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第十九子”说起 -- 履虎尾

我记得治今文经学的魏源说过这样的话：

“三代以上，天皆不同今日之天，地皆不同今日之地，人皆不同今日之人，物皆不同今日之物。”那是传闻很多，最容易被现实利用的年代。

中国古代是一直把“三代”以及“三代以上”的认识与政治理想联系起来的，是表达自己的政治观念、批判思想对手的有力的武器。不光夏商周三代被推崇，以后到宋代理学那里汉唐宋还被称为“小三代”呢，到明朝宋代的意义又上升了一位，有人干脆把宋代称为“小三代”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三代”的概念是变化的，同样，“三皇五帝”的概念也是变化的。

还是魏源，说：“史家正统之例，实《春秋》通三统之义”。“太史公作《五帝本纪》，列黄帝、颛顼、高辛、尧、舜，而不数少昊氏。斯义也，本之董生论三统，孔子论五帝德，《国语》柳下惠论祀典。盖少昊氏之衰，九黎乱德，颛顼修之，故柳下、孔子、董生、太史公论列五帝，皆祧少昊一代于不言，视《月令》郯子所论，识殊霄壤。此正统本于三统之明徵，岂徒胪列纪载，体同胥史，遂并董狐乎？”

不谈魏源的观点，这基本上是中国传统中的一个共识。吕思勉《三皇五帝考》认为：“五帝本无异说，古文家增一少昊，伪孔遂并三皇而易其人。异说虽多，固可穷其源以治其流矣。”这里明显有偏见，我想“清华简”的出土能澄清不少东东吧？楼主谈到的“颛顼”体系和史记的“五帝”体系之不同是有“政治含义”的。不同“世代”有不同的政治，自然体系的变动就不可或缺，多几个体系太自然了，即使没有“体系”，由世代需要也会创造出自己的体系的。这不是很自然吗？讨论中似乎对政治哲学因素的论述不够？

“天皇、地皇、泰皇”孰贵孰贱怎么可能是固定不变的呢？“泰皇最贵”的解释也可以从经学的意义上去解释——虽然秦代今古文经学还没产生，但作为儒家经学理论资源的“三代”之说早就成为决定“人事”的重要依据。

但是，秦代很特殊啊，始皇帝是“千古一帝”，自恃也很高很高，他是以“变革者”的身份来利用“三代”和“三代之前”的文化资源和政治资源的。当然，就既有延续，又有变化了。“三皇”系统和“五帝”系统，在这种意义上被嬴政所利用的。在“千古一帝”“万世一统”的意义上，自然是“泰皇最贵”。为什么？因为他不想看到孔子的所说的现象：“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他要打破这个循环。怎么打破？“泰皇”必须要对“天皇”与“地皇”有一定的制辖的作用。否则“天道”一变，还始什么皇帝啊？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泰皇最贵”出场了。“泰皇”是否就是“人皇”？这个问题在这个背景就不是那么重要了。或者说有其他的论证思路了。

　　　比如到汉代，谶纬横行，有了三统之说：以夏、商、周三代为“黑统”（人统）、“白统”（地统）、“赤统”（天统）。这种谶纬虽然荒谬，但是却是有上古文化来源的。秦始皇天统之后诉诸人统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这段有点臆测，可以忽略。）

　　有了嬴政的自我评价在先，“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大臣会同众博士”就比较实用主义了，这样“泰皇”、“皇帝”就隆重出世了。

　　接下来说司马贞。

　　作为国子祭酒的司马贞是著名的今文学家。玄宗开元七年（719）司马贞和刘知几曾经就郑注《孝经》和河上注《老子》有一场大辩难，十分有名。最后以司马贞大胜收场。司马贞《索隐》说：“孔子言我欲徒立空言，设褒贬，则不如附见于当时所因之事。人臣有僭侈篡逆，因就此笔削以褒贬，深切著明而书之，以为将来之诫者也。”他是比较在乎褒贬的。“天皇、地皇之下即云泰皇，当人皇也。”这句话，其实和“泰皇最贵”有点矛盾的。其中似乎不免有褒贬之意。吕思勉说：“虽推测之辞，说自不误。”我看并不那么“坐实”，还是有一定思想背景在里面的。不从历史和政治背景去讨论，一味“坐实”，似乎有局限性。

这些东西，我实在一点不懂，胡写一气，见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