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治病救人--谈谈“泰皇最贵”的相关问题：(上) -- 丁坎

日本的天皇信仰思想与中国的道教

福永光司著，罗时光译述

中国的文化源远流长，不仅儒教、佛教深刻影响了日本，就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民族宗教道教也深刻地影响了日本的文化。日本固有的民族宗教神道就是在中国的道教影响之下而逐步建立完善的，这种影响随处可见于日本的神道思想中。作为日本的道教研究先驱之一的福永光司先生，以其深入地研究早已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现选译其中一部分以享读者。

天皇是日本神道教的最高教主，是天神在人间的代表。然而，这代表日本最高皇权、神权的最高称谓却也是来源于道教。“天皇”一词最早出现于公元607年建立于推古女帝时的法隆寺药师像上，当时上面刻着“池边大宫治天下天皇”。从那以后，“天皇”便成为日本最高统治者的称谓，关于天皇的思想以及信仰也就渐渐展开起来。而在中国，“天皇”这个词是表示宇宙最高之神，最早是出现于公元前一世纪西汉末年，比《日本书纪》使用这个词来表示日本最高的统治者还要早700多年。“天皇”这个概念是把天文学上作为天体观测标准的北极星神话之后产生的，在很多情况下被称为“天皇大帝”。这个“天皇大帝”据说是居住在天上仙界的紫宫，那儿有很多得道成仙的真人在伺候着他，真人则是仙界的最高级官僚。

“真人”这个词也被日本皇室使用，据《日本书纪》记载，天武帝的谥号即为“天汀中原瀛真人”。天武帝还为了把豪族吸收进新的中央集权的政权里，制订“八色姓”来赏赐他们，在八色姓之中，“真人”最尊贵，居第五位的是“道师”，这也是道教教团当中居于领导地位的人。

在神道教里，有两种象征天皇的神器：剑与镜。据《日本书纪》记载，这个象征天皇之位的剑、镜两件神器，在传皇位的时候，作为信物必须要交给新的天皇。后来又加上“玉”（八尺琼勾玉），便成为三种神器，直到现在还是日本皇室里最重要的宝物。关于象征着在紫宫居住的宇宙最高神天皇大帝的神圣权威的两种神器的记载，可首见于六世纪六朝梁代道教天师陶弘景的著作里。更详细论述两种神器在道教哲学上的重要意义的是7、8世纪唐代的天师司马承祯的《含象剑鑑图》。另外，在后汉的纬书里也有把剑、镜当作帝王神器的思想信仰，这样魏晋时期可能就已经有这种信仰；神道教里“神器”这个词本身也是道教的词汇。

同时日本皇室喜欢用紫色也是受中国道教思想的影响。天皇乃至日本的皇室自古重视紫色，就是现在紫色在日本皇室也是最受重视的颜色，象征着天皇的神圣性。比如，《日本书纪》“孝德帝”章就说：“天皇宫殿之门叫做紫门”，再如圣德太子制订的六色十二阶的官位规定，只有最高官员才穿戴紫色服装。

皇室的祖先从天上降临，天皇则是现人神。众所周知，在《古事记》、《日本书纪》的“神代”卷有关于天孙降临的记载，也即皇室的祖先依神敕从天上（高天原）以统治者的身份降临至地上世界。《万叶集》中也可见“大君就是神”之类的赞歌。直至近代，仍还有以天皇为现人神的思想与信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天皇被迫发表自己是人的“人间宣言”。正如这个宣言明显所示，在日本至少从《古事记》、《日本书纪》产生的八世纪初开始就有了把天皇当作神的的思想与信仰。这天孙降临的思想信仰，其原形也可早见于远古的《诗经》大雅“崧高”这首诗里，诗云“崧高维岳，骏极于天。维岳降神，生甫及申。”

这原型，后来发展成在道教教义上占重要地位的宗教哲学，即受天皇大帝之命，神仙或真人、真君就从天上降临至地上世界，来拯救那些因道德颓废、君主之恶政而痛苦的人们，授予他们一些教训，以实现地上世界的“大和”与“太平”。

比如，于二世纪中叶后汉顺帝时代山东琅邪道士宫崇，从其仙道的师傅干吉那儿得到一部载有神秘传说的书《太平经》，其中就已可见天孙降临的思想；记载于晋葛洪的著作《神仙传》里，与宫崇同时代的张道陵的传记、甚至到收藏于《道藏》（续编）的《汉天师世家》里张道陵的传记、还有《魏书》释老志里，均记载有道教神仙太上老君从天上的神仙世界降临到地上世界的传说（“降临”这个词也已可见于四世纪末成书的道教经典《灵宝五符序》等里面）。也就是说，《汉天师世家》张道陵的传记是这样的，受天帝（天皇大帝）之命来拯救地上世界混乱的太上老君，授予道士张道陵于“天师”的称号，及“正一明威之道”的教义。这时，降临到地上世界的太上老君被称为“神仙”、“天神”、“神人”、“真人”、“真君”，甚至被称为“天皇大帝”等。其中的“真人”与道家哲学《庄子》里的“真人”历来就被认为是同义，是“是人同时又是神”的一种存在，也即是一种现人神。如此，在日本古代以天皇为神的思想信仰里亦可见来自道教“神人”宗教哲学的显著影响。

