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对基督教的思考及其他（四）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简 -- 子罕

基督教在中国先后有五次传教过程，

有文献可考的基督宗教第一次来华传播为唐朝贞观九年即公元635年，当时被称为 “景教”，第一位来华的景教传教士阿罗本到长安时受到唐朝宰相房玄龄等官员的欢迎，此后在皇宫藏书楼译经著文，获准传教。景教在唐朝曾达到“法流十道，国富元休，寺满百城，家殷景福”的盛况。至会昌五年(公元845年)，唐武宗崇道毁佛、下令灭教，殃及景教等外来宗教，从而结束了景教在唐代中国传播发展的210年历史。

基督宗教第二次来华传播为元朝的“也里可温”的发展。“也里可温”一般被理解为蒙古语“有福缘之人”的音译。随着元朝的建立，景教重新传入内地，在许多地区得到发展。例如，忽必烈所委派的镇江府路总管府副达鲁花赤马薛里吉思就“有志于推广教法”，曾在其所辖之地大力推广景教，后又“休官务建寺”，修成江南一带著名的景教“七寺”。元朝天主教在其鼎盛时期曾发展了3万多信徒，但随着1368年元朝的覆灭，“也里可温”所涵盖的景教和天主教亦跟着消亡，这意味着基督宗教的第二次来华以失败告终。

基督宗教第三次来华传播指明末清初天主教的传入。

1583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作为罗明坚的助手到肇庆传教建堂，此为近代天主教在中国内地传教的真正开端。1601年，利玛窦与西班牙耶稣会士庞迪我一道“儒服入哀”，获准长驻北京传教。此后，西方耶稣会传教士纷纷来华，如汤若望、艾儒略、南怀仁、卫匡国等人按利玛窦的方式以其西学知识来助其学术传教，掀起了西学东渐的高潮。其间返欧的传教士亦将中国思想文化知识带入欧洲，从而引起东学西传的结果。在这种中西宗教及思想文化的接触和交流中，明代士大夫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人先后受洗入教，成为明代中国天主教会的柱石。清朝康熙皇帝则因受西方科技文化的吸引而接近并重用一些学有专长的西方传教士，允许天主教在华发展。这样，中国天主教至 18世纪初已有澳门、南京和北京三个主教区，信徒已达30余万人。后因为中国高层的反对和在“中国礼仪”问题上的分歧而决裂。自1723年雍正登基后，清廷开始了长达百年的禁教，基督宗教第三次来华传教所取得的成就亦付诸东流。

　基督宗教第四次来华传教是在鸦片战争前后，而其得以在华真正立足则是凭借着鸦片战争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在这一时期，天主教各修会如耶稣会、奥斯丁会、多明我会、巴黎外方传教会、遣使会、圣母圣心会、圣言会等会的传教士相继来华，至19世纪末已在中国建成五大传教区、发展教徒达70多万人。基督教各传教差会如伦敦会、公理会、圣公会、浸礼会、长老会、归正会、美以美会、监理会、循道会、贵格会、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等亦先后来华传教，在中国各地建堂创会。到19世纪末，其来华传教士已达1500多人，发展信徒达8万多人。到解放初，天主教徒约有２７０多万人；基督教徒约有７０多万人。解放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表面上宗教在中国几乎销声匿迹。

基督教在中国的第五次传播出现于上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后基督教和天主教在我国迅速发展：天主教徒到２００６年约有５００万人，基督教徒截至２００６年，基督教信徒已超过１６００万人，并仍在继续增长，由于近年来基督教在中国发展比较快，信徒人数一直在增长。而且由于中国地域辽阔，不少信徒分散在农村，确切计算出国内信徒人数十分困难。目前中国天主教会有１００个教区，教徒近５００万，开放教堂、会所５０００处，开办神哲学院１２所，中国天主教每年约有５万余人领洗。中国现在有基督教堂及聚会点共５５０００处，牧师、副牧师３７００人，加上长老、传道，共有教牧人员３６０００余人，另有１０万以上的义工协助工作， 此外，国内现有神学院、圣经学校共１８所。

这些都只是2006年的数据，考虑到基督教在农村的快速发展势头和没有统计完全的农村信众（事实上现在基督教教徒增加的大多数是在农村），到现在基督教在中国的实际信众数量肯定远超过这个数字。

