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亚洲的戏剧 ――对一些国家的贫困的研究 -- foundera

第08章 对外贸易与资本流动

在西欧，出口的增长曾经为进口不断促进发展的资本品铺平了道路。在南亚，种植园和采矿业的投资帮助扩大了这些最初的活动。这就是今天锡兰和马来亚的收入水平超过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原因。在西欧，北美和澳大利亚，工业发展最初是通过有活力的、数量扩大着的国际贸易而发生的。在南亚，该地区原材料需求的增加由大多数来自西欧国家的外国人开办和经营的企业来满足，他们把利润送回国内，从国外带来制成品，很少与本地人同化。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南亚的出口机会还在有利地扩大，但都未能引起该地区经济的全面迅速增长。正如我们已注意到的, 自独立以来，他们已努力使本国能从这些外国支配的企业中获得更多的利益。因而，自独立以来，这些企业对地区经济的有利作用应该比过去更大了。但是，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扩大着的出口市场中不再有任何重大的刺激作用。实际上，预计对南亚大多数传统出口的需求几乎完全不会提高。不仅大自然在资源方面对南亚很吝啬，而且，现在世界对该地区确实拥有的资源的需求也停滞了。

而且，当不发展概念中固有的所有内部障碍使出口难以扩大和多样化时，工业国家的限制进口政策又加剧了这一问题。西方发达国家都极端频繁地对据说是外国“廉价”劳动的产品实行关税、限额和其他限制。共产主义国家也没有采取能保证南亚大量制造品出口的贸易政策。

如果南亚各国在不久的将来出现发展，那末这种发展不会是对外国需求该地区拥有的传统比较优势的产品的反应。这个事实不仅意味着，经济增长是一个比发达国家面对这一问题时更困难的任务，而且也意味着，增长过程本身将有多得多的自给自足和少得多的对外部力量的“自动”反应。发展必须主要立足于内部并审慎地促进及培养，因为相对自由和扩张着的国际贸易具有的自动诱导增长的刺激因素已不复存在。

南亚进出的外贸和资本流动的事实材料较优于其他经济材料，这样，从中得出的结论比较少受限制。人均收入最高的国家，锡兰和马来亚，占有最高的对外贸易比率；而最穷的国家，印度和巴基斯坦，占有最低的比率。印度和巴基斯坦出口和进口占国民收入的比例低于10％，而锡兰和马来亚超过了30％。由于有种植园和采矿，马来亚出口大于其人口几乎是它12倍的巴基斯坦。

像一般对外贸易比率所指出的那样，外贸部门的重要方面是出口和进口的构成。南亚更特别的是进出口之间缺乏多样化。在五个南亚国家，一种商品占总出口的50％以上；这些国家是缅甸（大米）、巴基斯坦（黄麻）、南越和马来亚（橡胶），以及锡兰（茶）。仅三个国家有一种以上的重要出口。菲律宾出口糖和椰子，印度尼西亚出口橡胶和石油，泰国出口大米和橡胶。只有印度有重要的制成品出口。而且，除了大米以外，这些商品只有很小的国内需求，实际上，它们都是为出口而生产的。这使南亚国家唯一地依赖他们几乎不能影响的外部市场，至少在需求方面是这样。在没有任何国内市场的情况下，他们的经济对外部需求的变化更敏感，因为外国购买下降形成的冲击几乎没有减缓的余地。即使对那些出口很少的国家来说，出口收入的不稳定也造成了国际收支的经常危机，这不仅转移了其他方面发展的注意力，而且阻碍了关键发展品的进口。

有几种类型的进口对发展显然至关重要。其中，我们包括如果进一步削减就会不利地影响营养水平的那部分食品进口。印度、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在不久前就曾处于这样一种状况：几乎没有降低食品进口以增加资本品进口的余地。这样，这三个国家就特别容易受到进口价格提高或者出口收入下降的影响。该地区的其他国家现在没有把他们的进口同样集中在必需品上。只要降低进口能够限于非必需品，其进口下降对发展的影响可能就不太严重。

