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还毛主席清白—师东兵与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谈话实 -- foxjone

朱仲丽庄重地说：“最令我感动的是，王稼祥同志对待毛泽东和党中央的一些失误所采取的正确态度。”我对此，尤其关心，便说：“请你详细地介绍一下吧。”

“1958 年，我国自上而下地刮起一股 [共产风] 、[浮夸风] 。王稼祥经过考察和研究，敏锐地觉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党的八届六中全会在武昌召开后，他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应该提醒党，帮助毛泽东认识这种 [左] 的倾向。他同一位中央政治局常委谈话，请他转告毛泽东：[目前的形势并不象报纸上所讲的那么好，我不赞成在农村搞共产风，不赞成把全党大办钢铁的指标定得那么高，也不相信报纸上讲的粮食产量有那么多。我希望全党应当注重调查研究，千万不要犯 [左] 的错误。他和这位常委谈话以后……”

我问：“这位常委是谁？”

朱仲丽笑了笑，说：“还是不要提名吧？”

我说：“这是为了研究历史嘛，有什么不方便的呢？”

朱仲丽说：“那么，你在短时期请不要公开。”我答应她后，她才说：“是邓小平同志。王稼祥同志的意见经他汇报包毛泽东那里后，毛泽东说：[ 两百多中央委员，都赞成中央的意见，就是王稼祥同志一个人反对呀！索性我们就为他开一个会，叫他到会再说说他的意见。] 邓小平再次向王稼祥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王稼祥说：[ 我不需要在会上谈。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有不同的意见应该无条件无保留地向党提出来，不应该隐瞒自己的观点。如果认为我的意见对，就采纳；如果是我错了，我坚决该正就是了。不需要专门为我开会。] 我听了王稼祥的意见后，也对邓小平说：[ 千万不要为稼祥开会，那样会把问题搞复杂的呀！] 事实证明我们对了……”

我静静地听朱仲丽讲。这样的情节，我还没有接触到。我很关注类似这样事件的具体细节，认为这是纪实文学所不可缺少的东西，但前提是必须真实。

朱仲丽继续回忆当时的情景：“武昌会议没有接受稼祥的意见，他急得病了，高烧很厉害，但是一句牢骚也没有。那一段，他总是在走廊里散步，闷闷不乐地叹气。那时，我在天桥友谊医院当中方院长，每天除了给他看病外就是尽力地安慰他。到了1959年4月，党中央在郑州召开了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正式提出纠正 [共产风] 等错误，并讨论了人民公社的所有制等问题。在将会议的决定形成文件时，毛泽东指示在文件下达之前征求王稼祥同志的意见。稼祥看后，愁容一扫，高兴地对我说：[这下好了，中央文件的下达，证明了我的意见没有错，我放心了。] 他没有丝毫表现自己、炫耀自己的意思，从此再没有提这件事情。你大概知道彭德怀1959年7月的 [万言书] 那回事吧？其实稼祥的正确意见要比彭德怀早七个多月，比中央文件也早四个多月。他提意见完全是诚心诚意地帮助党。”

因为师东兵和朱仲丽在反浮夸风的问题论述不清，为避免读者对毛主席产生误解，下面中括号里的文字是本人添加用以澄清事实的，试想，毛主席在1958年3月初就反对浮夸风的，且后面有陆续的指示，怎么会到了1958年11月末开始的武昌会议上反而冒进呢？

【中国共产党八届六中全会简介

发表日期：2005年11月1日 出处：人民网

1958 年11月28日～12月10日在湖北武昌举行。邓小平作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说明》，李富春作了《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说明》。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关于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议》、《关于1959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和《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会议期间（12月１日），毛泽东写了《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的著名短文；12月６日，毛泽东还同有关同志谈了宣传工作问题。他提出，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要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要实事求是，反对虚夸作风。

“1958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找我谈话，毛主席说：‘河南提出苦战一年，实现四、五、八水利化，除四害和消灭文盲。辽宁要实现三自给（即粮、菜、肉自给）。我怀疑是错误的。河南提出今年办四件大事，有些可能做到，有些可能做不到。就算都做到，也不要登报。人民日报硬是要卡住。否则这个省登，那个省登，大家抢先，搞得天下大乱。一年完成不登报，两年完成恐怕也不要登报。各省提口号恐怕时间长一点比较好。我就有点机会主义，要留有余地。’（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　1995年版63页）

“1958 年3月，在成都会议期间，毛主席找我谈话，毛主席说：‘现在报纸报导要调整一下，不要尽唱高调，要压缩空气，这不是泼冷水，而是不要鼓吹不切实际的高指标，要大家按实际条件办事。提口号，定指标要留有余地’”（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段》新华出版社　1995年版64 页）

