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冯玉祥自传》 -- foundera

1895年出生于四川平昌县。七岁始入私塾，曾在家乡的金山寨高等小学、巴中县立中学、万县川东高等师范、成都高等师范学堂（今四川大学）等校读书。毕业后在保定府（今阆中县）道尹陈秉坤处当秘书。

　　1920年6月，胸怀求知报国之志，赴法国勤工俭学，后转入比利时沙洛瓦劳动大学学习。阅读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和《国家与革命》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细心研究西欧工人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1921年初参加由赵世炎、李立三组织的劳动学会，与周恩来、赵世炎、蔡和森、李富春等领导了以争生存、求学权为主要内容的“二八”运动和6月的“抗拒中法大借款”，9月的“占领里昂中法大学”等重大政治斗争。并在机关刊物《少年》（后改为《赤光》）上发表文章，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揭露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本质。同年，加入了周恩来、赵世炎发起组织的中国少年共产党。

　　1922年6月，作为旅比支部的代表出席在巴黎郊外布伦森林召开的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8月少共党员全部正式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旅比党的支部书记。1923年2月少共在巴黎召开临时代表大会，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被选为候补委员。不久，任中共旅欧总支部第三届书记，积极从事党的组织和建设工作。

　　1923年6月，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年11月，被派赴莫斯科东方劳动大学学习，任中共留苏学生旅莫支部书记，为中国留苏学生学习和工作的顺利进行，做了大量的工作。1926年初，参与创办《前进报》。同年5月，奉命参加接待冯玉祥，积极地对冯玉祥及其随从人员做统战工作。8月随冯玉祥回国，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即原西北军）总政治部主任。对冯部进行了整顿和改造，建立起各级政治工作机构，举办各种干部训练班，开办军政干校，培养革命骨干，秘密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从而奠定了党对西北军的领导和政治工作的基础。同时，重视地方群众工作的开展，秘密组建党的陕甘区委，主持马列主义训练班，在陕、甘、宁广大地区播下了革命火种。

　　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离开冯部到上海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8年再次到苏联，先后就学于莫斯科军政大学和伏龙芝军事学院。6月，在莫斯科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1930年秋回国，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工作，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

　　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并担任苏区工农红军学校政治部主任。坚持党的原则，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作针锋相对的斗争，受到王明的排斥和打击。12月，参与策划宁都起义。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后，任军团政治部主任，先后配合政治委员肖劲光、宋瑞等，在部队中认真贯彻红军政治工作条例，开展深入细致的政治思想工作，提高了部队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为红五军团的部队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协助季振同、董振堂等，领导了红五军团参加中央苏区的反“围剿”作战，屡建战功。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留赣南坚持游击战争，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1935年2月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和赣南省直机关、部队在仁风地区陷入敌人重围，3月4日率省直机关突围时，在信丰、会昌交界处的牛岭、马岭遭国民党军队围堵。激战中左腿负伤，仍从容指挥战斗，终因弹尽伤重，不幸被俘。先关押在大余监狱，后移囚绥靖公署候审室。在狱中，抱着“生为中国生，死为中国死。死以殉主义，并为中国民族解放流血”的坚定信念，义正词严地拒绝了敌人的劝降，在狱中写下了《带镣行》、《移狱》、《狱中月夜》等不朽的诗篇。

　　1935年3月21日在江西大余英勇就义。临刑前，给妻子王叔振写下了遗嘱：“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用尽一切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的事业。”解放后，党和政府在其家乡为他建立了纪念碑。

刘伯坚烈士遗孤刘豹口述

　　人们了解刘伯坚烈士，更多的是从他那首气吞山河的诗作《带镣行》当中。1964年，在排演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时，在周恩来总理的建议下，刘伯坚烈士的《带镣行》与夏明翰烈士的《只要主义真》被合成雄浑悲壮的《就义歌》而广泛传唱。金秋十月，笔者走进上海长宁区一座普通的住宅楼，在一间堆满书籍的简朴居室里，采访了刘伯坚烈士的二儿子刘豹，听他讲述了歌声背后不平凡的家事。

　　-虎豹熊来到人世便天各一方

　　1926年春天，冯玉祥率领西北军在军阀混战中失利。在中共北方区委领导人李大钊的建议下，他到苏联“考察”求援。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指示担任旅莫支部书记的我的父亲刘伯坚认真做好接待，争取这位爱国将领。在父亲的帮助和影响下，冯玉祥对苏联红军的政治工作经验很感兴趣，邀请我父亲同他一起回国，出任西北军总政治部部长。就在这时，父亲结识了西安女子师范学校的女学生、后来成为我母亲的王叔振，彼此产生了爱慕之情。

