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毛泽东对于《水浒》 -- AleaJactaEst

水浒》经验在“打天下”方面的效应，经过朱元璋、李自成、洪秀全到毛泽

东，已经屡经验证。它比前代农民起义提供的更多、更重要的思想，在于“建立根

据地”的思想。根据这一思想，建立军阀割据大势中的“红色割据”，再以《三国

》演示的进退折冲为战略，避日寇与国民党的正面锋芒，观有利时机进取中原，辅

以《孙子兵法》的纯熟运用，应该是毛泽东“前半生”成功的诀窍。

⊙　庐山会议，重新钩起“上山”的记忆

　　不过，成功以后怎么办？也是早就被人提出过疑问的。

　　在延安窑洞时期，黄炎培就担心，共产党是否会重蹈历代农民起义的覆辙，“

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文情浪漫的郭沫若，甚至写下了那凝重的《甲申三百年祭

》（作于１９４４年，三百年前的甲申为１６４４年，是李自成推翻朱明王朝，建

立“大顺”政权的时间）。也许事有凑巧，也正好是在这一年，明史专家吴晗出版

了他的《朱元璋传》，他已经看到，步“梁山泊”后尘者，在历史上只有三种结局

，其一是被镇压，其二是被招安，其三是最终“夺了鸟位”，自己当皇帝。朱元璋

是他们中唯一的成功者，但朱元璋建立的帝国，最后还是被农民起义推翻了。

　　事过１５年――当中共建国十周年时，人们或许认为，上述问题已经由于“马

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而获得解决。但很少有人意识到，答案的揭

晓不过是被推迟了。而作为这一历史性课题的伏笔，当年的“庐山会议”，正是一

个标志性的事件。

　　这个问题，毛泽东并非没有意识到。

　　据李锐回忆，１９５９年７月２３日毛泽东庐山会议上对他的“干部”们说：

　　“……不能说你的就是我的，拿起就走。从古以来没有这个规矩，一万年以后

也不能拿起就走。拿起就走，只有青红帮，青偷红劫，明火执仗，无代价剥夺人家

的劳动。……宋江立忠义堂，劫富济贫，理直气壮，可以拿起就走。宋江劫的是‘

生辰纲’ （原著为晁盖劫”生辰纲“，此处引用有误），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

，刮自农民归农民。我们长期不打土豪了。打土豪，分田地，都归公。那也可以，

因为是不义之财。现在刮‘共产风’，取走生产大队、小队之财，肥猪、大白菜，

拿起就走，这样是错误的。我们对帝国主义的财产还有三种办法：征购，挤垮，赎

买。怎么能剥夺劳动人民的财产呢？……主要是干部，不懂得这个财是义财，分不

清界限。干部没有读好政治经济学，没有搞通价值法则、等价交换、按劳分配。”