我们绝不能认为这意味着非必需品进口占很大比例是称心合意的。这可以认为是发达国家普遍丰裕的象征，但在不发达国家则并非如此。如果一个国家很穷，且以这种方式安排发展计划：必需品的进口构成了总进口的极大部分，如印度和巴基斯坦那样，那么，任何大幅度削减进口都将严重地破坏有计划的发展。因此，尽管印度和巴基斯坦在该地区的进出口占国民收入的比率最低，但是，其进口构成对外贸部门产生了其规模不相称的战略意义。像马来亚和锡兰这些国家，由于出口的外汇收入多，不仅买得起外国大量制造的消费品，而且也买得起大量食品。

最近，南亚每个国家的进口单都受到其发展工作的相对强度的影响。较穷的国家被迫大大削减非必需品的进口，尤其是消费品的进口。国防物资开支的增加进一步压缩了这些产品的进口，这些国防物资需要用宝贵的硬通货来购买。印度和巴基斯坦在这一方向走得最远，看来几乎没有余地使他们的进口状况发生重要变化。这些因素作用的结果是，特别是印度和巴基斯坦被迫采取进口替代政策，勉强使用本国的制成品和原材料，或者干脆不用，他们的政策余地一般已受到严重限制。

南亚对外贸易的另一个显著方面是，它面向远距离的国家。巴基斯坦、印度及锡兰出口的大约50％到60％被送往西欧和北美，南越出口的2／3以上和菲律宾出口的70％以上是送到上述这些相同的地区。只有大米出口国缅甸和泰国，以及较小程度上，印度尼西亚的重要出口部分是出口到其他南亚国家的。进口状况同样十分显著，马来亚、新加坡、锡兰和泰国30％到45 既然殖民主义在南亚已经结束，那些负责该地区经济命运的人就把现在的经济结构不是看成是静止的东西，而是看成新的出发点的基础。然而，无论他们怎样努力地追求发所目标，其努力可能受到他们鞭长莫及的因素的阻碍。该地区所有国家都过分依赖外部条件，过去几十年来的外贸趋势以及这种趋势固有的前景对每个国家的增长前景具有十分严重的不利影响。自从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来，世界整个加工品贸易比世界初级品贸易增长更快。由于南亚对这些初级品依赖很大，世界贸易的总趋势就不利于这一地区。而且，自20世纪20年代后期以来，整个世界的国际贸易中，这些初级产品的增长已超过了南亚国家的初级产品贸易的增长，这是重要的不祥之兆。如果我们除掉石油，20世纪50年代末，南亚的出口量看来仍然与1927―1929年相同。如果也除掉橡胶，出口量下降了大约25％。对南亚四种主要出口项目――大米，糖、棉和黄麻――的需求已经落后于西方的经济增长。该地区还受到了合成纤维和合成橡胶增长的损害。还要加上一点的是，尤其是美国和加拿大的技术效率提高、贸易壁垒增加和剩余产品增加所产生的压力。许多使用南亚原材料的行业的经济增长并没有转换为对这些原材料的需求的等量增长。

这种出口全面停滞的部分原因在供给方面。战时的破坏――这在缅甸和印度尼西亚特别严重――与战后的政治动乱结合起来，阻碍了出口的完全恢复，降低了战后部分时期的总出口。而且，人口增长往往减少了某些方面的可出口剩余。例如，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国内消费已占去了不少黄麻和棉花供应的增长。与停滞的出口趋势相比，进口需要以及实际进口已急剧增加，在至关重要的食品方面，生产增长缓慢，人口增长迅速，结果，出口国只有较少的食品可供出口，而进口国必须增加购买。南亚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还是食品净出口者，现在已因亏空不断扩大而成为净进口者。

