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二、数字事件之一 -- 四一二（1） -- 禅人

三月二十三日，就在蒋介石离开安庆的那一天，程潜指挥江右军攻占了南京城。二十四日上午，城内的部分士兵开始冲击英美日领事馆，洋人的住宅、商店及学校也遭到攻击，金陵大学副校长（美国人）和震旦大学预科校长（意大利人）以及另外一个法国人两个英国人被杀，英国领事受伤。当天下午，驶往长江水域的英美舰队即向南京炮击数十发炮弹，以示阻吓，随后撤侨至上海，城内中国军民死伤三十余人，这就是震惊列强的“南京事件”。由于入城部队第二军和第六军的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是中共派入的李富春和林祖涵，后来国方的官版史书一口咬定，这一事件的幕后黑手是中共，说是共党图谋以激烈手段激怒洋人而坐收渔利。但是这一指控只是国方事过境迁后的臆断，并不见证据，即使蒋介石几天后在上海对外国记者发表讲话，也不敢公然作此指责,只说其时北伐军攻到南京城外，“直鲁军尚未退却时，城內发生排教行为”，暗示并非北伐军所为。

南京事件发生的时候，蒋介石正在水上漂着，在事件的次日他的楚同舰到达了南京港。他本欲登陆巡视，程潜却建议他留在舰上，自己赶去向他汇报。程潜不让蒋介石上岸的理由是，他的部队内部不稳，可能会有人对蒋图谋不利。到底是谁呢？程潜没有直说。事实上，当时左派控制的武汉中央意欲除掉老蒋的心思已经很重了，武汉中央曾给程潜暗中转去指示，要他见机行事把蒋介石抓起来，据说这个秘密指令还是谭延闿亲笔写在绸子上转交给程潜的。程颂公对蒋介石的作为早就多有不满，并且在政治上倾向武汉，但还不到决心翻脸对蒋总司令下黑手的程度，他也不愿意背一个分裂党国的黑锅，于是私下把那个密令按下未予执行。不过程潜也不接受蒋介石的拉拢，大约两周后他推辞了蒋介石让他当南京卫戍司令的任命，把部队交给部下杨杰和贺耀祖，自己干脆退避到武汉去了。而杨贺二人不久却附了蒋，程潜几年里新积累起来的自己那点湘军老本，又一次败光。

对武汉中央和左派来说，程颂公不够意思，关键时刻又掉了一次链子，否则的话，四月份是不是还会有蒋派南京政府还是个疑问，而大革命的历史尾声有可能会奏出另类风格的交响组曲。都说历史的潮流浩浩荡荡，却也时不时会惊涛拍岸急流回旋，这一回在南京就旋了二十多年。

蒋介石在南京江面见完程潜接着转头南下，哪知到了上海，局面更是一塌糊涂，两天里他不停地见财团、见元老、见记者、见黄埔学生白卫兵、见武汉来沪的宋子文，还顺带在宋家公馆再会了宋家三小姐，忙得是急火攻心，嗓子都哑掉。两天后，当李宗仁由白崇禧陪同前去见蒋介石，他见到的并不是一个对即将发生的事变尽在掌控之中胸有成竹的蒋总司令，相反，才几天不见，蒋介石的精神状态让他吃了一惊：“（蒋介石）和我见面时面色沮丧，声音嘶哑，他认为上海情形已无法收拾。口口声声说：‘我不干了，我不干了’。”

李宗仁到达上海的时间比蒋介石晚两天，他住在白崇禧的指挥部。在刚到上海去与白崇禧会合的路上，李宗仁领教了上海工人街头运动骇人的力量:“我抵沪后，即乘车往龙华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适值驻军因小事与工会龃龉，工会聚众万人，往龙华要求白崇禧解释。满街全是工人，途为之塞，我只得下车步行，自人丛中蛇行挤至总指挥部。所幸我们均未佩领章，无人认识，故未遭阻碍。”

白崇禧现在兼任上海卫戍司令，由于这几天他要求工人纠察队缴枪，与总工会的关系搞得很僵，所以才有满街工人涌向龙华要说法的情形，可想而知，李宗仁从小白司令那里听来的上海局势，是不会有中共和工人纠察队好话的，沿途的见闻也加深了他的忧虑。要说对农工运动的开铡，桂系做得远比蒋介石为早，一年多前在广西发生的“东兰惨案”，就有一百四十多农民被杀，逼得东兰县农民协会的领导韦拔群向广东中央求救，当党国中央派员去广西时，李宗仁们也不积极合作，对于共产党就更谈不上亲近了，与在广东的蓬勃发展相比，共产党在广西和桂系军队的渗透影响要小得多，李宗仁也为此庆幸。所以此番在上海，不用蒋介石刻意拢络，李宗仁白崇禧已经主动选边站好队了。

对于白崇禧的缴枪要求，中共的态度很强硬。陈独秀原是主张中国革命两个阶段论的，他在四年前发表的《资产阶级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中主张：“既然革命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那就由资产阶级去领导罢。至于无产阶级领导革命，那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之后，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事。”前两次起义把主导权拱手相让，也与他的这种理论相符。但是在准备第三次武装起义过程中，他的想法有所转变，吴稚晖曾经向蒋介石告状说，三月初他与钮永建一起去拜会陈独秀等人，陈肯定地对他说，二十年里中国可实行列宁式共产主义，吴听得心惊肉跳，讪讪答道：“如此国民党生命止于十九年了…若你們共产党急造至此，未免取得国民党的生命太快了一点…”。

起义胜利后的陈独秀更加意气风发，三月二十五日，他在特委会议上进一步号召：“中国革命如果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想要革命，同时只要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上海现在资产阶级与右派勾结党军，也很右倾。我们如果情愿抛弃上海，就很容易。如果争斗，就要马上动作。因为将来的纠纷问题，为纠察队的武装解除问题，如果我们不马上动作，将来就将纯全为国共争斗，完全失掉联合战线。所以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能发出与右派“决斗”这样的言论，貌似不大象那个后来被批倒批臭的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呢。只是，仲甫书记还没来得及动作，远方同志先自急了，赶紧发来电报猛踩煞车，表示开展反右派运动是可以的，但是“鉴于力量对比上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我们不要仓卒进行公开斗争。武器不要交出，必要时须隐藏起来”。”莫斯科的指示让仲甫书记退缩了，他又转而主张以市政府与老蒋冲突，避免工人纠察队直接与他们冲突。

小共和陈独秀被共产国际牵着鼻子彷徨无措，蒋介石这里则马不停蹄全力准备动手了。在李宗仁来见蒋介石的三月二十八日，上海莫里哀路二十九号（今香山路七号）孙中山故居群雄毕至，这一天，可以说是四一二事件全力启动的一个关键节点，清党之剑，锵然出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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