（《庐山会议实录》春秋出版社，湖南教育出版社１９８９年５月版，第１６８页

。）

　　显然，毛泽东是反对“明抢”的。但在共产制度的词典里，消灭“私有制”是

一个原则问题。通过“所有制关系”改造，对“大资本”和“小生产”实行“暗抢

”却是天经地义的，也是“社会主义道路”的既定方针。它的实行，只是一个方式

问题和时间问题。在当时可见的视野内，苏联道路是唯一可以避免朱元璋覆辙的“

成功”范例。所以，尽管毛泽东对于“私有财产”有上述的初级认识，但他不会去

促进一部承认私有财产的法典，相反，却一次又一次地进行“反右”……

　　表面上看，庐山会议问题是“罢”彭德怀的“官”是否“公道”这个问题，而

深层的问题则是这个新政权如何对待农民？这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如何解决经济

问题，或叫做资本的“原始积累”的问题？社会主义制度如何体现其“优越性”的

问题？……综而言之，也就是它的出现，是否具有“历史合理性”的问题。共产党

能否过朱明王朝这一关，显然还是个未知数。如果它依然要靠剥夺农民建立自己的

财政，在实质上依然是少数人拥有财富和权力，那么，它和自己推翻的那个政权有

什么区别呢？

　　实践证明，在如何“搞建设”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好听不好使，在与实际对

接时，就成了自身的反动。它即使能够成功地防止“小生产”的资本化，却无法应

对官僚阶层的腐化。苏联硬着头皮往前闯，免不了一再地被“修正”。毛泽东连“

修正”都不愿意，就只有在最低的层次上不断地“重头再来”……据李锐回忆，１

９５９年的毛泽东的确再一次想到了重新“上山”的问题。在会上，他曾气急败坏

地说过：

　　“……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推翻政府。你解放军不跟我

走，我就找红军去。”（同上，第１７１页。）

　　马克思的理论不行，那么，“中国革命的实际经验”又如何呢？正是毛泽东的

这种尴尬处境，让我们叹惜：《水浒》――作为一部造反者的“圣经”――还有一

个巨大的盲区，那就是它没有回答：造反者如何养活自己？

⊙　《水浒》――经济缺位的“乌托邦”

　　历代评论家中，不乏把“忠义堂”称为“乌托邦”者。但这个乌托邦，仅仅是

政治的乌托邦而已，它并没有像摩尔那样，提供一种经济的模式和蓝图。

　　历史上宋江的起义，本来是“名不见经传”的一次规模很小、历时很短的起义

。能够证明有其事的真正的史料，仅三条而已：

　　其一，元人托克托《宋史?徽宗本纪》载：“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

捕；又犯京东、江北，入楚州、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其二，《宋史?

侯蒙列传》载：“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

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清溪盗（指方腊）起，不若赦江，以讨方腊以自赎。’

帝曰：‘蒙居外而不忘君，忠臣也。’命知东平府，（蒙）未赴而卒。”其三，《

宋史?张叔夜列传》载：“（叔夜）……知海州。宋江起河溯，转略十郡，官军莫

敢?t其锋……贼径趋海濒，劫巨舟十余，载卤获。（叔夜）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

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

擒其副贼，江乃降。”此外，另有５条记载８年以后史斌在陕西西南部起义称王的

故事，但他与宋江事有什么关系？也只是“据传”而已。有人猜测，他就是《水浒

》小说中“九纹龙史进”的“原型”。但史进的故事，是被后人“植入”宋江故事

的，这一点已经被文学考证证实。在历史上，王伦也确有其人。不过，他是北宋庆

历年间（１０４１～１０４８）一次士兵起义的首领人物。如果论“辈分”，宋江

只能是王伦“重孙子”辈的人物。至于宋江是否打过方腊，并无信史记载。侯蒙的

建议还未实行，他已经客死任途。

　　在《水浒》最早的小说蓝本――《大宋宣和遗事》中，上述３６人已有了姓名

，但宋江依然如上述，是个“流寇”，且与山东的梁山无关涉，而是到“太行山梁

山?T”落草。宋江上山，晁盖已经去世。３６人中也无“女同志”。宋江说自己得

到一本“九天玄女”文书，凭书后有“天罡院３６员猛将，使呼保义宋江为帅”等

字样――也就是说“命中注定”，获得了对３５人的领导权。以后转掠２４州８０

余县，被张叔夜招抚。３５人被封为武功大夫，宋江被封为节度史。至于宋江为什

么在海边被擒，从《后水浒》的故事脉络看，很可能是一行人“劫掠”得心满意足

，准备到连云港对面的那个岛上去“过日子”。但船焚兵败，未来梦想付之东流，

于是接受了招安。

　　显然，除此以外的《水浒》故事，均是出于后人杜撰。尤其是说到梁山泊“义

军”达“十几万人”，更无从考证。根据历史地理考证，梁山泊即使在当时，也没

有“八百里”之广。由于黄河的一次改道，在元代的地图上，我们甚至看不见这个

腰子形的水洼子。有人估计，在宋代，扯直了周长，它恐怕也就是“三五百里”左

右。（金埴《巾箱说》，上海神州国光社《古学汇刊》本。）

　　不过，在历史上，山东梁山确实有“盗薮”之名。有人甚至对其“经济”作过

“惊鸿一瞥”。据刘延世《孙公谈圃》记载：“蒲宗孟知郓州（梁山所在州），有

盗黄麻胡依梁山?T，至是贼以绝食（粮尽），遂散。”（汪师韩《韩门缀学续编?