概括地说，南亚整个地区在过去30、40年面对出口潜力没有表现出相应的活力的形势，经历了进口需要的不断增加。确实，世界市场趋势造成实际出口收入的剧烈波动，实际出口收入本身从长期来看正下降到增长着的进口需要以下，这就容易把几乎所有南亚国家卷入一系列严重的和恶化着的国际收支危机之中。

南亚对西欧国家出口市场的依赖，即传统的殖民贸易格局，实际上1961―1962年比1948年更大。对共产主义国家的出口现在稍高于战前，虽然真实意义上并不如此。总的来说，同东欧共产主义国家的一切贸易一直在高速度增长，而同中国的贸易一直在下降。同对，地区内部的贸易也有所下降。人们已日益认识到，这种趋势连同整个不利的出口气候一起，将阻碍经济增长。这一事实应该对促进地区内贸易的尝试赋予以更大的重要性。但即使本着最良好的愿望和努力，这仍然是一个困难的任务。

普遍缺乏经济增长本身就阻止了这种努力。每个国家都努力减少进口，只进口用于发展工作所需的物品，如资本设备和重型机械等。结果自然是对这种设备也供应不足的其他南亚国家的歧视。由于一个不发达的经济最容易在只需要很少的稀缺资本的那些行业做到自立，结果是促进了同其他南亚不发达国家竞争的行业的发展。而且，殖民贸易政策把南亚国家同宗主国市场联系起来而不是相互联系，因此，运输和通讯网就没有建立起来以促进区际贸易。独立后没有迅速的经济扩张，因此，该地区的国家不具备这样做的适应性。运输和通讯网的缺乏在阻碍区际贸易增长方面具有最大的重要性．

同样，政治冲突和传统的反感也分隔了这个地区。在某些情况下，独立后，冲突和反感还加剧了。印度和巴基斯坦在克什米尔问题上发生战争，这种战争已与宗教对立混在一起，在该地区其他地方也有反应。缅甸人一般不喜欢的印度人现在已被大量地驱逐出缅甸。当通过的法律不利地影响到种植园中的印度泰米尔人，并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北方的锡兰泰米尔人时，印度和锡兰之间的关系曾经紧张起来。泰国和柬埔寨之间的不友好导致了关于佛教寺庙归谁支配的争吵。由于种族和宗教区别引起的狭隘妒忌充满了整个南亚。该地区较小的国家也总是对较大的国家疑心重重。所有这些紧张关系都具有深刻的历史根源，而且它们并没有趋于缩小。相反，在经济停滞、民族主义情调增加，以及南亚在冷战中同主要强国联盟的结构内，分歧看来在增加。

在贸易方面――定义为单位出口值除以单位进口值――南亚的前景是混合的。但是，没有清楚的证据表明，南亚各国在近几十年里显示出改善的长期趋势。尽管个别国家进展不同，但是，各种指标都说明将来趋向恶化的相同运动趋势，特别是，如果该地区继续严重依赖初级商品进口的话。在这一点上，南亚各国被置于一个更不利的境地。因为发达国家比较能适应相对价格的变化，在价格较低时，他们能够从穷国购买更多，在市场较不利于买者时，他们减少购买。但是，发达国家的技术进步可以缓和这种效应，发达国家应该帮助降低南亚各国所需要的进口商品的成本。此外，共产主义国家向南亚增加出口已经产生了有助于降低进口成本的竞争压力。

由于出口收入不能与进口需要保持同步，南亚国家就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外汇短缺。因此，他们的发展工作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以优惠条件吸引足够数量的外资的能力。在西方世界，大规模的在外国的投资已逐渐恢复，它们几乎都是直接类型的。但是，作为主要债权国的美国，继续把它的投资集中在南亚以外的国家。但菲律宾、马来亚、泰国、最近还有巴基斯坦已获得了一些投资。到印度和锡兰的投资相对很少，它们曾经一度吸引过外国企业和投资。