　　1927年3月，西北军副总司令邓宝珊和夫人张玉燕为我父母证婚，操办了隆重的婚礼。冯玉祥将军和在西安的国共两党著名人士前来祝贺。婚后，母亲在西北军政治部担任秘书工作，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8年春，为了加强军事指挥工作，父亲再次被党中央派往苏联学习。母亲带着出生不久的大儿子虎生继续留在上海，在纺织厂从事女工工作。

　　两年后，父亲从苏联回到上海，被党中央派往江西革命根据地，在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工作。母亲在毛泽东领导的中华苏维埃革命政府担任秘书。他们前往中央苏区前，将大儿子虎生托付给我们的大舅妈梁凤笙，带回西安抚养。上海一别，虎生再也没有见过父母亲。在艰苦战斗的岁月里，母亲带着我，又怀着弟弟熊生。弟弟刚刚出生一个月，就被母亲送给闽西连城县芷溪村黄荫胡家抚养。哪个母亲不爱自己的亲生骨肉？我们虎豹熊三兄弟自来到人世，便天各一方。为了日后能够找到自己的小儿子，母亲与收养人订下了“抱约”：

　　刘门王氏生下小儿名叫熊生，今送给黄家抚养成长，长大在黄家承先启后。但木有本，水有源，父母深恩不可忘记，仍要继续我等志愿，为革命效力，争取更大光荣。特留数语，以作纪念。

　　母王叔振字

　　公历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六日

　　写于闽西芷溪

　　-父亲铁骨铮铮带镣行

　　1934年春，父亲受到王明路线的打击，被排挤出红五军团，担任赣南军区政治部主任。10月，中央红军长征突围前，父亲被留在中央苏区坚持游击战争。

　　1935年初，中央分局、中央办事处和赣南军区被敌人包围在于都南部一狭小地带。3月初，父亲随同赣南省委书记阮啸仙等率2000余人，从于都南部向赣粤边界的油山方向突围。在突围战斗中，阮啸仙中弹牺牲，父亲左腿负伤，鲜血直流。他一边指挥部队，一边将负伤的身体靠在大树后面，孤身向敌人射击，掩护部队突围……

　　父亲被俘后，被押往大余县粤军第一军军部，囚禁在大余监狱。3月11日，敌人又将他押往驻大余的国民党第六绥靖区绥靖公署提审。敌人故意押着身负重伤而又拖着沉重脚镣的父亲从热闹的青菜街走过，借此炫耀战功，威吓群众，瓦解父亲的斗志。在移狱的路上，父亲昂首挺胸，大义凛然，不断向街道两旁的群众微笑点头，表现出共产党员宁死不屈的英雄气节。当天晚上，父亲怀着对敌人的满腔怒火，在狱中写下了气吞山河的千古绝唱《带镣行》：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慈父狱中托孤

　　自被捕的第一天，父亲就决心一死以殉主义。父亲被监禁期间，敌人多次对他进行诱降，只要他写下悔过书并指认同时被捕的同志，就可以获得自由。任凭严刑拷打，父亲坚贞不屈，但有两件事，让他放心不下。他先后写了三封家书给我的舅妈梁凤笙。

　　父亲最不放心的是散落在各处的三个爱子。此时，虎生在西安，熊生在闽西，只有我生活在父母身边。在艰苦动荡的战斗生活中，父亲经常把我放在箩筐里，由红军战士挑着，随部队转战各地。1932年5月，他在给凤笙舅妈的信中是这样形容我的：“豹儿倏已三岁余，近来日食鸡子(鸡蛋――作者注)六枚，牛奶三次，双颊润红，虽不及虎儿丰腴，轮廓清癯，颇肖诸舅。此儿大目明活，眸子星亮，健步学语，终日嬉戏歌唱，琅琅上口，入睡始息。”

　　1935年初，南方根据地的形势越来越险恶，父亲不得不把5岁的我托付给郭贱姑婆婆抚养。这天晚上，父亲亲手把我放在一只箩筐里，又将我的衣物装进另一只箩筐。父亲和几名红军战士把我和郭婆婆送了一程又一程。我依稀记得，年幼的我哭闹着不愿离开父亲。父亲哄着我说：“等爸爸打败了敌人，一定会来接你的。”

　　父亲被捕时，母亲正在闽西坚持斗争，已有两个多月没有与父亲通信了。父亲三次写信给大舅妈梁凤笙和我的五舅、六舅，一遍一遍地写下了我和熊生托养人的姓名、地址和详细特征。父亲牺牲的当天，还在信中写道：“弟为中国革命牺牲毫无遗恨，不久的将来中国民族必能得到解放，弟的热血不是空流了的……虎豹熊三幼儿将来的教养完赖诸兄嫂……熊豹两儿均请设法收回教养。诸幼儿在十八岁前可受学校教育，十八岁后，即入工厂做工为工人。他们结婚更不要早，迟至三十岁左右再结婚亦不为迟，以免早婚多儿女累，不能成就事业……最重要的，诸儿要继续我的志向，为中国民族的解放努力流血，继续我未完成的光荣事业。”