梁山?T》，清刻《汪上湖遗著》本。）说明梁山周围并不存在一块“取之不尽，用

之不竭”的“膏腴之地”。

　　既然是杜撰，而不是“实有”，就不必考虑人们的“吃饭问题”。这是小说家

的“特权”，也是小说让人读来“过瘾”的地方。

　　今人侯会认为，《水浒》故事最主要的“历史原型”，应该是洞庭湖“钟相杨

么起义”。他举出了“八百里水浒”，实际上是“八百里洞庭”的借用。晁盖与宋

江的关系，不过是假借了钟相和杨么的“两代核心”的关系。最重要的是，宋江一

伙乃山贼也，不习水战，而《水浒》中的水战场面，全部取自岳飞剿灭杨么时的战

斗经验。而且，他证明，也只有因为岳飞承担了“镇压”的义务，起义被瓦解后，

才能“善后工作有条不紊，没有酿成血腥屠杀的结局”。（侯会《水浒源流新证》

，华文出版社，２００２年４月第一版。）

　　不过，笔者认为，侯会先生尤其可贵的地方在于，他具有一种“经济的历史观

”。他证明，只有号称“鱼米之乡”的洞庭湖，才能够养活包括“远域流民、他乡

浪子”、“市井豪侠、投诚官军、乡绅文士、三教九流”在内的“根据地”居民，

请注意，这数十万根据地居民，如果没有安身之所，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劫难

”！

　　他还指出，事实上，洞庭湖“义军大众无不兼具双重身分，拿起刀枪是抗击官

军的劲卒强兵，放下刀枪又是自食其力的农夫渔父。”这就是历史学所称的“耕战

体制”。但这种体制的实质是“自给自足”。要凭借它去“超英赶美”――与资本

主义进行“和平竞赛”，或打原子战争，犹如小牛拉火车――痴心妄想！可惜毛泽

东不是侯会。毛泽东貌似有史癖，其实更酷信小说。

⊙　文革，毛泽东“石碣放妖”

　　不懂经济，的确是毛泽东自己意识到，也力图克服的问题。１９５９年底，他

在给女儿李讷的信中说：

　　“病好了没有？想你。要读浅近书，由浅入深……十年八年渐渐多读，学问就

一定可以搞通了。我甚好。每天读书、爬山。读的是经济学。我下决心要搞通这门

学问。天寒，善于保养，不要再患感冒。”（《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八册，中

央文献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６３７页。）

　　女儿年轻，固然可以再学“十年八年”，但不愿意与民主党派“轮流坐庄”的

毛泽东可没有这个时间了。更何况，他到死也不知道，以《资本论》为圭臬的苏联

政治经济学教科书，首先就缺少科学必须的“诚实”。在那套理论体系中，“剩余

价值”就是“不义之财”――戴着这个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去“搞通”一门学问，

无异于缘木求鱼……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一只手刚刚“摆平”彭黄张周的毛泽东，另一只手，却收

