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结束与共产主义的兴起 21章（原26） -- 马前卒

“…….今天工厂管理处请客，到宴会的共有一千余人。会场中布置得非常华美。桌上丰裕的酒食，使人人回想到三四年前饥饿的状况，所以今日特别高兴……..革命之后，苏联本来是不提倡过新年的………..这是生活困苦的一种表现。买不到鱼肉、面包，有什么过新年可谈…….今年苏联政府则尽力提倡人民举行快乐的新年节。 各俱乐部、公园中都有晚会，人民都可免费自由参加；各学校，幼稚园中亦举行儿童新年节。这是国家强富起来的一种现象。同时我看到男女所穿的衣服亦非常整齐、清洁、华丽。 绝对不能和一二年以前比较……”——蒋经国 1935年末

到30年代后期，尽管苏联的经济发展还存在各种问题，尽管数百万农民在几年前饿死，但很明显，一个富强的工业社会是完全可以预期的的未来。布尔什维克向未在饥荒中死去的人民承诺要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现在至少可以期望未来的苏联工业为此提供足够的物质支持。但共产主义社会的内涵远不止是充足的工业财富，还包括全人类的解放，给每个公民自由发展的机会。按马克思的设想，人类的解放应该既是苏联发展的目标，也是苏联获得进步的手段。毫无疑问，在对外宣传中，苏维埃政权会坚持说自己在马克思设计的道路上大步前进。实际上，残酷的事实和宣传相去甚远。

工业化构筑了一个异常复杂的社会，导致技术-管理人员的地位日趋上升。本书前面已经对此做了描述。“随着工业技术日趋繁杂、艰深；工业组织越来越庞大、复杂，从简单劳动力到技术-管理人员的门槛越来越高，技术-管理人员在工业中起的作用也越来越大………技术-管理人员只能由工业经济自身产生，因此也属于稀缺资源。确切的说，稀缺的不是劳动力，而是这些劳动力具有的技术-管理能力。资本家因为他们占有的稀缺工业物资而能够占有剩余产品，技术-管理人员也可以因为他们拥有相对稀缺的工业技术而分享剩余产品，在工业化步步深入，技术-管理人员比例上升的年代，它们在工业化中的重要性越来越大了”

专业的技术-管理人员不仅因为技术相对稀缺而越来越重要，他们的专业知识和工作方式还大大提高了监督成本。因为对专业技术人员的工作做出准确评判需要大量的专业知识，即必须由另外的专业技术人员进行。在那些不断发展升级、因而无法对最新的生产流程做出定量评价的经济部门——这类经济部门正是整个经济体系的核心所在，这种现象更为严重。但在一个专业技术人员比工业资本更稀缺的世界上，将一部分专业技术人员抽出来投入监察工作意味着大大降低发展速度。还必须考虑到监察者同样是人而不是机器来进行，本身也需要监督。工业社会越分化，监督成本就越大，对技术人员进行完善监督所需要的技术力量很快会需要超出投入实际工作的部分，对一个完美监察体系的追求必然会导致无限的成本。因此，放弃对技术工作的全程监督是很自然的选择，即容忍一定程度的勾结、怠工、谋私，同时保持一定程度的监督力度，在工作效率和监督成本之间取平衡。但这样又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即放弃全程监督之后，技术人员利用个人垄断的第一手资料对抗监督者、检查者，考虑到大部分复杂技术工作难以再现，这种现象非常有利于先介入技术工作的人推脱责任，乃至和检查者联手掩盖问题。总而言之，复杂劳动中的失误和问题均难以发现。这导致了技术人员的违规成本降低，即被查处后的处罚力度与被查处的概率之积大大减少，最终会小于违规行为为个人带来的收益，导致技术人员丧失责任心或谋私。这意味着既有的经济秩序无法维持，竞争压力将推出新的制度。