　　-先后失去双亲

　　3月21日，敌人按照蒋介石的密令，即日处决刘伯坚。父亲被押到城隍庙大殿，敌人对他进行最后一次劝降。敌人问我父亲，还有什么后事要交代的？父亲轻蔑地看着敌人，他说，他要葬在高高的梅关，要看着革命的星星之火再次燎原，燃烧遍整个中国！父亲走上刑场之前，又给我的母亲王叔振写了一封绝笔信：

　　叔振同志：

　　我的绝命书及遗嘱，你必能见着。我直寄陕西凤笙大嫂及五、六诸兄嫂。

　　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并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革命的事业。

　　我葬在大庾梅关附近。

　　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不能再写了。

　　致以最后的革命的敬礼！

　　刘伯坚

　　三月二十日于大庾

　　经过十数日黑暗的牢狱生活，父亲把当天的日子误记为3月20日。

　　父亲万万没有想到，自己的妻子竟未能见到这封绝笔信。就在他牺牲的前后几天，一个风雨之夜，福建省苏维埃政府保卫局的几个王明路线的追随者，把我母亲带到长汀县四都乡西面的姜畲坑秘密地杀害了。母亲牺牲时，只有29岁。

　　父亲的绝笔信几经辗转，终于转到大舅妈梁凤笙的手中。凤笙舅妈强忍悲痛，把烈士的遗书精心地珍藏起来。

　　-虎豹熊相继回到党的怀抱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后，周恩来副主席赴西安参加谈判的过程中，得知刘伯坚烈士有一个儿子寄养在西安，便立即派人寻找。当他从凤笙舅妈手中接过我父亲的遗书时，表情非常凝重。1937年6月，虎生携带着周副主席的一封亲笔信，踏上了去延安的征程。

　　在延安，虎生受到许多伯伯、阿姨的关照。特别是蔡畅妈妈，刘伯坚是她的入党介绍人。她对虎生更是百般体贴。由于生活艰苦，一度虎生得了重病，全身多处出血。蔡妈妈得知虎生生命垂危，急得直哭。她说：“刘伯坚有三个孩子，我们只找到了一个，一定要千方百计治好虎子的病。”她请来延安最著名的苏联专家阿洛夫参加会诊。虎生被确诊为急性坏血病，唯一的抢救办法是输血。当时在场的护士多是虎生在延安中学的同学，他们争先恐后地献出了1400毫升鲜血，才挽救了虎生的生命。

　　1948年，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党中央决定选派一批烈士子弟去苏联留学，虎生也在其中。出发的那一天，蔡妈妈亲自为他送行，深情地嘱咐说：“全国就要解放了，新中国急需大量的人才。你要继承父亲的遗志，把学习任务完成好，将来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在留苏的几年中，尽管虎生的学习基础比较差，学习外语遇到很多困难，每当他想起蔡妈妈的话，浑身就焕发出一股巨大的力量。

　　1949年夏天，周恩来副主席根据我父亲的遗书，派人从江西瑞金把我接到北京。14年来，郭婆婆为了保护我，为我隐姓埋名，只说我是从广东那边买来的，名字叫邹发生。我在极度贫寒中度过了童年和少年时期代，放牛、种地、打柴，什么活儿都干，却没有上过一天学。开国大典那天，望着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的五星红旗，我哭了。为了这一天，我的父母亲牺牲了年轻的生命，这面五星红旗上就浸染着他们的鲜血。我到华北小学上一年级时，已经20岁了。当我走进教室时，全班同学哄堂大笑，我真成了羊群中的骆驼。我一直遵从父亲遗书中的教训努力学习，三年就读完了小学的全部课程。

　　1952年夏天，虎生从莫斯科回国休假，我们兄弟二人第一次见面。太多的辛酸，太多的感慨，想到英勇牺牲的父母，想到不知下落熊弟，我们禁不住落了泪。1953年，留在闽西的弟弟熊生终于被找到了。我还在上小学，他已经高中毕业了。他给我写了一封长信，还寄来一张他的照片。

　　1955年，虎生从莫斯科包曼高等工业学院毕业回国，不久，便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后来是教授级高级工程师。1959年，我从北京101中学高中毕业，考入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上海航空工业部第六一五研究所，长期从事技术研究工作，成为航空技术领域的一名高级工程师。战争年代，为了保护熊生，黄家的男主人黄荫胡牺牲了生命，为了让熊生能够上学读书，黄家卖掉了自己的亲生骨肉。知道这一切后，熊生再也没有离开哺育过他的那片红土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