到不知谁人送来的一首唐诗。诗云：

　　“竹帛烟消帝业虚，

　　　关河空锁祖龙居。

　　　坑灰未冷山东乱，

　　　刘项原来不读书。”（唐?章碣《焚书坑》）

　　诗中“祖龙”即秦始皇，“刘项”即刘邦、项羽，是推翻秦王朝的人民起义领

袖。这首诗，对于正在“读书”的毛泽东来说，不啻是一个莫大的嘲讽！

　　显然，李闯的阴影越逼越近，朱明结局的压迫日益加深。问题终于在１９６４

年再度爆发了。这一回，对手由彭德怀变成了刘少奇，矛盾却更深化了！

　　请看毛泽东事后的一段“自白”：

　　斯诺：……你什么时候明显地感觉到必须把刘少奇这个人从政治上搞掉的？

　　毛泽东：那就早??。１９６５年１月，２３条发表。２３条中间第一条，就是

说，四清的目标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当场刘少奇就反对。“（《建

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第１７３页。）

　　毛泽东发动文革，拿来“祭刀”的不是别人，正是《朱元璋传》的作者――吴

晗。不过，他的“新罪行”却是新编了一部更加锋芒毕露的、替彭德怀“鸣冤叫屈

”的历史剧――《海瑞罢官》。请看毛泽东是如何叙述此事的：

　　毛泽东：就是（姚文元）关于《海瑞罢官》那篇文章击中了我们的敌人的要害

。那个时候在北京组织不出文章，说吴晗是个历史学家，碰不得！找了第一个人，

不敢写；找了第二个人，也不敢写；又找了第三个人，也是不敢写。后头在上海组

织了一个班子，写作班子，以姚文元为首。文章出来了，北京不登。我那时候在上

海，我说：出小册子，看他们怎么办！北京只有一家登了――《解放军报》。《人

民日报》、《北京日报》不登。后头全国各地、各省、市都转载了，只有一个省没

有登，就是我那个省――湖南。

　　斯诺：当时湖南报纸未登，是不是因为刘少奇阻挠？

　　毛泽东：那还不是。湖南省委的宣传部长右得很。什么宣传部、组织部、省委

，（现在）统统打烂了。……“（同上）

　　比起经济建设，毛泽东干这一行，的确要内行得多。

　　手段是现成的：还是来自《水浒》――造反！炮打司令部！

　　台词也是现成的：在土地革命年代，毛泽东说：“凡是反抗最有力，乱子闹最

大的地方，都是主豪劣绅、不法地主为恶最甚的地方”。这一回只需要改几个词就

够了：“凡是走资派压制最厉害的地方，也是造反派革命最起劲的地方。”正像《

水浒》楔子“洪太尉误走妖魔”一样，毛泽东这次发难的地点，也正是近代历史上

各种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中共按自己历来的经验派去的“工作组”，就像

那块镇妖的“石碣”，毛泽东则把“反工作组”的行动命名为“揭盖子”！

　　当时，笔者与许多人一样，曾经对“主题”的命名发生疑惑：为什么他要说“

炮打司令部”，而不是“炮打资产阶级司令部”呢？难道他自认为作为这个政权的

首脑，自己已经名存实亡？北京真的就只有一个“司令部”了？后来我才明白，采

取这个提法，仅仅因为借“造反”这个“名”的需要。

　　如果说，先秦思想家曾经对“革命”作过经典的说明，那就是“革其王命”―

―改变帝王的命运，那么，对于“造反”的解说，最形象的莫过于孙中山的说法―

―从下头反到上头！什么是“从下头反到上头”？那就是“把被颠倒的历史再颠倒

过来”，简称“颠倒颠”。

　　这样，问题的答案就不言自明了：

　　毛泽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

　　红卫兵：颠倒颠！

　　但是，为了迁就“造反”这个概念，毛泽东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以至于他在

后来的各种讲话中，不得不再三强调，不是所有的“司令部”都能够“炮打”的，

无产阶级司令部就不能“炮打”。（１９６６年９月１５日《对林彪在接见全国各

地来京师生大会上的讲话稿的批语和修改》）但是，他不得不哀叹，“我也没有料

到”一下子全起来了，这个“祸”是我闯下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