根据一般的逻辑推断，可用来替代旧秩序的解决方案有三种。

第一种方案是高薪养廉。在技术人员违规被查处的概率较低的情况下，增加他们的正常收入即意味着增加了违规后被查处所导致的损失，保持处罚力度×被查处的概率>违规行为的收益，从而让经济体系继续运转。这似乎有了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但工业经济的复杂程度日甚一日，被查处的概率也进一步降低，为了维系这个不等式，正常情况下的收入也必须持续增加。最终，技术人员的“正常”收入将接近甚至等于整个工业经济的收益，减少甚至消灭投资者进一步投资的动力，经济发展将停滞乃至倒退。

第一种方案的问题催生了第二种方案。既然技术人员瓜分利润会削弱投资者的投资倾向，那么如果技术人员和投资者身份重合就可以解决这一问题。虽然投资者，或者说资本家未必赞成这一提议，但竞争压力会利用每一次偶然的波动来促成这一转变。这一转变的形式不拘于技术人员夺权一种，也可以能是投资者即资本家家族向技术官僚集团转变，也可能是新生集团集二者功能为一体。最终形成的社会结构只在外壳上有差别，内部运行方式完全一致。

第三种方案是直接增加处罚力度，用有罪推定来增加被查处概率。对较小的谋私行为、甚至是意外失误加以严厉的惩罚。将一切抵制行动推定为有组织的破坏，对可能成立但证据不足的罪行即施加惩罚。这种方案维持工业社会秩序的物质成本最低，但也有严重的劣势：首先，对个人来说，惩罚的上限即是死刑，死刑会消灭技术人员本身，而错误的死刑是无法事后挽回的错误；其次，有罪推定，即使只适用于少数人，也和人类一般的逻辑和道德观念不符，很难公开推行；最后，处罚并维护秩序本身也需要技术-管理阶层来实行，长期实施过量惩罚会导致执行集团消灭自身。不过，无论如何，这至少可以解决短期问题。

资本主义列强从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是一个渐变的过程，旧的资本家集团开始拥有足够的财富积累，意识形态也允许高收入的存在，因此都是从第一套解决方案入手，向第二套方案转变。其中英、美财富积累较多，因此实施第一套方案的时间较长，向第二套方案转化较慢，过程平缓；德、日虽然也沿同一套路线转变，但由于积累不足，最终的过渡方式是较激烈的法西斯专政。到30年代末，第二次工业革命使工业强国均进入大工业时代，技术官僚控制社会的趋势已不可逆转，苏联利用大萧条的机会努力追赶，也赶在30年代迈进了大工业时代的门槛，于是也遇到了技术人员的监督成本问题。

刚刚取得政权的布尔什维克是一个不大的集团，在随后的20年中。布尔什维克一方面迅速扩大自身规模，一方面和原有的技术阶层联盟，同时改造教育体系，在城市中培养新的技术人才。共产党干部、旧技术人才、新技术人才这三个互有交集的群体构成了这个国家的技术-管理阶层。在他们之上,是斯大林等高层领导，之下是从事简单劳动的工人和集体农庄里不满的农民，各个阶层的合作促成了苏联的工业化。在对外宣传时，共产党表示20-30年代的建设成就非常令人振奋，但实际上，无论以经典马克思主义来衡量，还是以快速工业化、在迫在眉睫的世界大战中取胜这一目标来衡量，30年代的苏联还差得很远。大量的贪污、浪费、决策失误、怠工现象从革命胜利那一天就已出现，严重影响了发展速度，且有愈演愈烈之势。这在作者看来并不意外。

