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关于新中国粮食生产的研究 1．概述 -- 润树

王维洛这个是民运文章，显然有政治目的。但它里面有好多说法，引了不少资料，得用扎实的证据去批倒这种说法。

我直觉真相应该是在二者之间。三年有灾害，民运说正常，过分了。但中央出于政治目的夸大了灾害的严重程度，这个实在太符合当时的政治气氛了，不夸大反而不合情理。

三年自然灾害 是编的 目的就是为了掩盖毛的大跃进造成的恶果

天问──"三年自然灾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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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观察]·文库版·大饥荒档案 www.xgc2000.com 转载时请注明作(译)者及出处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之际，《人民日报》、新华社、国务院

新闻办和《北京日报》联合举办了一次民意调查，请民众评选出建国以来最

重要的事件。出乎有关方面意料的是，民众并未挑选那些政府自认为十分辉

煌的业绩，相反却评选出一系列负面的事件。其中文革名列第一，“三年自

然灾害”名列第二。 [1]

　　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是指1958年中国兴起“三面红旗（总路线、大

跃进、人民公社）”的经济政治运动后紧跟着出现的三年严重经济困难时期

（1959年至1961年），在此期间因饥馑而非正常死亡（饿死）的农民多达三

千多万人，是八年抗日战争期间因战乱死亡人数的一倍半。在人类历史上，

这可能是短期内因饥馑死亡人数的最高纪录。然而，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在

官方的正史中却语焉不详，通常只用一句“三年自然灾害”来解释如此惨祸

的原因。经历过这一人人饿肚子时期的40岁以上的中国公民，也往往习惯地

按照官方用语以"三年自然灾害"来描述这一时期。但是，研究现代史的学者

们却很少提出这样的问题：在那三年期间到底在中国的什么地方发生了什么

样的自然灾害，灾害又严重到什么程度以至于造成如此惨重的灾祸？本文试

图运用中国公布的正式气象水文及自然灾害记录来回答以上问题，帮助读者

了解历史的真相。

　　中国历史上的自然灾害

　　按照科学定义，地球上的自然异变对人类的负面影响超过一定程度时被

称为灾害。[2] 自然灾害主要指突发性的暴雨、洪涝、干旱、台风、风暴潮、

冻害、雹灾、雷电、地震、火山、滑坡、泥石流、崩塌、病虫害等，水土流

失、土地沙漠化、盐渍化，气候变化、水资源变化等缓进的变化过程也属于

广义的自然灾害。自然灾害的直接成因是自然的变化，但人类的活动可能诱

发许多自然灾害或加重灾害的程度。对中国社会经济影响最大的自然灾害首

先是气象灾害（洪涝、干旱、台风等），其次是地质灾害（地震、滑坡、泥

石流等）。

　　中国自然灾害的特征是出现频繁、但以区域性灾害为主。据官方统计，

建国以来在一般年份里，农作物受灾面积达6亿多亩， 其中成灾面积约为受

灾面积的一半， 占耕种面积的六分之一，因灾平均每年少收粮食400亿斤以

上，直接经济损失200亿元，2亿以上的人口会遭受各种自然灾害的袭击，通

常每年造成5千至1万人死亡。[3] 虽然平均每年有六分之一的耕地成灾减产，