　　此时此刻，毛泽东也许想到了“金本”《水浒》。在这个本子里，金圣叹在开

头设计了一个“石碣放妖”的故事；在末尾，又安排了一个“石碣收妖”的情节。

毛泽东既然自认“放妖”有功，那么，他将如何“收妖”呢？

　　以下读者将看到，毛泽东不仅是一个大导演，甚至也是一个大演员。与他因《

逼上梁山》“一剧订终身”的江青，这一回，成了他无可替代的命中“配角”。

⊙　林彪命结“收妖”篇？

　　许多文革史研究者认为，毛泽东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给江青的一封信》，是

解释文化大革命，解释毛泽东与林彪关系的基本依据。在这封仅仅１７００余字的

信中，毛泽东两处提到“逼上梁山”。但它似乎又说明，文革完全是按照他的计划

进行的；他早就看穿了林彪，只是为了利用他打倒刘少奇，才采取了欲擒故纵的手

法。不仅如此，他还安排好这个“机关”，事后让“右派”出来收拾“左派”。

　　那么，事实是否真如毛泽东自己所说呢？许多“过来人”都不相信，但对于如

何“破解”毛泽东的这个“谎言”又无从下手。１９５７年，毛泽东就干过“引蛇

出洞”的勾当。假作真时真亦假，一个“城府森严”的人，其内心有谁知道呢？不

过，笔者以为，只要解决了这封信的“真实性”问题，答案便自然揭晓了。

　　毛泽东《给江青的一封信》，自称是写于１９６６年，却发表于１９７２年。

先是在１９７２年５月，作为“批林整风”汇报会议文件印发。以后，１９７２年

１０月１日、１９７３年９月２日和１９７５年３月１日，又有部分内容先后在《

人民日报》发表。１９８８年１２月出版的，王年一的《大动乱的年代》，曾经摘

要引用过这封信。笔者于１９９６年――暨文革三十周年――曾撰文，对该信的写

作时间提出了置疑（投稿《东方》、《读书》、《二十一世纪》未获刊登）。１９

９８年１月，该信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１２册全部

收录，在其信末，鲜明地注有下列文字：“据修改件刊印”。

　　――笔者当年的质疑未获刊登，可以理解，因为那时的许多文件尚未解密，笔

者的论述肯定是不充分的。但根据正式刊出的这一注解，我们可以肯定，这封信所

述的内容，至少不是“历史原貌”。

　　但是，它的“不真实”到底属于什么性质：是事后根据需要的“全盘伪造”，

还是依据１９６６年确实存在的“蓝本”，在发表时作了修改？是主要内容基本真

实，只是发表时装入了后来的思想，还是连思想也是真实的，只是当时没有那么透

彻的表述？在此，我们需要的仅仅是胡适的那句老话：请拿出“证据”来！

　　从信中，我们可以看出，毛江在１９６６年４月曾有过一次见面，地点是在上

海。信中所说的杭州会议是４月１６日，北京会议是５月４日至２６日。林彪讲话

，时间在５月１８日；印发林彪讲话的时间在此信之后的９月２２日。毛泽东６月

１５日离开“武林”（即杭州）后，“在西方的一个山洞里”（即韶山滴水洞）住

了十几天，２８日“来到白云黄鹤的地方”（即武汉），“已有十天了”（正好是

７月８日）――它们都发生在二人最近的一次见面之后。另外，信中的“本月”的

“两次外宾接见”，一次是在７月１２日，一次是在７月１７日，在时间上也没有

破绽，也是很随便就可以找到人证、物证的。

　　但是，如果我们仅仅根据以上细节的真实而放弃甄别，我们很可能就上了一个

“精心炮制的骗局”的当了。中国有句古话：“远观其势，近观其质”。当我们在

近处看不清一个事物时，我们可以站在稍远一点的地方看。而正是这种“远观”告

知我们，上述察访的“无破绽”，恰好留下了一些令人疑惑的东西：

　　其一，作为一封“随意性”很强的信件，它似乎“过于严密”了！仿佛是为了

有意留供后人考证似的，他把那些公开的、可以通过别人获取的信息，尤其是几乎

把党内高层大事数了个“滴水不漏”！这有违“家信”的常规。

　　其二，作为一封私人信件，它过于“政治化”、“公事化”了。其中个人的交

流和建议，仅仅是作为“主题”的铺垫和装饰而存在。这就使信件看上去很像是一

个包装某种政治意图的“外壳”。

　　其三，信中表现的主人公心态是分裂的。他一会儿感叹自己被人“逼上梁山”

