杂志有相当一部分是她写、她编或者她译的，且不说她还要审定全部稿件。每期的时事评论《观察家》专栏，几乎都是出自她的手笔。她屋里的打字机声，常常是深夜不停。在每两周一次的编辑会上，她总是一支接一支地抽着香烟，仔细倾听大家的意见，然后才发表自己的见解。她很注意让每一个同志都有一份贡献。”

两年后，乔冠华、龚澎奉命离港北上。新中国外交部建部后，乔冠华出任外交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亚洲司代司长，同时还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副主任、新闻总署国际新闻局局长等职；龚澎出任情报司（新闻司前身）司长，这一重要职务非她莫属。龚澎是外交部建部初期十余名正司级官员中的唯一女性（其胞姐龚普生出任国际司副司长）。作为外交部的第一个女司长，她在情报司（后为新闻司）一直干到1963年升任部长助理为止，整整14年，这在外交部是空前绝后的。从此以后，龚澎一直与新闻发布为伴，这对她来说真是驾轻就熟，老马识途。1954年第一次日内瓦会议期间，龚澎和黄华一起成为中国代表团的发言人。1960年第二次日内瓦会议时，周恩来亲自提名，龚澎担任中国代表团首席发言人。20年中，龚澎多次以新闻司长、部长助理身份随周恩来、陈毅出访，足迹遍及亚非欧。

龚澎继前外交部常务副部长张闻天夫人刘英之后，成为第二个女部长助理。本来，她是最有希望升任外交部副部长的理想人选，遗憾的是“文革”中龚澎惨遭迫害，英年撒手而去！圈内人士无不扼腕叹息！

“文革”风暴骤然而来，龚澎被打成了“里通外国”的“三反分子”。她首先遭到抄家。已故资深外交家、外交部美澳司首任司长、前驻罗马尼亚、丹麦大使柯柏年的次子李元和先生作为目击者告诉笔者，那是一次真正的洗劫！屋子里满地都是水，乔冠华耷拉着头，一言不发，水珠顺着他的头发一滴一滴往下掉――大约是造反派给他当头浇了一桶凉水。室内墙壁上涂满了“打倒陈毅”、“打倒三反分子龚澎”的大字标语。

龚澎长时间不让粉刷掉这些口号。“让它们留下作纪念！”她冷笑地对来人说，脸上充满了轻蔑而坚定自信的神态。抄家的人要她划清“界限”，她却毫无表情地回答：“我没有什么界限要划清的。”抄家的人要她背语录，她马上流利地背诵道：“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造反派虽然恼羞成怒，但也无可奈何。

一次挨批斗后，龚澎在回家的路上特意去选购了一张用毛泽东手书体印刷的语录：“勇敢、坚定、沉着。在斗争中学习。为民族解放事业随时准备牺牲自己的一切！”回到家里后，龚澎把这张语录用图钉牢牢地钉在已刷过“打倒”标语的门上。她背靠着门，在这条语录旁边，让自己的孩子拍照留念。在这张早巳泛黄的照片上，龚澎神态坚定自若，目光刚毅有神，充分表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在过去那个特定历史时期敢于斗争、不向邪恶低头的精神风貌。龚澎是用这种独特的斗争方式，来表示她对林彪、江青鼓吹极“左”思潮的愤怒谴责和“造反派”强加在她头上的种种不实之词、莫须有的罪名的极大蔑视。显示了龚澎为了党的事业敢于牺牲自己一切的大无畏精神。

有一天，被揪走的乔冠华秘密打来电话问龚澎，“造反派”逼自己写材料怎么办？龚澎不加思索地回答：“不要写任何东西，你要是写了东西就不要再进家门。”真是掷地而作金石声，难怪不少资深外交家都赞叹在政治上龚澎要比乔冠华强得多！诚然，乔冠华虽然恃才傲物，锋芒毕露，但对夫人龚澎，30年来却是恩爱笃深，言听计从。在很多问题上，乔冠华总是习惯向龚澎请教，拿主意。后来的事实也证明，在大是大非的原则立场问题上，在处理问题的坚定、果断上，乔冠华确实稍逊一筹。除了各自个性方面的原因以外，还有更深层的原因。纵观龚澎数十年走过的道路，可以发现她一贯严于律己，时时解剖自己，平时注重提高理论修养。特别是她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朝夕相处，耳提面命，获益匪浅。同时，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实践，使她身上的非无产阶级思想得到了最彻底的根除，具备了别人少有的革命坚定性。龚澎是一个职业革命家，真正的共产党人，而乔冠华的骨子里依然保留着才子文人气。他们两人在政治上的差异是由于环境和气质所造成的。

周恩来终于知道了龚澎的处境。在一次外交部的集会上，周恩来亲切地让龚澎坐到前排来，似问非问地对龚澎说：“你怎么可能是三反分子呢？”显然，这是说给“造反派”听的。一天龚澎病了，医生开了两天病假，但蛮不讲理的“造反派”却将假条撕毁。周恩来获悉此事，立即通知外交部有关部门，让龚澎休息4天。

