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也来说几句—从“浩劫”说起 -- 烤面包的胖大叔

回忆？我的心就像毒药，你只要舔一下，就会立刻被毒死。—《浩劫》

几年前，8年，还是9年？我在一个论坛上认识个日本人，叫中村，他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电影的贴子，很有意思。（后来这篇贴子好像还在《天涯》杂志上刊登了），中村的汉语说得很好，从他的文字几乎看不出他是个日本人，因为我对电影也挺感兴趣，就和他聊了几回。很自然的聊到了日本电影，聊到了黑泽明，也就聊到了黑泽明早期的国策电影和晚期的“梦”。同时说到了日本人对战争的态度，这时我忽然发现我和中村对这场战争，这场灾难的认知，存在如此巨大的差距，当时我有些无法接受，就责问他，难道你们不应该忏悔吗？他淡淡地回了一句，不要让仇恨蒙蔽了你的双眼。

中村不是日本右翼，从和他的交谈中，没发现他有什么政治倾向，似乎只是个普通的日本电影学者。为什么一个为他国制造了如此深重灾难的国家人民，能如此超脱的看待这场战争呢？很长的时间里我都没想明白。

《浩劫》（SHOAH）是法国犹太裔导演克劳德·朗兹曼拍摄的一部讲述二战时，纳粹针对犹大人进行大屠杀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的拍摄很有特点，它完全采用了田野工作的调查手法，片中没使用任何记载真实屠杀的相片及影像资料。朗兹曼甚至宣称，如果他在拍摄时发现了任何真实的相片及影像资料，就会立刻毁了它，一秒钟都不会犹豫。

影片对历史的还原，完全通过当事人的口述，也就是通过回忆。讲述者形形色色，而绝大部分都是普通人，有将犹大人运送到毒气室的火车站长，司机，有火车站旁边普通住户，有纳粹特别工作队的成员，有焚烧尸体的锅炉工人，有为即将进入毒气室犹太人的理发师。也有集中营周边的普通农民。而正是这些绝大多数的普通人，参与完成了一场人类浩劫。

西蒙·波伏娃在连续看了20多遍《浩劫》之后，才开始动手写影评。她在文章中谈到“《浩劫》成功地以非常有限的手段重塑了过去：地点，声音，面孔。克劳德·朗兹曼的伟大艺术是让地点说话，通过声音复活地点，以面孔表达话语无法表达的东西。”西方有句话“奥斯威辛之后诗歌如何可能？”在巨大的人类浩劫面前，连用什么题材进行讲述都已经成为了问题。朗兹曼用粗砺的原生态画面复原了那段黑暗的历史，这和导演本人对那段民族苦难的深切认知密切相关。

04年，还是05年的样子，朗兹曼本人来到了中国，在北大，清华，复旦发表了多场演讲，也接受了很多媒体的访谈。作为中国人，很自然的将“南京大屠杀”和“奥斯威辛”相提并论。而朗兹曼却不以为然，他在不同场合阐发的一个观点，不要用“南京大屠杀”和“奥斯威辛”相比。“南京大屠杀”不过是个局部战争的局部杀戮而已。

我看到朗兹曼的这个观点之后，仿佛醍醐灌顶，多年中存在心中的疑问一朝冰释。“苦难”事实上没有任何普遍意义。它只对“苦难”的承受者有意义。“南京大屠杀”事实上是中国神州陆沉，百年屈辱的高潮记忆。它不仅是30万死难同胞，而且也象征着此前近百年的历史沧桑。整个民族的苦难记忆浓缩定格在1937年的12月。

然后，这种苦难，他们永远无法理解。

同样，我们，也无法感受他们的苦难。

《浩劫》一片朗兹曼将300多小时的素材剪切成9个小时，我不知道有多少中国人有耐心看完。因为那也不是属于我们的苦难记忆。

非洲胡图族/图西族两族仇杀，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我不知道这世界人有多少人真心的了解关注帮助，因为那不是自己的苦难。

