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外交小史 （清）佚名 著 上 -- foundera

《外交小史》

中

○哲孟雄之幸存

《清代野记》云：印藏之间，又有小国名哲孟雄者，周遭仅中里七十余里耳。本为藏番部落，每由西藏入贡之期，亦附贡微物，聊以将意而已。英人欲通商西藏，必于达吉岭开埠，为转输停顿之地。欲开达吉岭，必道出哲孟雄。遂力争哲孟雄于总理衙门，以为本系印属小国，总署函致驻英公使，于是星使命随员各抒己见。有湖南新化人邹代钧者，为邹叔绩太守汉勋之孙，舆地名家也，援古证今，原原本本，考据哲非印属。

呈星使，亦不置可否，以示总文案方培容。方字子涵，上元人，见邹说，大声曰：“钦差如商量此等大事，不可委之书生，彼皆据《海国图志》及《瀛寰志略》等书，妄腾臆说耳。中国古书，万不足恃也。既英人欲得哲孟雄，不如与之，中国何在乎此七十里小部落哉？”星使亦不能决。方又曰：“何不与马参赞商之？”星使以为然。马参赞者，英人马格里也，自郭嵩焘奉使时，即授马二等参赞，借以通两国之情。马虽英人，然忠于所事，并不助英以欺中，英人亦重之。及问马，马曰：“容细查之。”即登楼觅邹曰：“君舆地专家也，请据中国古书为我考察哲孟雄究奚属者？”邹曰：“已进一说于公使矣。”马即询星使，星使曰：“方子涵云：‘中国古书恐靠不住。’”

马曰：“是何言？中国书论中国事，犹以为靠不住，岂外国书论中国事反靠得住耶？”取邹稿去，即据以译成英文，而复英外部焉，英外部亦无异说，乃照租借例定议而已。方在八股时代，颇有文名，不料一入仕途，顿丧其天良如此。

○记清流党

光绪初年，承穆庙中兴之后，西北以次戡定，海宇无事，想望太平。两宫励精图治，弥重视言路。会俄人渝盟，盈廷讨和战，惠陵大礼议起，一时棱具风骨者，咸有以自见。吴县潘

祖荫、宗室宝廷、南皮张之洞、丰润张佩纶、瑞安黄体芳、闽县陈宝琛、吴桥刘恩溥、镇平邓承修尤激昂喜言事，号曰清流。

而高阳李文正公当国实为之魁。疏入多报可，弹击不避权贵，白简朝入，硌带夕褫，举朝为之震竦。松筠庵谏草堂，明杨椒山先生故宅也，言官欲有所论列，辄集于此。赤棒盈门，见者惊相传，次日必有文字。南皮畏见客，惟同志四五得入门，丰润喜著竹布衫，士大夫争效之。侍郎长叙、布政使葆亭，以国忌日嫁娶，镇平素服往贺，座客疑且诧。俄而弹章上，两亲家罢官矣。尚书贺寿慈演皇??，过琉璃厂宝名堂茗话，诸公合数人之力倾之，至摭拾暧昧为罪案，率罢去。二张蒙眷注特厚，南皮以阁学抚晋，丰润以庶子摄都堂，知癸未科贡举，笾笾大用矣。当是时，法兰西窥安南，中朝怀柔藩服，锐用兵。丰润以钦差大臣视师福建闽县，会办南洋，镇平使往定边界。丰润过上海，中外人士仰望丰采。既而海疆不竞，丰润主持重，为敌所乘，闻炮声先遁，狼狈走乡村。赖海军学生炮击法帅孤拔殪之，敌始退。丰润犹疏辩，朝廷震怒，削职戍新疆。闽县、镇平相继谢病去。宝侍郎典闽试归，途纳江山船女为妾，上疏自劾罢官，言路名望锐减。孝钦知诸臣好大言实不足用，自此遂轻视言官矣。

