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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88:经历和感言 -- 南京老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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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回内务人民委员:如此认真有深度的好文,着实当花。

内务人民委员的好文,有深度,有广度,问题也很到位,着实当花。避而不回,显得老萝卜的轻慢无礼。怎奈最近庶务缠身,有些耽搁,这几天只得断断续续写点,至今方回,还望见谅。

1,2, 组织者和幕后黑手。

就我看来,任何群众运动的组织者,都有点像前一阵子反藏独和迎圣火那样集会的组织者。核心人物很少,另外要有一些打杂的,比如行进当中维持秩序的,带头喊口号的,扛大旗的,发传单的,前后联络的,等等,这些人没有明确的分工,赶上了就担一段,随时可以交给身边的人,通常在性格上是比较开朗活络富于亲和力的。其他绝大多数就是自由参加的普通人。就南京当时的革命运动而言,虽然官方的学生会和团组织主动停摆,但是在519之前,出面充当组织者的基本上还是那个圈子里的,惯性使然吧。519之后,因为官方定位为“动乱”,有很多学干不那么积极了,另外就有人顶了上去。当然,在北京,情况和南京不一样,柴玲王丹吾尔开希等始终就没有撤下来,顶在前面,core of 黑手clique,不过不算幕后。事后,公开的,南大物理系85级的一个姓陈的学生,被判了几年刑。

为了维持运动的吸引力和“正当性”,组织者提出的口号,通常是要在最大程度上满足普通学生的要求,这样才能保证聚起来的人气不散掉。学生最后越来越疲,口号颠来倒去也就是这些,没有再多的效果了。我记得五月底有个周末游行的名目叫“全球华人大游行”,据说是“最后一次”的游行了。之后学校到处是闹哄哄的不知所以的人群,只关心什么时候结束了。“幕后黑手”也着急,可是多数学生疲了,他也没辙。比如我们可以说,严家其鲍彤就是幕后黑手,但是,随着革命慢慢退潮,光他们起劲,又能掀起多大的浪呢?这就是我的观点:“幕后黑手”也要通过民意起作用。至于你说“合力”大,我得纠正一下,革命后期,由于目的不明确,“合力”比开初小了很多,革命退化为秋菊的“讨个说法”问题。

委员总认为群众性运动是天然无序的,如果产生了“长期的合力”,便认为一定有个实在的巨大的推手在运作,实际上并不一定如此。比如游行有几千到几万人参加,组织者可能就十几个二三十个人,参与的每个人实际上只出了一小部分力,但是这个合力仍然是十分巨大的。如果组织者面最大多数人最普通的愿望,那就可以聚起足够多的人,发出共同的足够响的声音。以前个时期反藏独护火炬的事情为例,海外华人中,无论你是支持GCD还是反对GCD,在校的还是工作的,打工的还是当老板的,富裕还是贫困的,不希望国家分裂,希望国家成功举办奥运,这是几乎全体海外华人的共识,在此基础上,组织得好,也会产生巨大的影响。19年前,当绝大多数的学生认为自己的诉求是正义的,认为自己是“三个代表”(这里我们不考虑对错,只谈心态),而且,革命运动是没有什么成本的,所以,非常多的人乐于投入其中,进而在宏观上形成合力,这也不是很难理解的。这里补充一下,北京的百万人游行,出现在519之前的大概3,4天,没有两个月。那是新闻界开放与自律共存的难得的几天。

“幕后黑手”不是今天的话题,当年游行第一天,老师长辈就谆谆告诫要注意“幕后黑手”的利用,大部分人是知道这么一回事的。“幕后黑手”的作用,能把运动的能量值,从3增加到5,但是要从3增加到7到8,这是不太可能的。这也就是我说的,成百万的市民的支持,不是谁能“煽动”得了的。“幕后黑手”,他也只有和多数学生的要求结合在一起,他才能活,你说是不是?比如,到后来,很多学生认为,只要政府承认他们是“爱国民主运动”,他们就撤,那“黑手”也不能提太过激进东西。

