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唯物主义历史规律的结束与共产主义的兴起 21章（原26） -- 马前卒

大清洗保证了苏联已无人能挑战斯大林的权威，更不可能挑战他的社会改造计划，代价是每年10万多技术官僚丧命，更多的受害者被迫坐牢或服苦役。苏联承受不起这样的技术人员损失。因此到了1939年，斯大林主动叫停了大清洗，并承认一定的错误：“………决不能说，在进行清洗时没有犯过严重的错误。遗憾的是，所犯的错误竟比原来预料的还多。毫无疑问，我们今后已不再需要采用大批清洗的方法了。但是，1933－1936年的清洗终究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次清洗基本上产生了良好的结果………”大清洗结束了，虽然从绝对规模来说，大清洗带来的灾难远小于30年代前期的饥荒。但大清洗的受害者大多是工业化社会的精英，从人类历史上来看，这比大饥荒还要罕见的多。因此在外界看来，这是比大饥荒更具标志性的政治事件。

大清洗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苏联未实行以高薪保证效率的制度，相反，苏联正是在斯大林时代建立了严密的等级体系，并为这个等级体系配上了相应的收入和特权。1922年，苏联的最高工资是最低工资的8倍，1934年扩大为30倍， 斯大林去世前扩大到40倍以上。根据等级不同，技术-管理人员还有各种额外津贴，在购买优质商品、分配住房、交通工具、疗养等方面具有优先权。同时，大清洗的结束也不等于苏联放弃向对工业精英施加过量压力。1941年德国入侵，整个社会都转入严酷的军事体制，战后依然有大清洗的余波和威慑。直到1953年斯大林去世，苏联的工业化精英们一面享受着远高于普通工人的物质待遇，一面因恐惧而战战兢兢地工作，基本满足了快速工业化并赢得战争的要求。

从维持工业社会秩序的效果上来看，实行等级制、高薪养廉和大清洗的严刑峻法并不冲突，都能增加违规成本，而且效果互相叠加。作为一个必须迅速工业化才能生存下来的后发工业国，斯大林时代的苏联既缺乏物质积累，也缺乏技术人员，同时革命带来的平等意识依然有巨大影响，因此最终在竞争压力下形成了这种第三种方案和第一种方案的组合。斯大林时代结束后，工业化进一步深入，技术官僚的作用和影响越来越大，苏联也积攒起相当的财富。此时赫鲁晓夫作为技术官僚的代表上台，急于和斯大林时代划清政治界限，以保证自己在技术官僚中的权威。苏联开始全面转向第一种解决方案。不过，苏联自命为革命政权和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技术官僚的实际收入受到相当的限制，虽然他们的物质享受明显区别于一般平民，但与资本主义国家掌管同样权力和财富的同行相比，物质享受水平要低得多。一直到70年代，以放纵技术官僚集团和夸耀富贵著称的勃列日涅夫虽然是苏联的最高领导，但除其履行国家领导人职能所需的必要特权外，实际生活水平和美国的上层中产阶级差不多相当，日常居所只是一套5楼的5居室公寓房。苏联社会中的其他顶级人物也基本如此，远不能和西方的高级经理、政府高官相提并论。这意味着苏联不能用足够高的正常收入来保证技术官僚的违约成本，工业社会的纪律因此受到了影响。在苏联前期，革命政权的锐气尚存，为共产主义运动献身的思想还能够有效地动员一些技术官僚，在收入较低情况下尽心尽力工作，枵腹从公的苏联高官比比皆是。到了苏联后期，信仰淡化，官僚集团日趋稳定，阶层世袭化开始出现，苏联已经在事实上向第二种社会管理方案转变。即名义上苏联的权力和财富由全民所有，事实上，执掌国家的技术官僚阶层成为国家的拥有者。这一转变最终在苏联解体后成为无可辩驳的事实。这种渐变又一次证明了竞争压力对制度的塑造。但在苏联存在的70年间，苏联始终实行了一套与欧差异巨大的社会制度，这又表明：在20世纪的历史条件下，制度变化相对滞后，远不能和外界竞争条件的变化保持同步。