○清流党之外交观

同、光之间，清流党之势最盛，实有左右朝野舆论之权。

一时尊王攘夷之论，靡漫于全国，凡稍谈外交识敌情者，咸斥之为汉奸大佞，痛诋之不遗余力。党势既盛，遇事则挟其鸱张虚矫之气，以鼓动多数无识之徒，为之后盾。朝廷于和战大计，往往为所劫持，实数十年来外交失败之原因，而鸦片战争、英法联军诸役之所由酿成也。兹录清流党言论逸事数则，以供外交家之参考焉。李文忠之督畿辅也，凡有造船购械之举，政府必多方阻挠，或再四请，仅十准一二，动辄以帑绌为言。其甚者，或且谓文忠受外人愚，重价购窳败之船械而不之察。故文忠致刘丹庭书，有云：“弟之地位，似唐之使相，然无使相之权，亦徒唤奈何而已。”按其实，则政府?t??之者，非他人，即翁同??也。同??本不慊于文忠，因乃兄同书抚皖时，纵苗沛霖仇杀寿州孙家泰全家，同书督师，近在咫尺，熟视无睹。及为人参劾，上命查办，文忠时为编修，实与有力焉。然亦公事公办，并非私见也。同书由是革职遣戍。同治改元始遇赦，归而卒。然同??因此恨文忠矣。使见文忠有大功于国，使非恭王知人善任，恐亦将以罪同书者罗织而罪文忠矣。所以光绪初年，北洋治海陆军，皆文忠竭力罗掘而为之。及甲午之败，文忠有所借口，而政府犹不悟也。当时朝士无不右翁而左李，无不以李为浪费，动辄以可使制梃挞秦楚之坚甲利兵为言，顽固乖谬，不达时务，众口一词，亦不可解。至因优伶杨三之死，而为联语云：“杨三已死无苏丑，李二先生是汉奸。”昌言无忌，不辨是非如此。所以梁鼎芬以劾文忠革职，同年故旧皆以为荣，演剧开筵，公饯其行。至比之杨忠愍之参严嵩，其无意识之举动，真堪发笑。可见当时朝士之昧于时局，绝无开通思想也。

甲午之年，京曹官同声喧詈马建忠，竟有专摺奏参，谓马遁至东洋，改为某某一郎，为东洋作间谍。盖以马星联之事，而归之马眉叔者。星联字梅孙，浙江举人，癸未以代考职事革捕，而遁至东洋。建忠号眉叔，江苏人，候选道，其时实在上海为招商局总办。言者竟合梅孙、眉叔为一人，可笑孰甚。至谓文忠为大汉奸，眉叔为小汉奸，观御史安维峻劾文忠一疏，无一理由。此等谏草，实足为柏台玷。而当时朝野上下，且崇拜之，交誉之。及获罪遣戍，大侠王五为之备车马，具糇粮，并在张家口为之赁居庐，备日用，皆不费安一文，盖若辈皆以忠义目安也。闭塞之世，是非不同，无怪其然。故有与文忠相善者，不曰汉奸，即曰吃教，反对者则人人竖拇指而赞扬之。若执孟子“皆曰可杀”一语，则文忠死久矣。所以然者，文忠得风气之先，其通达外情，即在同治初元上海督师之日。不意三十年来，仅文忠一人有新知识，而一班科第世家，犹以尊王室攘夷狄套语，诩诩自鸣得意，绝不思取人之长，救己之短。而通晓洋务者，又多无赖市井，挟洋人以傲世，愈使士林齿冷，如水火之不相入矣。光绪己卯，总理衙门同文馆忽下招考学生令，光稷甫先生问某太史曰：“尔赴考否？”某曰：“未定。”光曰：“尔如赴考，便非我辈，将与尔绝交。”一时风气如此。

某君之随使泰西也，往辞祁文恪，文恪叹曰：“你好好一世家子，何为亦入洋务？甚不可解。”及随星使出都，沿途州县迎送者曰：“此算甚么钦差，直是一群汉奸耳。”处处如此，人人如此，当时颇为气短也。郭嵩焘之奉使英伦也，求随员十余人，竟无有应者。岂若后来一公使奉命后，荐条多至千余哉？

郭后乘小轮返湘，湘人见而大哗，谓郭沾洋人习气，大集明伦堂，声罪致讨，并焚其轮，郭噤不敢问。邵友濂随崇厚使俄也，同年公饯于广和居，睢州蒋缓珊户部亦在座，竟向之垂泪，皆以今日此宴，无异易水之送荆轲也，其愚如此。曾惠敏返国后，朝士亦多以汉奸目之。读近世中国外交史，及薛曾郭三星使之书牍，未尝不太息痛恨于书生之误国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