遗憾的是到现在为止我们很少能看到关于基督教在中国发展状况的研究，说明没有人关心这个话题，但是想一想在短短不到三十年时间里基督教发展的如此迅速，难道这中间就不存在问题么？他靠什么发展这么快，如此大规模的具有共同信仰的人群会对社会稳定产生什么影响？不规范的宗教传播会成为产生邪教的温床，和基督教有着相似外表而却已破坏社会稳定为目的的邪教在农村很有市场，尤其是对于没有什么辨别能力的大批大龄的留守妇女来说更是如此。这并不是危言耸听，在部分地区这已经变为事实（关于邪教的问题我会专门写一篇）。有没有人想过一旦这些人哪怕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人被煽动后会对社会的稳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并不是一个小数字，2006年时官方统计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信众加起来已经超过2100万了，更别说现在和可能发生问题的将来。

任何宗教在达到一定数量后都会成为一股具有强大力量的势力，想象一下这股势力被煽动起来后会产生什么样的可怕后果，我们现在不研究难道要等养虎成患时（我不认为基督教是虎，但是以基督教为幌子的邪教却确实是虎）再研究么？古人说祸起萧墙，有了外敌入侵可以派军队，如果部分人以神的名义来反对“暴政”你难道能派军队镇压么？！用警察能抓得完么？你越抓他他越说你残暴，你不抓他就说明你现在已经不行了，应该换朝代了，创造神的大同世界了。“助神者得永生”，这个口号绝对可以让许多人为之卖命。而且找到一批政府的错误还不容易么，哪儿不是一堆堆的，这些随便拿出来一部分都可以当做造反的理由。遇到这种事你怎么办？想想洪秀全的拜上帝教吧，虽然当时有发生的必然原因，我也不是拿现在和那时候比较，没有多少可比性，但是当时的情况不会和想“永生”的人没有一点联系吧？我们应该往好的方向想我们的群众，但是应该有一旦事情变坏时的准备。

当然我所设想的情况发生的几率非常小，可是古人教导我们有备无患，多思考一些总不会有错的。即使说不起暴乱（我相信现在在中国也没人会想造反）但是在一些特殊的时候，敏感的时候它给你来一下阴的你能怎么办。

所以现在到了对中国基督教（及天主教）发展状况作详细调查和评估的时候了，我们并不反对宗教自由，也不反对基督教的存在，每个人都应该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但是无论什么人什么宗教都不能以损害社会稳定甚至危害社会为前提或目的而存在。基督教在中国生根发展就应该接受我国政府的监督和管理，宗教可以是超脱于政治至上的，却不能超越政治存在，不能以宗教信仰自由的借口就随意发展甚至做出可能会危害社会稳定的事。

就像是民主和自由，所有人都认为世界应该自由和民主，但是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和民主是不存在的，一个人的绝对的自由和民主对其他人来说就是不自由不民主，所以无论在任何国家自由和民主都只能是有限度有条件的。在现有社会背景和条件下我们只能逐步实现相对的主和自由，而不能采取激进的甚至暴力的措施去达到目的，同志们，八九年六四事件的教训应该铭记，无论是党和政府还是我们群众都应该反思，一旦一部分人联合起来追求他们共同认为的自由和民主就会对其他人和社会产生危害，所以如果一旦有部分群众相信了世界应该绝对的民主和自由都是一件可怕的事，同样的事情在宗教上也有可能发生。君不见文革时期我们的热血青年不是个个都想着去支援世界革命么，你能说当时的人绝对错了么？没有做正确的引导罢了！在我国目前的宗教问题上我们应该采取引导为主，管理为辅的方针，首要任务就是摸底。

历史不能重演，我们不能让悲剧再次发生，我们今天研究宗教不是为了诋毁和破坏宗教，也不是说宗教一无是处，而是应该把它控制在安全范围内，因为这不仅是宗教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稳定对于中国来说始终是一个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我们在研究宗教这个问题上任重道远，到这儿我倒有点明白为什么西方那么多高校开设神学院和宗教研究专业了，这的确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处理不好要出问题的。

值得欣慰的是现在中央似乎也在重视这个问题，在我快写完这一篇的时候在网站上发现了这样一条新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今年四月十七日在北京要求中共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强对宗教现状的调查研究、加强基层宗教工作、加强支持爱国宗教团体建设的力量。此间由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央统战部、国家宗教局和国家行政学院共同举办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宗教工作专题研讨班十七日在北京结业。贾庆林出席结业式并强调，全面贯彻中共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扎实做好宗教工作，全力维护中国社会安定团结的良好局面。

贾庆林要求中共各级党委和政府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做好新形势下宗教工作的特殊重要性，切实加强中共对宗教工作的领导。

这正说明中央在开始重视这个严肃的问题，至于执行的效果如何只能是有待观察了。

部分参考资料来源：人民网 中国基督教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