9.11双子楼倒下，美国哀鸿遍野，我不知道有多少非西方人也椎心泣血。

5·12汶川天劫，那一天所有的中国人都成为了四川人，但我不知道，有多少外国人也成了四川人。

苦难，只是自己的苦难。苦难记忆是民族的预警机制，它预示着这个民族曾经遭遇的灭顶之灾。这个民族的每个成员都应承担起延续本民族的使命，而牢记苦难是每个民族成员应该承担的责任，无所逃于天地间。

这篇贴子，似乎可以结束了。然而我又想起了一本书。日本学者小森阳一的《天皇的玉音放送》，在这本书中小森阳一对“天皇制”，严格点说，应该称为“近代天皇制”进行细致的历史梳理，似乎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一个问题，“日本为何不愿反省自己的侵略历史？”小森阳一也颇为自信的说：“为了创造日本与亚洲各国之间真正意义上的信赖关系，我们必须澄清过去成为‘持续战争国家’的核心原因。为此我们必须打碎昭和天皇裕仁的话语建构起来，是非颠倒的双重构造。”那么这种对“近代天皇制”的解构能不能成为上引问题的答案呢？在我看来，似乎有些勉为其难。

日本的战争责任首先是天皇责任，这点其实无须小森阳一的解构，在战后事实上所有的战胜国都是一本明账，远东军事法庭的澳大利亚法官说得很明白，“天皇是有战争责任的，他之所以没被起诉，是基于政治原因。”“免于对天皇的起诉，是基于所有同盟成员国的最大利益之决定。”何等的冠冕堂皇。一个司令官不被起诉，又怎么能指望“绝大多数”普通一兵去忏悔呢？而具体到当下的中日历史认知冲突，事实上和“东京审判”是否彻底关系并不很大。当我们将“日本为什么不忏悔”之类的问题引向天皇时，也遮蔽了当下中日的现实利益冲突，以及日本政府本身的主要责任。

苦难，说到底，也只是苦难。当用苦难记忆唤醒民众，这背后都蕴含着利益冲突，获取利益需要的复杂的政治运作。煽情，沉思，忏悔，批评只是一副副的面具，正确的政治运作是：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将合适的面具，戴在合适的人群脸上，我们还是应该有作为一只棋子的觉悟。

二战之后，有一场对纳粹军官艾希曼的审判吸引了阿伦特的注意，她关注着这场审判的每个环节，所有的细节都在和朋友的通信中反复提及，如果当时有BBS，我想她可能会写很多很长的贴子。这场审判对阿伦特的思想造成了很深的影响，艾希曼是个普通的德国人，阿伦特说他“不是个撒旦式的人物，既不阴险奸刁，也不凶横”。是个和我（这里就不加“们”了）一样，乏味，沉闷，缺少趣味的人，他只关心“晋升”，既不是精神错乱，也不时施虐狂。然而他却犯下了滔天大罪。据此，阿伦特得出一个结论，“平庸”即“恶”，在阿伦特看来“恶绝对不是根本的东西，只是一种单纯的极端的东西，并不具有恶魔那种很深的维度，这就是我真正的观点。”“恶是不曾思考过的东西，为什么这么说，思考要达到某一深度，逼近其根源，何况涉及恶的瞬间，那里什么都没有，带来思考的挫折感，这就是恶的平庸。只有善才有深度，才是本质的。”

如果说阿伦特的思想针对的是纳粹，就毫无问题，然而书生气十足的阿伦特同时将思考之剑指向“犹太人评议会”甚至指向了“犹太复国运动”。这造成了轩然大波。如果说阿伦特“错”，那她就错在不明白，本民族的秘密是个禁忌，是不容追问的。苦难本身或许可以用理性思考，但本民族的苦难从根本上来说，是谢绝理性的。人类的生存斗争，你死我活，有什么理性可言。阿伦特的名著“人的境遇”有个副标题叫“积极生活”，联系她的一生，多少能品出几分讽刺的意味。

• 【读点书】20120121-钱穆及其他
• 你少算了个印尼海啸
• 我也是希望更深地促进反思，所以才译作地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