按照经典马克思主义指导，革命政权应该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按照劳动时间为劳动者支付报酬。所以，高薪养廉显然不在革命政权的考虑之列，无论是针对共产党干部还是一般技术人员，还是普通劳动者。简单劳动报酬可以很方便地用计件工资或者特定工艺规范下的计时工资来衡量。但如果复杂劳动也用类似的方式来评定报酬，即便考虑到劳动者学习这些技能所需的时间，报酬依然远低于西方国家类似工作的收入，甚至低于第三世界类似工作的收入。这是因为资本主义国家依照稀缺性和职位本身带来的博弈优势来确定收入，劳动时间只具有参照性作用。讨论那一种分配方式更“合理”不符合本书主旨。但按照前面的讨论，这会导致苏联技术官僚的预期违规损失过低，降低工作效率。对此，革命政权还有另一个假设，即所有的劳动者都会充满热情、全心全意地为社会主义国家工作，但我们知道这并非事实。掌握最多实际信息的共产党高层，尤其是斯大林本人也同样深知这一点。

客观的说，苏联经济建设中出现的问题并非全部源于技术官僚的私心，高层领导人对经济管理缺乏经验，普通人民也缺乏工业化劳动训练，这都导致了经济建设的混乱。但斯大林等高层领导以马克思和列宁的继承人身份领导国家，无视也不会承认决策者的失误，以保证新政权的合法性不被质疑。普通人缺乏工业化训练是旧俄国的遗产，属于经济建设的外部条件，况且且他们已经用汗水和生命为工业化付出了代价。因此，在斯大林的视角看来，整肃技术官僚阶层来加快工业化建设是很自然的选择。另外，布尔什维克党和苏联政权都不是为工业化目标周密设计的产物，而是革命形势塑造的特定结构。党本是一个因胜利而凝聚的小集团，胜利后接管了旧政权而不是从头创建国家机器，最后才通过迅速扩张来掌握国家。这样一个统治集团的高层，在根基稳固后重新整理统治机器，定做机器零件，也几乎是一个必然的过程。1934年，政治局委员基洛夫被刺，这本是一个偶然事件，但在30年代的特殊背景和客观需求下，基洛夫遇刺被解释为反社会主义集团的阴谋。按照大清洗的理论，多个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潜伏在苏维埃政权内部，和一切苏维埃政权的敌人均有勾结，要对苏联的一切问题负责，刺杀基洛夫只是他们进行全面破坏的开始。这些集团必须必须被彻底消灭。

高级干部首先受到清洗，数十名高级干部被指控组织或参与反党集团。在最著名的三次公审中，包括共产国际执行主席、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国家计委主席在内的数十名高级干部被判决有罪，并在压力和拷打下公开承认了“罪行”，最后被枪决或判刑。上行下效，以国家安全局等内务机构为核心，整个苏联官僚体系都依照同样的逻辑，追查各个反党集团的“爪牙”、代理人，或寻找新反党集团的线索。任何微小的贪污、浪费、怠工、盗窃都被上纲上线地解释为反党阴谋的一部分，甚至纯粹的疏忽和意外也必须用敌人破坏来解释。这导致政治犯和被判处重刑的人数猛增，其中绝大多数人只是犯了轻微错误，甚至根本就是各级官僚机构内斗的牺牲品。

到39年为止，30多万人被处以死刑，上百万人因政治犯指控而受到牵连。一半以上的党员曾被逮捕调查。一般来说，除了斯大林及其亲信，越高的地位意味着在大清洗中越危险，清洗的打击主要落在了苏联工业社会精英头上。苏共十七大1966名中央代表，有1108人在大清洗中获罪；同届139名中央委员有98人获罪。17名政治局成员除基洛夫遇刺外，5人遭处决。一大至十七大历届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共284人，其中1936年前死亡的45人，大清洗中被枪决或死于狱中的有188人，自杀的8人，开除出中央委员会的22人，幸免者仅21人。类似的清洗方式也被用于军队系统，细小的错误、军事思想上的争执、模糊的外国情报，都可以被用于指控和定罪。军队中清洗了3万多军官，其中1万人被枪决，元帅、集团军司令、军长、师长分别有60%、86%、67%、69%被清洗。甚至安全机构本身也不能从中幸免。大清洗期间具体主持清洗工作的内务人民委员先后有两任被指控反对苏联，逮捕后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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