共产主义运动自马克思开始就是世界性运动，一国的共产主义运动应该服从于世界革命的发展。1919年列宁号召成立共产国际以统一协调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各国认同共产主义目标和阶级斗争、暴力革命方式的政党都作为支部加入共产国际，服从共产国际的指导。但自从苏波战争结束，红军退回国境开始，苏联就成了唯一的共产主义政权，并且完整地占有一个大国的资源。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中心开始从西欧转到莫斯科，共产国际反而成了苏共的下属部门，由苏共指派领导者，从苏联获得资源，支援并全权指挥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此时的苏共具有双重角色，它既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世界强国，要和和其他国家在外交、军事、经济等各方面建立联系并可能协作；另一方面，苏共还是世界革命的领导者，要指挥各国共产党推翻本国的旧政权，建立颠覆一切的共产主义政府。如果这两个角色的需求一致，那苏共当然乐于推进世界革命，但这两个角色的需求往往是冲突的。在冲突发生的时候，苏共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优先照顾苏联的本国利益。比如说，中国共产党被命令向敌对势力交出武装，法国共产党在在德国入侵之际受命鼓动工人破坏备战，苏德妥协期间，苏联甚至应德国的请求，将一些在本国被通缉的德国共产主义者移交给纳粹政权。客观的说，在世界大战即将爆发的年代，苏联的发展速度确实可以决定共产主义运动的兴亡，其他国家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因苏联的快速发展得到了支援。但不可否认，别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甚至共产主义运动原则本身，都为苏联的工业社会建设付出了代价。

苏联是一小群理想主义者根据从未验证过的理论建立的国家。一朝胜利，他们立刻尝试建设理想化的共产主义社会，至少也要用自由发展的原则尽可能解放原有的社会，并在新建的工业社会中推行这些原则。所以，言论自由、创作自由、学术自由、婚姻自由、信仰自由、社会平等等原则站在革命初期得到极大的提倡，道德上风行宽容主义，堕胎、同性恋、先锋艺术流派、宗教等许多在传统社会离经叛道的事物都得到了合法地位，而且政府还鼓励人们自由地去创造从未出现过的生活方式。革命之后，一向强调等级和服从的军队取消了军衔制。整个20年代，文学创作的内容和形式都不受实际限制；苏联的学校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世界上最多的教育模式创新。1927年，法律承认同居或者未登记的婚姻，以鼓励新的家庭模式。但这些制度、文化创新基本上停留在自己的领域内，缺乏相互配合，不能被组合为设计新社会的完整方案。更重要的是这些上层建筑创新仅仅停留在上层建筑，绝大多数苏联人的生活并没有因此改变。真正塑造社会的还是借苏维埃政府之手起作用的经济形势和外界竞争压力。因此，一旦苏联全面转向国家资本主义，这些新鲜的尝试立刻冰消雪融，或被取缔，或自行消亡。最终出现在苏联的是一套和快速工业化道路相配合的上层建筑：在快速增加人口的需求下，非医疗性堕胎自1936年起成为违法行为；离婚逐渐受到经济限制，需支付补偿金，大家庭和多子女则受到经济鼓励。为了统一思想，进而集中资源工业化，1929年之后，文艺创作开始受到管制，1934年成立的作家协会将所有文学作者纳入政府控制。在军队里，军衔制也开始恢复，1935年恢复了校官以下的军衔，“将军”这个曾经被认为是沙俄统治象征的名词最终在1939年回到军队中。这些变化中不乏向旧社会倒退的成分。

民主政治的消失是更重要的变化。1918年列宁的确解散了普选产生的立宪会议，但列宁之所以敢于这样做，所恃的正是城市和军队中的支持率。在全国的大城市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均占多数；在彼得格勒等地的驻军中，布尔什维克取得了压倒性多数。因此列宁能够解散立宪会议，并压倒反对者。在革命初期，尽管占人口大多数农民态度暧昧，但毫无疑问，依靠工人的支持，布尔什维克能在任何限于城市的选举中取得胜利；依靠士兵的支持，布尔什维克派驻的政委可以带领旧军队改编的红军打败所有敌人。这样，尽管布尔什维克是一个中央集权、少数人决定政策的党，并且领导者本能地想主导一切，早期苏维埃政权和红军依然带有很大的民主色彩，至少工人可以在苏维埃里畅所欲言，并对一些局部问题做出决策。士兵委员会积极做出决议，甚至频频压倒政委的命令。1918年的时候，俄罗斯苏维埃立法授予全体18岁以上劳动者选举权，选举权覆盖比例超越所有国家。迟至1925年，还有列宁格勒青年团省委通过决议，不接受苏共14大决议的事例。但到了斯大林时代，党委通过苏维埃政权的外壳掌管一切，上级党委的决议不仅不能否定，甚至不能质疑，已有的民主色彩完全消失。这一转变是在苏联工业化和城市化都大大加快的背景下进行的。1925年的城市人口比例是17%，二战前夕增加到33%，从革命时期的经验来看，这本应大大的扩展共产党的支持率，并促使政治民主化，结果却完全相反。这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斯大林的个人问题。