1958年8月13日，毛泽东去天津新意村参观稻田，有关领导汇报说，亩产可达10万斤，毛泽东听后摇头撇嘴，表示不相信。毛泽东说：不可能的事。他指着一位领导说，你没有种过地，这不是放卫星，是“放大炮”。《人民日报》曾登过一幅照片，五位小女娃嘻戏地站在稻秧上，毛泽东摇头风趣的说：娃娃，下来吧，站得越高，跌得越重哩。又说：吹牛，靠不住的，我是种过地的，亩产10万斤，堆也堆不起来么！（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页，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版）。毛泽东到湖北省，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讲，有一块实验田，水稻亩产上万斤。毛泽东摇头说：我不相信。外国朋友问毛泽东，亩产万斤粮的奇迹是怎样创造出来的，他一笑置之，说：不要相信这些骗人的数字。（许全兴：《毛泽东晚年的理论与实践》，第138— 139页）

1958年8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号召全党为争取今年实现钢铁翻一番为生产1070万吨而奋斗。会间毛泽东向与会人员询问，现在钢铁生产仅400万吨，到年底还有4个月，4个月能生产700万吨钢吗？大家都说能行。毛泽东非常感慨，他引用了唐朝诗人李商隐的诗句：“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中国共产党60年大事简介》，国防大学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462—463页）。毛泽东还说：“1070万吨钢的指标，可能闹得天下大乱，……怎么得了（吴冷西：《忆毛主席》第95—103页）。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讨论人民公社问题，农林口上报的各地汇总的粮产指标超过1万亿斤。毛泽东说：搞不了这么多。经与农林口商议压缩到了5000—6000亿斤（相当平均亩产300—350斤）。农林口负责人说，不能再压了，再压就打击群众积极性了。

　　

1958 年11月初，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指出：今年的粮食产量9000亿斤，有假，最多7400亿斤，把7400亿斤当底数，其余1600亿斤当作谎报。人民是骗不了的，敌人看了好笑。不要把别人的猪说成自己的，不要把300斤麦子报成400斤。亩产万斤这股风是《人民日报》刮起来的。他提醒人民日报说：要冷静，这次会议之后，亩产广告要逐渐减少，今年底或明年初要绝迹。否则，《人民日报》就会变成中央日报。】

我们谈到彭德怀时，朱仲丽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的表现，其实影响是很坏的，王稼祥同志并不赞成他的那些做法。他在历史上的确几次反对毛主席，毛主席都没有和他计较，都容忍了他。彭德怀确有取代毛主席的意思，他对毛泽东恨得要命。他曾经和王稼祥在1956年讲过：[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中国的明天，老毛搞个人迷信比斯大林还要厉害。有些人上升，除了会喊毛主席万岁外，再没有别的本事。只要我们大家齐心协力，就可以扭转中国的这种不正常状态。] 我听到彭德怀这些话，一再地警告稼祥，绝对不能和彭德怀来往。庐山会议前，彭德怀曾经给稼祥打电话，都让我给回绝了。我曾经对他不客气地说：[稼祥已经被人利用得够多了，你们不要再把他往火坑里推了，你们谁有本事谁去当英雄，稼祥就是愿意平平安安地当个老百姓。] 稼祥有时也批评我对彭德怀的态度不好，我对他说：[这可是关系到我们共同的命运的大事，你得听我的。在党内有什么意见可以正常地提，不要故意和别人闹别扭。] 我已经看出，多年来毛主席对彭德怀的态度是作了最大忍耐的。彭德怀对毛主席毫不尊重，指着鼻子骂毛主席，连王稼祥回来都对我说：[老彭太过份了，怎么能那样对待毛主席呢？他好像仗着什么人的势力这样做，我没有理睬他。他那不是在搞政治，而是要整毛主席。] 稼祥才是真正地维护毛主席的威望的。庐山会议本来就是要作自我批评的，结果彭德怀那么一闹，会议转向了。王稼祥那时也可以和彭德怀讲几句话，但是他和彭德怀没有答一个腔。彭德怀勇气有余，方法不足，弄得毛主席三天三夜睡不着觉，终于发动了反彭德坏的斗争。我觉得，稼祥同志是守纪律的，也讲究工作方法。这件事情，对我启发很大。他不赞成在国际上倾家荡产，主张量力而行。把我国的大批外汇无偿地给某一个国家，让他们完全靠我们的支援而过活，这不好。这就是后来批他的那个 [三和一少] 。但是他提意见，完全是抱着对党负责的态度，是与人为善的。这点，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心里都很清楚。毛泽东多次说：[稼祥这个人哪，不喜好玩，不爱出风头，工作做了不少，很能思考问题。] 说明他老人家是心明如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