但其他六分之五的土地仍能丰产保收。因此一般情况下，虽然年年有灾，但

全国的农业及粮食生产还是可以基本上保持稳定的；而且，每年的受灾地区

不同，很少会出现一个地区持续几年发生严重自然灾害的局面。

　　查阅中国的自然灾害记录可以发现，从1949年至1958年几乎年年有灾，

有时灾情甚至十分严重。例如，1949年长江、淮河、汉水、海河流域的各河

流严重决口漫溢，水灾严重；1950年察哈尔、绥远、内蒙古遭受旱灾，山东、

平原和辽宁省遭受水灾；1952年黄河下游、长江流域夏季干旱，淮河上游和

汉水流域夏秋多雨受涝；1953年，长江以北大部分地区春夏少雨，辽河、松

花江流域以及冀、鲁、豫盛夏多雨受涝，南方部分地区夏旱较重，北方低温

冻害严重，台风造成了严重损失；1954年长江、淮河出现大洪水，海河流域

夏涝，黑、闽、两广地区出现旱灾；1955年华南和西南地区有冬、春旱，华

北地区春旱严重，夏季京、津、冀、豫、皖降雨比往年多六成至一倍，河流

漫溢、决口；1956年夏秋在江南地区、秋季在黄河中上游及长江中上游少雨

干旱，而淮河、松花江流域洪灾严重，台风灾害也很严重；1957年晋、内蒙

西部春夏秋连旱，黄河到长江北岸夏秋季先涝后旱，江南盛夏干旱，东北多

雨受涝；1958年全国大部分地区春夏偏旱，黄河中游出现大洪水，郑州黄河

大桥桥墩曾被洪水冲毁。[4] 尽管这些年并非风调雨顺，但中国的粮食产量

仍能逐年增加，农业生产形势良好。"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之后也同样没有多

少风调雨顺的年份，持续性干旱对农业影响很大，特别是1971年到1981年、

1986年到1988年旱情最重 [5]，但这些灾情同样没有妨碍农业的增产，更没

有造成全国性饥馑。

　　“三年自然灾害”根本不存在

　　“三年自然灾害”由三个词组成，即“三年(1959年至1961年)”、“自

然”、“灾害”。要弄清当时的真相，可以从考察其含义和与之对应的历史

资料入手。这个说法首先强调存在着严重的自然灾害，暗指灾祸不是人为因

素造成的；其次，还隐含着在全国范围内都发生了特别严重的自然灾害的意

思，所以才造成全国性饥馑；最后，全国范围的特大自然灾害竟长达三年之

久。这个结论真的是根据中国官方的灾害资料得出的吗？

　　如果分析这三年的自然灾情资料，我们会发现，这几年没有全国范围的

大规模严重洪涝灾害，只在局部地区出现过洪涝灾害。 例如，1959年5月中

至7月上旬闽、粤、桂持续多暴雨，珠江水位猛涨，东江流域发生洪涝灾害；

7月至8月晋北、冀北、辽西和内蒙中东部雨量多于常年五成到两倍，出现洪

涝灾害； 8月上旬四川暴雨，岷江、沱江有洪水；第三号台风使厦门损失严

重。1960年7月下旬至10月，受台风影响沿海各省有暴雨，辽、鲁、苏、浙、

闽受灾较重，黑、吉东部雨涝； 7月底8月初川西持续5天暴雨，部分地区有

洪灾。 1961年6月中下旬，四川有一次较大范围的暴雨过程，涪江和岷江上

游出现较大洪水。

　　从1959年到1961年出现的主要自然灾情是旱灾。1959年7至9月间渭河、

黄河中下游以南、南岭、武夷山以北地区普遍少雨，鄂、豫、陕、湘北、川

东旱情严重 [6]，接着华南出现秋旱，广东、福建两月无雨 [7]，这些基本

上属于局部性灾害。1960年冀、豫北、鲁西、晋、陕南、辽西等冬小麦产区

冬春少雨雪，干旱持续到初夏，山东汶水、潍水等八条河流断流，黄河下游

范县至济南段断流40天， 粤、琼旱情持续7个月，滇、川、黔冬春连旱，旱

情仍属局部、短期性，由于冬小麦产量在全国粮产量中所占比重不大，旱灾

