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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岁月回眸 (21) “相信本人交代” -- 内燃机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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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原创】歲月回眸 (30) 峰回路转

30 峰回路转

就在我等候处理阶段,全国掀起了批判全国总工会主席赖若愚的热潮(赖已平反)。1958年9月,贵州省总工会召开扩大会议,揭批赖若愚并且联系实际,批判反右派运动中犯错的工会干部。

这次会议,铁二局派了八个工会干部去参加。“同案犯”刘毅、王民和我都参加了,这次扩大会开得很严肃,我们学习、住宿、讨论都在一间屋子里,不准外出上街的。有时,还要开批判会,天天出简报,时间拖得很长,至少有一个多月。

我们铁二局的八个人编一个小组,又是我作记录、写简报,每天一期。我怎么这样倒霉哟!四十三工区开会作记录还没脱到手,怎么又作起记录来了。写简报,大家发言,被我一综合,不又成了我一个人的观点?这些事,我没管,我行我素!

这次学习,主要批判赖若愚主席的《本队论》。他在一个什么文件中讲:“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工会是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是‘本队’。”这先锋队是从本队衍生出来的呀!那本队不是比先锋队更重要吗?先锋队和本队是什么关系?好家伙,你“本队”要领导“先锋队”呀!你这是为工团主义找理论依据呀!该批!该狠批!

在学习的过程中,贵州省工会系统有的代表性人物,还抓住他的论点,在大会上批判斗争过。我们八个人,只是在小组检查批判,还没有上过大会,幸运。

扩大会议结束时,好象是传达刘澜涛在全总的讲话,其中印象最深刻的两句话,说是传达领导的指示,你工会干部“听党的话,错的也是对的,不听党的话,对的也是错的。”谁是党?当然听党委的、书记的。

真怪,这次批判赖若愚,是在他死后,重新算帐的。他死时,对他的评价很高。现在,把案翻过来,你过去搞工团主义,不肃清流毒咋行?!省工会扩大会议结束,不知从哪里刮来一股“工会消亡风”,要撤销工会,在政治部下边建立“群众工作部”。我们向工人日报写稿,下边反映工会“可有可无”,比这“消亡论”缓和得多,谁右?

以后,更明确规定:工会由同级党委统一领导,取消工会的垂直领导关系。并且明确规定,工会干部的级别是行政干部的副职。这些决策,不正是我们“稿件”中希望得到明确答复的吗?我们建议全总研究解决的问题,不就是这点事吗?

我们写的“稿子”、“罪证”,我在下边专门有一节“保留”下来,对比一下,看我们这顶“右派”或者“中右”的帽子,戴得到底合适不合适?

我在省工会学习期间,钟南辉同志从铁道部学习回来,任贵阳铁路局党委副书记,恰好党委书记龙光沄到息峰疗养去了,按照当时的理解,工会主席应该听党委书记的,不听,“对的也错”。奇怪,有一天下午,我们工会的支部书记找我谈话,他说:“你受了处分后,表现好,决定免于处分!”这免于处分的事,没有开支部大会,也没有讲根据党章哪一条!反正,我被特赦了!这是无论如何想不到的事,但是它确实发生了!

我被赦了,其实我心里感到非常歉疚的是对王民同志,大家抓住他一句话:“死猪还怕滚水烫”,批他!这怎么说得清?其实,你把“稿子”前后连起来看,大家就明白了,他说:“光强调减少定员,要几百比一,要经费自给自足,就不问一下我们的实际情况,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那只好就拖!心想:‘死猪还怕滚水烫’!”这只是一句觉得工作起来为难的话,哪够得上什么“主义”、“反党”啊!

下边属于我道听途说的话,据说我被“特赦”,是钟书记发话了,怎么说的?和谁说?我不知道。我犯事,钟在北京。他回来,我没和他见过面。如果是真的,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晓得我“犯事”的。

不过,这事,我信。有一件我亲自碰见的事,可以证明。有一天,我们区工会机关开支部大会,议题是开除一个干部的党籍!为什么?原来这个同志(姓名已忘记了)的爱人,在贵州农学院工作,他调来是照顾关系的,但区工会要把他分配到远离贵阳的工程处工会,他不愿去,说了句“胳膊扭不过大腿”等不满的话,因为他“对抗组织”,要开除他的党籍。这个会,我是参加了的。正在开会的时候,碰巧,钟书记过路,他进来了,问了问情况,他立刻表态:“这事要落在你们无论哪位头上,你们会怎么想?顶牛,说点怪话,就批!再顶牛,再批!最后只有一条路,开除党籍。这叫什么话?你们立刻和贵州农学院联系,主动把他调过去。”听党的话,错也对!立刻执行,这位同志得救了。我曾多次打听过这老兄的姓名,人家说“忘了”!反正,我也算当事人,我还是要记在这里。信不信由你!

我“特赦”了,怪事还在后边。不久,我接到一个调令:调胡崇俊任教育处学校教育科科长。从副科级提升为正科级,什么道理?因祸得福吗?还有怪事在后头,我还没到教育处报到,我又接到一个调令:胡崇俊调局政治部办公室,从“右派”变成“左派”,谁定的?没人给我讲!我也没问过。

晚年,区工会生产部后来的部长蔡永言同志对我讲:“工会批判你,是支部给我们布置的,揭发什么、批什么,他们事前交了底的。我年轻、幼稚、不懂事,对不起了!”这是我听到的唯一的交心话。我说:“没事,那时,你是我,我一样批你。”他又说:“你说有人把你划成‘中右’,可人家给我讲:我们划他什么‘中右’,还提拔他了!”我说:“没划‘中右’?还留党察看一年哩!天理良心?!”

还可以举个事,从侧面证实一下我对钟书记的判断。钟南辉晚年,在他的回忆文章中,曾经写到:“在那些年代,工会干部在历次运动中,受到批判的很多,他们当中很多都是忠于党的事业的好同志,是工会的好干部,这些同志受了多年委屈,是值得我们反省、同情和怀念的。”他在这篇文章中,特别提到了我们生产部的潘鹰,可见,他所指的这些人中也包括了我们生产部的同志。

“工管分离”,贵阳局分家,他调柳州铁路局任副书记,他听说我要留贵州省委工作,他当面给我讲:“因为你爱人在成都,照顾你分居,我才没要你分在柳州,现在要分到省委去,不行。我到铁道部政治部为你告状去!”大家信不信?他真告了,告准了,铁道部政治部直接给我打了电话:“你回成都铁二局,哪里都不去!”

钟南辉已经九十多岁了,我现在每年春节给他写贺卡,我在封面上写:“钟南辉大恩人收”。我这样写法,我不说,谁“推理”得出来!

最近,一批老工会干部聚会,谈起当年“反右派”的事,我不打自招,我说我是真正的“漏网右派”,我在西南铁道报上,曾经公开发表文章,“批评”党对领导干部的照顾政策。我还没说完,白汶方接上话:“‘夫荣、妻贵、子显、保姆也沾光’!这是你写的。我没揭发你!”我说:“你包庇,但那么多人揭发,怎么就没说出这‘硬货’来呢!”老白加了个注释:“你用的笔名,人家不知道。我在生产部,我知道。”老白呀!你没跑脱,你让我滑脱了!恩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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