由于现有的私人资本很少，帮助南亚国家满足超过他们停滞的出口收入所能维持的进口的迫切需要的主要负担就落到外国政府身上，在后斯大林时代之前，全部落到西方政府特别是美国政府身上。在战后初期，支离破碎的南亚由于独立斗争而受到严重破坏，援助国的注意力集中在欧洲。在20世纪50年代初，共产主义政府在中国成立以后，美国开始对这一地区表现出更多的关心，这种关心变成日益增加的转让与贷款数量。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随着冷战变热，美国援助激增。南亚也以逐渐扩大的规模从一些西欧国家的转让与贷款中获得利益。共产主义国家也首次开始以采取增加数量的办法提供信贷。尽管与受援国的需要或者较富国家的能力相比数量很小，但是，当前流入南亚的外国援助与信贷远远超过了该地区过去所得到的总和。

援助增加的主要原因是，南亚对大国已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同时，内部不稳定和其他因素已造成了不利于外国私人投资的气候。但这种资本运动型式，使这类援助对南亚经济发展产生较小的潜在刺激力。一方面，金融援助的具体配置并没有唯一地与经济考虑相联。例如，从1954年到1958年，老挝和南越从美国得到的转让和贷款总数几乎等于印度和巴基斯坦得到的总数，但是，总的来说，南越和老挝的发展工作几乎无法承受如此重大的援助；印度的人口比这两个国家多许多倍，而它正在对更大得的发展作出努力。

提供给南亚的许多经济援助也附有一些条件。除了影响受援国的政治含义外，转让和贷款本身常常是为特定目的而进行的。有时，提供转让和贷款是为援助国提供橱窗。在另一些情况下，受援国被要求在捐赠国花销他们得到的援助，或者用该国船只装运他们所购买的东西。这类限制阻碍了这些接受国最有效地使用外国资本。这种援助经常同一国政治态度直接成比例地波动。例如，一位首相对美国的批评性演说能够引起对该国援助前景的重新审查。相反，采取强烈的反美政策可能得到苏联扩大信贷的奖赏。从经济角度看，现在的双边援助体系显然有强烈的趋向，这只能被解释为资源错误配置的趋势。说出有多少给予南亚的“经济”援助被放错了地方是不可能的，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其中许多被浪费了，或甚至限制了基本改革。

所有这一切都表明，更大的依赖应该放在国际机构的贷款上，那里，政治因素较不明显。在找到更适当的机制输送大规模的和长期的外援给那些最需要、最应得到的国家之前，这种援助将仍然是不够的和短期的，又特别是将置于当时政治形势支配的剧烈转变之下。

我们在这一章概括的经济现实对大多数南亚国家都是不利的。将来改善的前景看来也令人沮丧。但是，南亚国家必须采取一切措施，披荆斩棘地前进。

我们能够增加新的初级产品，增加可销售服务，诸如旅游业或制造新的制成品而使出口多样化。但是，南亚的资源基础看来不适合于为初级产品供应许多新的材料，除非有新的发现。在今后的20年里，服务业无疑将会扩大，但它们不可能扩大到大幅度地提高进口能力。这就使得制造品成为最好的多样化前景。但是，除了一些产品以外，诸如印度的吊扇和缝纫机、巴基斯坦的板球，当然还有纺织品，南亚国家都尚未能大规模地打入工业国家的制成品市场。

这种境况既有自然原因，也有人为原因。首先，原材料基础相对差。在劳动无效率、工资低、资本不丰裕时，这代表了重要的限制条件。而更根本的问题是难以进入已确立的市场，这对设备最好的国家来说足以成为一个挑战。在南亚，廉价劳动力可能很容易得到，但不幸的是，劳动和管理的无效率以及专门辅助设施的缺乏往往提高了每单位产量的成本，因而抵消了较低工资水平的优势。还有一个问题是，大多数市场大的国家实行进口限制和征收关税的结构。