靠军事斗争起家的苏维埃政权从一开始就被迫保持半军事化的集权体制，这一点无可否认。但在第一代的革命者中，大部分人，甚至包括列宁自己，曾真诚地相信可以依据人民的民主决策来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结构，并相信这个结构可以自然地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促成一个富强的工业社会，因为这是共产主义者的一贯主张。但以往的马克思主义并没有讲述如何在革命胜利后建设民主政治。马克思只是抽象地认为民主是普世价值，应当实行。一些共产主义者，如巴黎公社的成员们依照模糊的直觉和马克思主义的简单指示去实践，建立了一个以普选为基础，让专业委员会+非常设低薪官僚负责社会事务的政府。但这个政府甚至不能有效地利用巴黎资源，最后自取灭亡，实属恶例。布尔什维克现在要在一个大国解决这个问题，能做的只有继续尝试，依照直觉行事。正如新政权将土地分给农民，同时摧毁了旧政权掠夺粮食剩余的上层建筑一样；早期革命者在保留了选举制度的同时，将欧美列强在基层投票之上的复杂、庞大的政治结构斥为资本专政的工具，完全不予采纳。客观的说，布尔什维克这一论断并无问题。通过各种各样的经济工具和宣传诱导，再加上贵族院、王室、半封闭的军官团等保留下来的旧式统治机构，欧美的政党政治得以一方面让选举人得到足够的参与感，另一方面基本保证了重要决策符合国家大资本扩张的要求。这确实不是“人民统治国家”，也不能保证人民得到足够的工业财富，但至少这种体制可以在一个大国内有效地的连接基层选举和高层决策，可以保证国家和社会的运行。布尔什维克拒绝了这些上层政治体制并消灭了它存在的社会基础，民主政治就只剩下单纯的选举和议行合一的苏维埃。结果，他们很快发现，即便只是维持一个大型现代社会的运转，只选举制度的“民主”体制也无能为力。没有了以经济利益结合的政党，分散的选举人实际上是一盘散沙；没有了稳定的技术官僚，管理大型社会完全是一个笑话；贵族集团和精英教育消失了，长期战略却必须有合格的制订者。至于指挥军队赢得战争，在险恶的国际环境中建设一个国家，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工业化等目标，完全不可能靠一个简单的民主理念和善良的出发点来实现。共产主义者们在这一理论问题上无能为力，却在实践中发现，集权的党机关才能从各个层次做出有效决策，还能高效率地保证决策得到实施。于是共产党机关渐渐成为基层单位之上的真正权力机构，并在战争和管理社会的考验中淘汰了其他管理模式。苏联建国后，革命者依然没有更合适的制度来取代共产党机构专政，面临的生存压力却毫不减轻，于是党机关专政的模式越来越根深蒂固，最终促成了绝对集权体制的形成。与其同时，稳定的技术官僚队伍，准贵族集团、精英教育等制度开始重建或新建；苏联的宣传机构负责鼓吹这种制度的合法性；工人们得到了福利，在基层社区用可怜的权力决定无关紧要的生活性事务；安全机关随时准备消灭不安定因素。坐在权力金字塔最高层的斯大林成了这一切的象征。

从十月革命到斯大林时代，充满激情和理想主义的早期革命消失了，同时消失的还有一个穷困、落后、愚昧的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碾碎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和梦想，也为亿万人提供了更富足的生活和新的梦想。更重要的是，苏联有足够的力量保卫这一切，为更残酷的下一次世界大战做好了准备。许多国家的革命者因此振奋，认为这给出了一条前景光明的道路。但更原教旨化的托派共产主义者对这一时期的苏联非常不满，流亡的托洛茨基评论说：“……….领导集团不是公开宣布，‘我们已被证明过于贫穷和无知，不能创造社会主义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我们的儿辈和孙辈将会实现这一目标’。与此相反，他们强迫人们在已被打碎的家庭的外壳下重新胶合起来。不仅如此，他们还认为这种在胁迫之下的联合，就是伟大的社会主义的神圣的内核。很难看清楚这次倒退的范围……”。托派没有意识到，俄国革命是如此巨大的一个社会运动，斯大林乃至整个苏共领导集团没有背叛或毁灭它的能力。在这个时代，个人意志依旧要在很大程度上服从残酷的竞争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