龚澎终被“解放”了。但是，由于过度的紧张和忧郁，她的健康状况开始恶化。1970年5月，龚澎在获悉韩素音将来中国的消息后非常高兴。就在她去卫生间的时候，突然跌倒在地，不能动弹。乔冠华赶紧将她送到医院，主治医生却不在。大约过了十来个小时龚澎才获得诊治。后来确诊，龚澎患的是脑动脉血管破裂症，不仅如此，龚澎的脑溢血是大面积的，颅内的另一根血管也已破裂，失去了思维能力。她的脑子的上半部完全被破坏了！

从5月以后，龚澎一直处于完全昏迷之中。像所有失去思维能力的人一样，她也是靠机器维持呼吸，维持生命。人虽然还活着，但龚澎那充满智慧的头脑已经一片空白。乔冠华含着眼泪和韩素音讲述所发生的一切。医院里的情景使她黯然神伤：龚澎蜡黄的脸露在被子外面，身上插着很多管子……一切都已无法挽救。

周恩来对龚澎的病情极为关注。他在会见伤了胳膊的韩素音及其丈夫陆文星时，甚至温和地指责韩素音：“病得厉害的是龚澎，不是你！”周恩来毫不掩饰自己内心的痛苦。他说：“我们必须保持冷静，要尽最大的力量为龚澎治疗。”其实他自己也知道，纵有回天之力，不省人事的龚澎也无法苏醒了。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组织了最好的医疗小组，实行24小时值班。但是在动不动手术的问题上，医疗专家们分歧很大。事情又反映到周恩来那儿。尽管第二天将启程访问朝鲜，周恩来还是匆匆赶到医院。周恩来的到来使医护人员惊喜交加。周恩自己数十年的优秀部属。外交部建部20年来，周恩来最为欣赏的女外交官就是龚澎以及前些年去世的杨刚。被采访的十余位资深女外交官员告诉笔者，周恩来言必称龚澎，他说龚澎是外交部女性的一面旗帜。如今，这位女中豪杰就这样静静地躺着，洁白的床单覆盖在她那为革命、为人民奔波30余年的充满活力与青春的活生生的血肉躯体上。清瘦苍白的脸上毫无血色，紧紧阖起的大眼睛失去往日的光泽和美丽，灰蒙蒙的头发向枕上四周散落飘零……神色凝重的周恩来良久默然无语，他真想哭。接着周恩来俯下身来小心翼翼地在龚澎那只枯瘦而全无知觉的手上把脉，“太虚了！”他老人家微微摇头，像是喃喃自语地长叹一声。

周恩来认真了解有关情况，广泛征求各方意见，最后果断决定立即施行脑颅手术。明晃晃的手术刀在龚澎美丽的脸庞上来来回回毫不怜惜地横行，即使满脸绷带也遮不住那无情的钢刀留下的痕迹。昔日光彩照人的龚澎已永远不复存在。当周恩来再度来医院探望时，无限痛苦地说：“我不愿看到龚澎这个样子。看了我就难过……”那一次周恩来流出了眼泪：“以后我再也不来医院看她了……”泱泱大国的总理用最浅显的语言说出了最沉痛的情感。

但是，周恩来依然想留住龚澎微弱的生命。那时，民进中央主席、前教育部长马叙伦作为植物人已经活了12年，他躺在床上像正常人一样。周恩来受到启发，特意让自己的保健护士郑淑云和北京医院业务组的马普远到马叙伦家了解，为什么马老先生能活那么久？护理工作是如何搞的？有什么特殊的护理技术？以供护理龚澎时作参考。

周恩来的决策和种种努力使龚澎的生命延续了几个月。然而1970年9月20日，龚澎终于走到了她生命旅程的尽头，像一只燃尽了的蜡烛，化作了缕缕青烟。23日的《人民日报》在第二版右下角刊登了龚澎的讣讯：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外交部部长助理龚澎同志，于1970年9月20日因病逝世。龚澎同志1936年参加中国共产党，终年56岁。”

“龚澎同志患病期间，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同志曾前往医院看望她。”

在“文革”的疯狂年月里，虽然这则消息只有豆腐干那么大，但实在是非常难得、弥足珍贵了。

龚澎的骨灰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正一室，左侧就是一年前去世的前卫生部副部长伍云南（国家体委主任伍绍祖的父亲）的骨灰盒，不是部长级高干而能享有如此哀荣的，龚澎为第一人（第二人是她右侧的铁人王进喜）。整个骨灰堂里只有两位女性，另一位是前卫生部长、冯玉祥夫人李德全女士。

周恩来没有参加龚澎的追悼会，但是他不止一次地在各种场合对来访的龚澎生前结识的外国朋友沉痛地说：“龚澎死了！”“龚澎死了！”

乔冠华在八宝山公墓礼堂嚎啕大哭，一如他以往的大笑――毫无顾忌。闻者无不为之动容，欷嘘不已，乃至同洒伤心之泪。

宗道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