不仅如此，就连祈愿天皇长寿的“祝词”（祈祷文）里也可见道教的深刻影响。在把天皇当作最高统治者的日本古代宫廷里，每年六月与十二月要举行一个重要的仪式“大祓”（消除灾祸、不洁等的祭神祈祷仪式）。这时，要宣读祈愿天皇长寿的“祝词”（祈祷文）。《延喜式》卷八记载了当时的“祝词”（祈祷文）“东文之忌寸部祝词”，其内容是这样的，“谨启请皇天上帝、三极大君、日月星辰、八方诸神、司命和司籍、左东王父、右西王母、五方五帝、四时四气，捧（献）银人以除灾祸，捧（献）金刀以延帝祚。祝曰：东至扶桑、西至虞渊、南至炎光、北至弱水，千城、百国、（均能）精治，万岁、万岁、万岁”。其中，“皇天上帝”、“三极大君”等是根据《书经》、《易经》而来的道教诸神的名字，“东王父”、“西王母”等则直接就是道教诸神的名字（“捧银人”也是与道教宗教礼仪有关的）。由“祝词”（祈祷文）可看出，宣读祈祷文的目的是祈愿天皇长久在位。甚至在比这还更早的八世纪初的《养老令》的神祗令、及《续日本记》文武帝（大宝二年、702年）章里也有同样祈祷文（如“东西文部祝词”）。

由以上“祝词”（祈祷文）中“皇天上帝”、“三极大君”、“东王父”、“西王母”等神的名称看，不可否认，日本“大祓”（消灾祭神祈祷仪式）时的“祝词”（祈祷文）完全是原封不动地采用了中国道教里的祈祷文。中国道教里的祈祷文，其原型可以在《书经》金藤篇里找到，里面记载了周公旦为武王祈愿长寿的“祝文”（祈祷文）；文中的“皇天上帝”如后汉大儒郑玄考证（《周礼》大宗伯注）的一样，与“天皇大帝”是同一神格之神。而且，“三极大君”是把《易经》“三极”（天、地、人）神话而来的，“东王父”、“西王母”则多见于汉魏祈愿长寿的铜镜铭文中。日本“大祓祝词”（消灾祭神祈祷文）有力地证明了日本古代天皇信仰思想，其源流来源于中国道教的天皇（天皇大帝）神学（教义）。

日本天皇还有在宫廷进行四方朝拜的仪式。据12世纪、平安时代的学者大江匡房（1041-1111）的著作《江家次第》记载，当时宫中四方朝拜的仪式，其具体内容如上述的“东西文部祝词”一样，极具浓厚的道教色彩。比如，円融天皇天禄四年(973)一月元旦举行的四方朝拜的仪式中，天皇向北朝拜了北斗七星中属于自己星座的“本命星”，并倡诵了这样的“祝文”（祈祷文）：“贼寇之中，佑我过度。毒魔之中，佑我过度。……厌魅之中，佑我过度。让我万病除愈，随心所欲。急急如律令。”文中“过度”一词，是道教“祝文”（祈祷文）中经常使用的词汇，请护我安然度过之意；“急急如律令”则是如律令一样行动之意，同样是道教“祝文”（祈祷文）的常套话。这些语言，和文中包含星宿信仰的“祝文”（祈祷文）及其宗教礼仪，几乎原封不动地就被运用到了日本平安时代的宫廷仪式活动中。像同时倡诵“本命星”和自己的名字，以祈愿神护持自己的思想，其具体记述，可见于《北斗本命延生真经》、《北斗二十八章经》、《七星移度经》等道教经典里。

由此，我们便已可清楚地知道，道教思想对日本文化的影响该有多么的深刻,甚至可以说，日本神道教简直就是中国道教的翻版。当然，在本质、内容上两者仍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东西。

如上，我们也可以明白如下几点。首先，中国的古典文化对日本文化之深刻影响，已远远超乎我们普通中国人总以为自己也了解日本的那一点点表面的生活常识。日本文化如此地大力吸收中国的古典文化，说明中国的道教文化乃至中国的古典文化极富魅力，这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故我们中国人没有理由数典忘祖、盲目媚外。

其次，说明了日本人自古以来就很开明、不顽固，很善于学习、吸取其他民族的优秀文化。他们这种善于学习、主动大力吸取外来文化，以增强自己民族实力的开放民族心理，实在值得我们学习！

再次，便是显示了日本人对中国道教乃至中国传统文化的精湛研究，堪为中国学者的极好榜样。他们对中国道教的研究始于一百年前，远远地早于中国，且在研究规模、深度上均远远领先于中国。以至于海内外（包括日本）学术界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道教是中国的，但道教研究却是外国的”。以上选译的那点内容虽不足以充分说明这一点，但观其内容，确实考据很充分、研究很扎实，一般中国道教学者实难出其右。而中国的道教研究远远地滞后于日本也是不争的事实，所以中国著名学者葛兆光先生提出如此希望：“不能让日本和欧美的学者说，道教是中国的，但道教研究却是外国的。我希望道教的学术研究虽然不是本国学者最先，但是希望本国学者最好。”

因此，对自己最民族的文化之研究竟远远落后于日本人，这对于我们中国的学者而言，是应该要感到羞愧的，同时也是值得我们向日本及欧美学习的地方。鉴于此，近年中国以四川大学为主力，道教研究已然深入展开。也出现像戈国龙先生这样的道教研究的后起之秀，但愿葛兆光先生的希望在将来能变成现实。但这些并不是靠盲目的虚骄、抗日情绪、及掩耳盗铃、夜郎自大就能达成的，我们需要正视与日本乃至欧美的现实差距，向他们学习，方才能迎头赶上，中华民族也才能真正自强。

（2008、6、29 罗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