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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88:经历和感言 -- 南京老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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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对于这个问题,何新先生的一个回忆很有价值

那么,学生赖在天安门广场,究竟在等什么呢?在等对学生的一个正式的评价,摘掉“动乱”的帽子。426社论是人民日报社论,它的分量你不会不知道,基本上是给运动定性,动乱。后来闹腾一阵子后,出来个519,戒严。那个时候,80年代,是一张档案压死人的时代,“单位”对“职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时离文革不远,这次的动静比86年底那次大好多,相当于绝大多数人都有个尾巴,如果真正查究起来,会影响到很多人今后的人生道路。为什么一定要正式否定426社论,我想,这也是一个次要一点的原因。所以,到最后,只要能戴上了这个“爱国民主”运动的帽子,学生也就撤了。当然了,绝大多数人是知道“法不责众”的道理的(当然,王丹柴玲他们也明白,普通学生可能没事,他们自己可是跑不了)。至于很多人提到“中央已经答应不秋后算账”,只是某个领导人(例如袁木之流),轻飘飘从嘴里滑出来的一句话,而且前面通常有“只要同学们。。。”等一大堆条件,明显是敷衍。“幕后黑手”只要提到“要求中央承认我们是爱国民主运动”这一条,总能聚起相当的人气,“合力”就这样形成了,而且始终散不掉。

据何先生1990年7月6日接受意大利安莎社驻京记者芭尔巴拉采访时透露,1989年6月1日(请注意这个时间),他曾参加过一次在中南海举行的特别会议。

会议由LP亲自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国家教委、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的负责人,还有一些特邀的学者,如语言学家许国璋、经济学家陶大镛、吴树青等。

会议的议题是:对一份即将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名义发布到全国的文件征求意见。关于这份文件的主要内容,何新的回忆是:“我记得那个文件对多数学生和群众的爱国精神有相当的估计和肯定。”

何新说:“从我亲身经历的这次会议上,我没有看到已经形成‘强硬镇压’决心的任何迹象……从原拟发布到全国的这个文件看,中央仍在耐心地争取说服多数人,力求以尽可能和缓的方式扭转局面。”

因此,何新得出结论:“所以我深信,如果不是第二天形势突变,接连发生突发事件,……是可能不会发生后来的不幸事件的。”(《为中国声辩》第32~33页,何新著,山东友谊出版社1996年出版)

何新提供的这个信息是非常有价值的。它的价值在于两个方面:

1、如果你的分析是正确的,即赖在广场上的大学生所等的,就是一个摘掉“动乱”的帽子的“正式的评价”,那么这份后来流产了的文件,就是他们所等待的东西;

2、如果这份文件就是大学生们所等待的东西,那么我们就可以清楚为什么“幕后黑手”们会在6月2日突然发难,导致局势急转直下了:因为一旦这份文件被正式下发,那么他们用来“聚起相当的人气”的法宝就失灵了。因此他们必须抢在这份文件下发之前,让事态向不可逆转的恶化方向发展,从而达到“迫使政府开枪”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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