“内务人民委员”这个名字使我想起了苏联。20年代,苏联支持国共合力打军阀,412国共分裂后支持共产党,抗战后还是支持共产党,直到解放。从孙中山到毛泽东,从广东到新疆,都可以看到苏联的影子。苏联可以说是整个中国革命的“幕后黑手”。他帮我们打军阀,打日本,打老蒋,他也有他自己的小九九,分裂了蒙古,得到了大连(后来还了),如果解放战争再拖个三五年,说不定我们连新疆也保不住。那么说,共产党因为苏联的活动,就不革命了?就被操纵了?为了防止“幕后黑手”嘛,而且还是外国人。事实上,无论苏联怎么想,中国革命基本上按照自己的路子在走(只是长征前差点被这黑手玩完),合我的意我就借你的力,不合我就放一边去。反过来,苏联的建议也好,支持也好,只有符合共产党革命的要求,才能发挥作用。

所以我觉得,“幕后黑手”实际上不是个本质问题。当年共产党“搞”工运学院,不就是充当“幕后黑手”吗,似曾相识啊。1949年以前,如果没有其他政治军事手段,工运学运再热闹也没用。要说“黑手”,那应该算造成这种“诉求”的社会原因,而不是某个人或某几个人的能力或动机。而且,革命期间,在北京警察基本怠工的情况下,连小偷都不出动,莫非“黑手”还真能管到黑道上去吗?

那么,学生赖在天安门广场,究竟在等什么呢?在等对学生的一个正式的评价,摘掉“动乱”的帽子。426社论是人民日报社论,它的分量你不会不知道,基本上是给运动定性,动乱。后来闹腾一阵子后,出来个519,戒严。那个时候,80年代,是一张档案压死人的时代,“单位”对“职工”有完全的控制权。当时离文革不远,这次的动静比86年底那次大好多,相当于绝大多数人都有个尾巴,如果真正查究起来,会影响到很多人今后的人生道路。为什么一定要正式否定426社论,我想,这也是一个次要一点的原因。所以,到最后,只要能戴上了这个“爱国民主”运动的帽子,学生也就撤了。当然了,绝大多数人是知道“法不责众”的道理的(当然,王丹柴玲他们也明白,普通学生可能没事,他们自己可是跑不了)。至于很多人提到“中央已经答应不秋后算账”,只是某个领导人(例如袁木之流),轻飘飘从嘴里滑出来的一句话,而且前面通常有“只要同学们。。。”等一大堆条件,明显是敷衍。“幕后黑手”只要提到“要求中央承认我们是爱国民主运动”这一条,总能聚起相当的人气,“合力”就这样形成了,而且始终散不掉。

3。真相。

  同意。不过呢,“宜粗不宜细”这种思考,适用于你我这种本身没有太大关系的人,转个身就忙别的事去了。对伤亡者,事件对他们的伤害是长久的。同时,反思是为了今后。为了今后不再发生类似的事情,还是应该细一些的。

4。打牌与矛盾

  70年代中期以后,政治斗争,已经基本上形成了一个共识:不以人的性命为代价。批邓,粉碎四人帮,华下台,胡下台,四五,魏京生,莫不如此。这体现了社会的文明与进步的趋势,可以算是打牌的牌理吧。而64,在局势明显缓和的情况下,政府动用武力,“杀开一条血路”,自己把牌桌掀翻了,你能怪学生“要斗争而不知道流血”吗?之前,政府的忍让也好,苦口婆心也好,就是再有理,也变成没理了。同时,也建立了一个范例:只要政府觉得自己“十分”不爽,他可以随时出动坦克,掀翻桌子。而且,只要最高领导决定就行,不需要授权。这种制度,虽然有时候效果好,却是十分危险的。一个政府,在普遍不靠流血解决政治性争端的大背景下,反倒要靠流血来维持自己不倒台,我看不出来有任何正义性。

  毋庸讳言,学生由于心理、策略不够成熟,瞎胡闹的成分也很多,包括得理不让人,无理取闹,妄自尊大,得寸进尺,等等,我从来不否认,“黑手”也利用了这些弱点。在64之前,学生得到的支持是越来越少,学生自己劲头也越来越小。但是“胡闹”这种行为,和“杀人”行为相比,显然是小巫见大巫了。

5。坦克和武装直升机,没有本质区别,一样。

  问题是到了解决的时候了。警察调不动,出动军队,其实我也没有意见。哪怕是老蒋那样水龙大棒,流氓地痞,也强似这样杀人。最多骂几句,还不会这么强烈。您用一种本质已经起了变化的办法,来解决一个技术性的问题,窃以为思路应当不是如此。