这样，南亚国家就发现他们处于两难境地：出口收入的增加是维持他们需要的进口所必不可少的，制成品成为出口可能有较大增长机会的惟一一个方面。因此，实现有活力的和动态的经济体系主要取决于这些国家增加制成品出口的能力。但在这一方向扩大又会遇到我们业已列举的一切障碍和限制。

这意味着，如果富国想要南亚国家成功，他们必须让路，不仅废除对南亚制成品的人为限制，而且在他们自己的国家为这些产品开辟市场，并保证长期不实行进口限制。这要求富国在研究不发达国家时，要有比他们到此为止表现出来的更大程度的理解，以及抵制国内有力的短期保护措施压力的更大愿望。从政治上来说，富国提供能使他们自己商业界增加出口的转让和贷款较之允许可能不利地影响国内某一工业部门的进口量远为容易。制成品出口的增加还潜在地比双边国外转让和贷款――这有巨大的不确定性和其他缺点――对不发达经济具有更多的刺激作用。“要贸易不要援助”的口号对南亚具有真正的意义。

南亚国家朝着多样化方向努力，通过发展其他市场，有某种增加贸易的小小机会。有三个重要地区能够增加他们的贸易机会：共产主义国家、南亚各国本身、非洲及西亚的不发达国家。

苏联和其他欧洲共产主义国家可能把他们自己的自然资源储备推到极限，他们的工业化努力已使他们处于这样一种地位：他们能够成为资本品的主要出口者，并且，这些出口能够指向不发达国家。共产主义国家又能从南亚进口更多的初级产品或传统产品。因此，共产主义国家和南亚之间大规模的互利贸易看来有明显的可能性。共产主义集团甚至还构成了更大的消费品的潜在市场。苏联自1950年以来消费支出急剧增加，虽然这种增加主要来自该集团内部，但是，也不应该有理由阻止他们从其他国家购买。共产主义国家现在看来在增加他们同南亚一些国家，主要是同印度的贸易中，看到了政治和经济的利益。而且，在愿意为南亚消费品及产品的出口开放国内市场以及提供可用他们自己通货偿还的长期信贷方面，看来他们比美国更灵活。

南亚国家之间的贸易提供了市场扩大的另一条潜在途径。尽管该地区内部存在的阻力影响了直接前景，南亚国家还是能够努力把他们的进口替代工作建立在地区的基础上，扩大南亚一个国家卖到另一个国家以交换该地区内部产品的潜力。例如，在以前进口的产品上，可以联合生产并同单个国家专业化生产一些产品结合起来。如果向世界其他地方的出口不能大大增加，经济压力就将随时间而扩大。因此，更密切的地区经济一体化或合作的愿望将增长。该地区已有了一些合作项目，尽管南亚国家之间存在民族对立，这些合作项目还是有些进展的。湄公河项目和亚洲公路提供了鼓舞人心的例子。

但是，仅仅降低南亚国家之间的关税还不足以增加贸易。用联合国经济学家的话说，“自由化不能扩大市场，有机化才能扩大市场”。南亚需要的东西是国民计划的协调。最初能够通过一系列双边协定达到有利的结果，例如，锡兰可以保留建立大规模轮胎工业以供应自己和印度的权利，同给予印度供应机床市场的权利相交换。锡兰有橡胶，而印度有大型机床工业的基础。共同计划和放弃现有计划的狭隘民族主义是达到可接受的合作利益分配及补偿缺乏适当市场机制所必需的。在这成为现实之前，当然有许多障碍要清除。在这些情况下，南亚地区一体化的热烈讨论几乎至今还没有产生什么结果，并不很令人惊奇。但是，既然这些努力有如此之多值得称道之处，那么这些努力就不可能会被放弃。而且，其他地方的贸易集团的兴起，诸如欧洲共同市场，可能推动南亚比在其他情况下更快地走向较密切的经济联合。