，成为借助“打鬼”的“钟馗”，表现出无奈和窝囊；一会儿又表现出能洞穿历史

的“英明”，不仅能作时间上的掐算，而且能预言一个“相克”的循环，甚至于预

言“鹿死谁手”。他一方面表现出一种“我死了以后，哪管他洪水滔天”的超越气

概，另一方面又充满锱珠必较的自我“辩白”。如果我们相信这封信是同一历史时

刻所著，那我们必会认为，此时的主人公若不是患有极度“躁郁症”，便是有着相

当程度的“人格分裂”。但如果我们把它看作两个不同历史时期的思绪嫁接起来作

品，我们就能够对当事人给出一定的理解。

　　所以，“远观”的结论告诉我们，那种在短时间内、人性上表现出来的极度“

反差”，显然不是上述“时间细节”上的“抛光”所能抹平的。而正是由于这种“

不和协”的存在，它不能不使人猜测，那些所谓的自我解剖、那些表面的超脱，是

否只是为了掩盖他真正想推销的一个“主题”而“虚晃一枪”？

　　然而，最可置疑之处还在于，这封隐藏着“党国最重大机密”的信，居然是写

给到处“乱讲话”的江青的。一个最合理的解释便是，在毛泽东写给江青这封信的

当时，这个“外壳”里并没有包裹多少“机密”，而当他装进这些“机密”时，他

正巴不得利用江青这张嘴！

　　自毛泽东逝世以来，为粉碎与清算“四人帮”的罪行，外界曾流传不少关于毛

江感情交恶的传言。通过与一些毛、江身边工作人员的接触，我们可以肯定，二者

的关系，并不见得像传说的那样糟糕。但这并不意味着，毛泽东会把这样一份涉及

最重要部署的文件委托于江青。特别是信中所述许多毛泽东的感慨、心态，甚至少

年抱负，如果放在一对感情融洽、无话不谈、交流频繁的夫妻那里，这应该是日常

相处之间就已经交流完毕的内容，毛泽东为什么要在一封信里讲那么多？这只有两

种可能：

　　要么，是毛江关系疏远，他们平时缺少交流，所以为日后在某个时段的集中“

交流”留有素材。但如果事情真是这样，毛泽东就不会把一份党国要件交由江青去

保存；

　　要么，是毛江感情很好，毛泽东会把一切托付于她。但如果事情真是这样，他

们就不必“牛郎织女”般地“千里传天机”（这途中不是没有泄密的可能）；甚至

于写不出如此“高度凝练”、以至于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信件。这是一个夫妻相

处的常识。

　　除此之外，这封信还存在重大的“破绽”，以下仅举三例：

　　第一例，毛泽东在信中有两句一直被视为“神奇”的预言：（１）“天下大乱

，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又来一次。牛鬼蛇神自己跳出来。”（２）“而且在七

八年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

　　――他是怎么悟到“七八年”这个循环数字的？

　　毛泽东此话并非无据可征，在１９６６年――也就是毛给江信之前，从１９５

９年庐山会议到１９６６年文革，正好“七年”。但这样的例子――七八年――只

有一次。按照思维的逻辑，只出现过一次的现象，在历史上只能被视为“偶然”，

只有重复第二次、第三次的事情，才会被当作一种“规律”。如果我们假设，毛泽

东此信，或者此信中的这两句话，是后来所写（或添加进去的），问题就迎刃而解

了：

　　众位读者可能会说，从１９６６年文革到１９７１年，只有５年呀。但按毛泽

东说，刘少奇的问题是从“四清”运动已经暴露出来的，那么，这里就出来了“６

年”，还有一年呢？我们不要忘记，毛泽东的这封信，是１９７２年５月面世的。

如果按照出版时编辑者的注解――作者在发表前作了修改，那么毛泽东在１９７２

年想到这个“循环数字”，恰好符合逻辑！所以，如果相信逻辑的力量的话，我们

可以猜测，毛泽东这封信（或信中的类似语句），是１９７２年的“出品”。

　　当然，上述毛泽东第一句话还有一个破绽――“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