6。结语。

事实上,64开枪这个话题,牵扯到一个根本性的话题,就是:政府和老百姓到底是什么关系。如果是在200年前,老百姓天生是皇帝的“子民”,如果你造反被杀头,天经地义。可是社会发展到二十世纪末年,至少在理论上,人民已经不是“子民”了。我不认为政府对民众有天然的生杀予夺的权利(这里我们不考虑持刀抢劫杀人越货等事情)。我也不认同这种观点:你给我提意见可以,可是,你想反政府吗?我就有权杀你(所谓打破契约)。第一,反政府,和反对政府的高层领导希望他下台(LP下台、DXP下台等),这不是一个概念;第二,即使我反对现体制,要求GCD下台,这也不是什么大的罪行,至少在法庭宣判前,没有死罪。有人认为:如果反政府了,那你就该杀,这正是一种封建“皇民”思想的体现,反皇帝就是犯上作乱,杀你是罪有应得。二战以后,到苏联垮台,世界上反政府的游行、示威多了,那些抗议者都该杀吗?大家也可以看看有哪些人能向示威者开枪。

我在南京工作的时候,从城东到新街口,经常要路过长江路的总统府,也就是太平天国的天王府。那时候,总统府前的大照壁还没拆,照壁前的花坛上立有一块碑,纪念太平天国起义100周年。现在我们讲到太平天国,脑子里最先浮现出的,恐怕是天国内部的腐败,猜忌,内杠,迷信。这都没错,但是同时我们应该记得,太平天国是中国的农民阶层,在清朝和帝国主义的双重压迫下,采取的以暴力反抗暴政以图自存的起义,打击了清朝的封建势力和洋人的势力,对社会具有积极的意义。太平天国,尽管由于内部的各种腐朽的现象而垮台,但是在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上,仍然有它的进步地位。在19世纪,它被归为扫荡封建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三大起义之一(另外两个是印度士兵起义和苏丹的人民起义), 尽管它非常非常的不完美。89的学生和市民也不完美,但是它绝不是毫无意义的胡闹。

64以后,党的“工农先锋队”、工农代言人的理想主义(或原教旨主义)被彻底抛弃。河里大家都在讨伐精英,其实现在的GCD,自己就是垄断了国家所有资源和权力的精英治国集团。当年的“官倒”,由于“双轨制”的消失而消失了,腐败呢?这里我引用夏岗的一段话(老夏通常只讲讲办公室的小笑话,不知为何突然涉及到这个话题):

二十年的国企改革“基本上是失败的”。国企职工失去了主人翁地位,下岗、买断、失业、生活水平急剧下降,国企职工因下岗失业沦为城市贫民,成了名副其实的弱势群体。“男的拉板车,女的当破鞋”,是这种改革的真实写照。

“减人增效、下岗分流”使工人们丧失了主人翁地位。面对公仆们的偷、拿、抢,下岗的自不必说,在岗的你又敢放个屁?稍有不从,下岗伺候!工人们失去了监管的权力,再也没有人替工人阶级“看家护院”了,他们的“改革”成功了。

二十年来,无论是采取那一种改革的“措施”都是在剥夺工人们的监管和生存权利,都是少数所谓“公仆”们在侵吞工人们的血汗,在刮分仅存的国有资产。“减人增效、下岗分流”使企业领导和既得利益集团增加了瓜分国有资产的份额,降低了难度。承包、合同制又增加了他们的权利和能力。改革到了今天,他们终于可以随心所欲的将“偷”改为“拿”,近而成为明火执仗的“抢”了。

为了找到“抢” 的理论基础,使自己更加理直气壮的“拿”,更加合理合法的“抢”,现在又“国退民进”了,开始把企业的股份作为奖金分配了,他们要过过当资本家的瘾了!工人阶级的明天将会是怎么一个摸样呢?肯定比今天更“弱势”!

夏岗:老夏胡说32.国退民进

决不是老夏一人有这种想法。按各种统计数据(GDP啊,外汇储备啊),中国目前正在重复着“XX之治”、“XX盛世”的故事,而且似乎准备和老美争霸全球了。但是,中国的问题,从来都是在自己,而不是在外部,只要老夏所言的趋势再发展下去,进而引发下一次的“动乱”,那64的鲜血,就真是白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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