不具全国性后果。1961年冀、内蒙、东北北部、豫、皖、苏、甘、青、陕、

鄂、川、粤、桂和琼等省区年雨量偏少 [8]，虽然受旱面积较大，但灾情轻，

更不能算是全国性特大灾害。

　　衡量一个地区干旱程度的另一重要指标是干燥度，即年蒸发量和年降雨

量的比值，若比较某地特定年份的干燥度与该地的常年平均干燥度，即可知

道这一年该地较常年干旱还是湿润。根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中1959年至

1961年全国各省市干燥度距离平均值图，可以发现：1959年全国各省市干燥

度距离平均值在正常变化范围之内；1960年全国干燥度略大于平均值，干旱

范围比1959年略大，但干旱的程度减轻；1961年从全国来看属正常年份。因

此，从干燥度距离平均值的分析中无法得出这样的结论：在1959年到1961年

期间中国经历了一场非常严重的全国性、持续性旱灾。同样地，金辉利用气

象专家编制的1895年至1979年“全国各地历年旱涝等级资料表”也证实，在

1959年到1961年间没有发生严重的自然灾害，属于正常年景。[9]

　　再从旱灾的严重程度来比较，也会发现，1959年和1960年的旱灾远小于

1972年或1978年的旱情。1972年是1949年以来黄河、海河流域的一次大范围

严重干旱，成灾面积2.04亿亩，重旱区分布在京、津、晋、冀、陕、北、辽

西、鲁西北。该年春季少雨，入夏以后持续干旱少雨；官厅、岗南水库的水

位线都降到死水位以下；地下水位普遍下降3至5米。1978年的重旱区主要分

布在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北方的东北、晋、陕、甘、宁、新、鲁部分地区

也有旱情； 江苏省无雨天数达140余天；上海的黄浦江、苏州河水发臭。但

是，即使是在旱情比1959年、1960年严重的1972年，虽然粮食产量因灾减产

1367万吨，也未出现全国性饥馑，更未饿死一个人。而在旱情最严重的1978

年，全国粮食总产量反而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

　　因此，孟昭荣、彭传荣认为，“就自然灾害而言，三年期间诚然发生了

人力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但是从我国历史的灾荒实况观之，有史以来几乎

无年不灾，灾荒具有相当的普遍性，三年期间当亦不能排除发生自然灾害的

可能性。如果不是‘左’的政策上的失误，能够保证足够的粮食产量.....”

[10]

　　三年期间粮食减产、饥馑和饿死人的原因

　　大饥馑源于粮食大幅度减产，既然这三年中并没有全国性特大灾害，为

什么会出现粮食大减产、 导致缺粮和饥荒、 最后数千万农民饿死的惨剧？

1959年的粮产量下降17.6％，从上年的2亿吨降到1.7亿吨，1960年又比1959

年减产18.5％、2,650万吨，此后直到1966年粮产量才恢复到1958年的水平。

据专家分析，这三年减产的粮食中只有一小部分与旱灾有关 [11]，主要的减

产因素不是自然灾害，而是耕地抛荒和弃收。 例如，1958年山东省的青壮年

农民都炼铁和修水库去了，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 因而减产；

1959年秋冬又有887万青壮年去修水库；甚至在1960年农村经济崩溃时仍有数

百万农村劳动力在修水库。从1959年1960年， 山东省共荒芜农田五千到六千

万亩。[12]