七八年又来一次”，当时――也就是１９６６年７月，其实是文革“大乱”刚刚开

始的时候，“红八月”还在后面，毛泽东也自称是被“逼上梁山”了，能否“达到

天下大治”，在当时根本还无法预期。所以，这句话无论如何都给人以“没有来由

”之感。但如果说它出品在“９１３事件”――毛泽东自称“好象做了一场大梦”

之后，这句话就具有了“合情合理”的意味。

　　第二例，毛泽东在信中有一句一直被视为“神奇”的咒语：

　　“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也许在我死后的一个什么时机，

右派当权之时，由他们来公开吧。”

　　这里便发生一个问题，毛泽东是何时开始想到“死”的？１９６６年是毛泽东

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的一年，据说也是毛泽东一生最雄健、自负的时刻

，那时，他甚至还“畅游长江”，何况他在同一封信中，还提到“自信人生二百年

，会当水击三千里”。所以，把它放在１９６６年考量，只会让人觉得毛泽东“阴

晴不定”、“性格乖戾”。但如果我们设想，它是“林彪事件”后那场大病的产物

，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在这里，毛泽东熟练地运用了“测不准”原理――仿佛他不能预见是否能在生

前看到林彪的结局，但这种“正反反之”的手法，无非是为其他更重要的“英明预

见”提供垫背帮衬而已。

　　第三例，毛泽东在信中有两句一直被视为“矛盾”的叙述：（１）“现在的任

务是要在全党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２）“中国如发生反共的

右派政变，我断定他们也是不得安宁的，很可能是短命的，因为代表百分之九十以

上人民利益的一切革命者是不会容忍的。”

　　――１９６６年７月，右派还没打倒，怎么又跑出个“右派政变”呢？如果说

，他这是指刘少奇还没有完全被打倒，但这句话中的那个“也”字是干什么用的呢

？似乎是在他预言中的“右派政变”之前，已经有“左派政变”失败的例子在前。

而真正“右派政变”的危险，不就在“林彪事件”之后吗？显然要“七八年”以后

才可能有，所以，此信（或此段话）极有可能也是“七八年”之后的出品。

⊙　结论

　　综上所述，我们基本可以得出一条结论，毛泽东在１９６６年７月８日，确曾

有过“给江青的一封信”，但这封信不是１９７２年发表的《给江青的一封信》。

前者是一封私人信件，后者是一封“公开信”。毛泽东之所以选择了给江青的信作

为“宿主”，一是因为他们有“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共同利益，尤其是在林彪

问题上，他们都受到同样沉重的打击。二是毛泽东早期也确曾流露过对林彪的不安

。如何挽回“林彪事件”的影响？最便利的办法，就是夫妻串谋，演出一曲“三年

早知道”。

　　既然如此，那么，文革是否完全按照毛泽东的计划进行，也就值得怀疑了。如

果这些质疑可以成立，那么，这出所谓“石碣收妖”的神话，不过是他欲挽救自己

的名声而导演的一出现代“秀”罢了。

　　不过，虽然林彪把毛泽东“逼上梁山”是假，但毛泽东按照《水浒》“造反有

理”的“道统”设计文革，却是千真万确的。在这场“革命现代样板戏”中，不论

是林彪还是江青，都是他选中的演员而已。当然，这出戏得以成功上演，还有一个

不可缺少的角色，那就是被称为“红朝宰相”的周恩来。限于版面，这里就不作展

开。

　　当然，我们从中也得以发现，这时的毛泽东，对于《水浒》已经没有了先前的

真诚与敬意，因为他在借用“逼上梁山”一词时，已经失去了“严肃性”。理解这

一点，是解开那场“全世界最大的书评活动――评《水浒》”之谜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