第三种选择，即同南亚以外的其他不发达国家贸易，暂时看来最为遥远无期。但是，推动南亚内的国家进行更密切经济合作的同一逻辑应该照样适用于所有不发达国家。某种类型的“穷国”廉价品的共同市场有一定的逻辑基础，尤其是当我们记住，他们之间为在富国得到更多的出口市场而进行的竞争，较穷国家更可能是阻碍而不是帮助自己。

这些令人烦恼的世界贸易和区域贸易问题本身足以令人沮丧。南亚的外国投资明显增加的前景也是暗淡的。进口限制、通货管制以及对外国企业的一般限制，使许多私人投资者对来南亚久久举棋不定。但还是有许多人将继续受这种想法的吸引：他们能在被保护的市场上赚钱，并且能从许多努力的副产品中赚钱。南亚商人也注意到，同能够提供机器和其他生产必需品的外国公司合伙是有利可图的。否则，这些商人就难以得到外汇。在南亚，有一种日益增长的看法：外国人参与工业风险经营除了节约外汇外，还有一些利益。特别是，他们能够引进有价值的管理和工程人员以及技术知识。

但是，由于南亚的经济和政治不稳定，我们不能指望，在将来比最近有大得多的私人直接投资。南亚迅速增长的进口需要与停滞的出口收入之间的缺口已完全被转让和信贷形式的公共资本填平了。但是，对不发达国家的金融援助的总结果是已经到了严重的危机状态。捐赠国，特别是美国，正在降低真实项目的援助，降低几个方面的质量。由于南亚贸易状况不断恶化，情况变得更为严峻，还要加上的一点是，对世界银行所谓的“债务爆炸”的担心。不发达国家欠下的债务量不断积累意味着，这些债务的偿还将日益变得难以承受。已很明显的是，应该从贷款转变到援助南亚的最好形式：转让。但是，转让总是比贷款更难让国会或议会通过。还必须日益注意到，不能真正指望南亚偿还它所得到的一切信贷。这一事实应该支持正在进行的如下努力：使向该地区的贷款在利率和偿还本金容许的时间两方面更软。

在这些条件下，进口替代已被视为主要政策方针是可以理解的。因为，虽然很难进入出口市场，但还有国内市场能够为工业增长提供需求基础。削减国外进口不仅节约了外汇，而且建立了使工业化能够出现的保护壁垒。但是，用刺激新的制造来发展进口替代品的计划牵涉到工厂和机器的投资，并经常牵涉到公用事业和运输的建立，在许多情况下，增加了资本品进口的需求，并经常增加了不断进口机器备件、半制成品和原材料的需求。建立辅助工业以替代这些进口又将提高特定资本品进口的需要。

然而，进口替代政策的严重困难是，替代的路线通常不是由合理计划选择的。一般首先出现问题是，国家陷入外汇困难，然后，它往往常被迫采取某种进口管制。由于自然甚至理性的原因，它试图削减最不必需的物品的进口，这些物品因而自动地得到最高保护。从发展的观点看，这是无计划的保护。 最后，我们应该强调，南亚各国在进口替代方面的努力，如果没有以提供更合理的区域分工这种方式来协调，可能会摧毁地区一体化的事业。发展来自邻近国家的进口替代品，诸如食品和纺织品通常最容易。但是，即使在新行业方面，一个国家的进口替代也可能普遍存在而对地区协调没有任何考虑。当所有国家都想建立钢铁厂时，能够生产最廉价钢材的国家在地区内部发展出口市场的可能性就被排除了。

对本章提到的任何问题都没有轻而易举的解决办法。所有的政策途径都受到严重限制。每种政策途径对其他政策方面都产生重大的、经常是不利的反应。显然，南亚各国在实现人人出口成诵的“起飞进入持续增长”的努力过程，面临一个比现在所有西方发达国家在一个世纪或更早以前所面临的根本上更艰巨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