　　在粮食大幅度减产的情况下，救灾赈民本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但是

当时的中国政府绝大多数领导人都一心执行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根本不去

救灾；甚至摄于毛的淫威，不敢谈灾情，相反还千方百计地掩盖灾情，迎合

毛的好大喜功的心态，国务院因此于1958年取消了专事救赈的中央救灾委员

会。中国的历代王朝早就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从灾情呈报、灾情调查、灾情评

价到救灾措施的救灾制度。清朝规定，督抚要向朝廷"飞章奏报"灾情，晚报

一月官降一级，晚报三月革职；救灾措施包括蠲缓地丁钱粮、赈济灾民、留

养资遣流民、抚恤灾民、施粥、施放衣物药品、掩埋尸体、修房补助、借发

种子、购粮平粜、以工代赈等。但“人民”政府领导下的这三年中，中国却

没有任何救灾机构，也没有任何灾情呈报、灾情调查和灾情评价，更谈不上

救灾措施，结果中灾变成了重灾。

　　1959年7月到9月正是粮食减产、粮食库存急剧下降、数亿农民即将进入

饥馑状态的关键时刻，中国的领导人却云集风景秀丽的避暑胜地庐山召开政

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上只有彭德怀等少数几个人敢于说了一点真相，立刻遭

到了毛泽东及政治局绝大多数委员们的一致打击。此后在全国进一步掀起了

“大跃进”狂热和反右倾机会主义的高潮，这场从上而下发动的权力斗争把

党内仅存的敢于说真话的干部都打倒了，留下来的都是迎合着毛泽东、为了

个人权位而把老百姓的死活搁置一旁的干部。

　　1960年初，当全国农村数亿饥民挣扎在死亡线上时，中共中央在上海召

开了政治局会议，会议认为1960年将又是一个大跃进年，形势可能会比1959

年更好。这一年《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提出，在六十年代的第一年要做到

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在3月30日到4月8日召开的二届人大二次会议上，

几千名来自全国的“人民代表”避而不谈粮食减产和饿死人的惨状，却争相

报告自己所在地区的“大好形势”，会议“奉旨”通过了进一步“大跃进”

的经济计划。

　　1959年6月底，全国的粮食储备还有343亿斤，够城镇居民一年之需。但

是，在当年粮食减产3,000万吨的严重情况下，政府却决定出口415万吨换取

黄金和美元 [13]，出口量相当于上述粮食储备的121％。出口耗尽了粮食储

备,结果很快就连京、津、沪等大城市的粮食供应也几乎脱销,而农村的数亿

嗷嗷待食的饥民就只有等死一条路了。1960年全国缺少2400万人的口粮[14]，

若按每人每年250公斤计为600万吨，只要不出口粮食，当时就不会发生严重

的饥馑，几千万农民也不至于饿死。当时政府一心一意想着造原子弹、导弹，

好扬威世界，因此急需大量黄金外汇进口相关的设备材料。直到1960年春全

国已有数千万农民饿死，许多乡村遍地饿孚，甚至出现了食人肉的现象，中

央政府才承认了饥馑和大规模饿死人这个事实，并于1960年下半年开始采取

救灾措施。但为时已晚，数千万农民已化为冤魂。

　　谁造出了"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假话？

　　实际上，在中央政府正式承认严重失败的1960年5月之前，官方文件、

领导人讲话和新闻媒体中从来没有提到过“严重的自然灾害”等字样。为了

给政府和中央领导人的集体性的、几乎不可饶恕的严重错误开脱，宣传机构

编出了“三年自然灾害”这个假话，以便把人祸解释成天灾。这个说法是中

共建国以来的一个最大的谎言。1960年《人民日报》的国庆社论一改过去歌

颂莺歌燕舞升平景象的调子， 为全国民众描绘出一幅可怕的图画： 过去两

年来，全国大部分地区连续遭受了严重的自然灾害[15]。 1961年1月，中共

中央八届九中全会公报把谎言编得更大了， “在1959年严重自然灾害之后，

1960年又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随着官方文件、领导人讲话和新闻

媒介众口一词地宣传"自然灾害"，再加上强制性的思想"教育"，“三年自然

灾害”这个被反复重复的谎言，终于变成了民众心目中习惯成自然的关于那

个困苦年代的代名词。

　　党的各级干部虽然知道一些真相，但有了彭德怀的“榜样”，他们早已

习惯于不说真话、专门逢迎。 1962年1月11日至2月7日，在中共中央召开的

七千人干部大会上，刘少奇代表中央做的报告中谈到工作中的失误，指出原

因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这一说法比《人民日报》的欺骗宣传要真实

得多，但还是有所保留的。他不敢承认，就连这个所谓的“三分天灾”也实

际上是嫁祸于天，这三年基本上是正常年景，本不应出现饥馑。

　　后来，关于这三年全国严重经济困难的官方解释又有了进一步修正，演

变成“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里的正式说法：主

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

信弃义地撕毁合同，我国国民经济在1959年至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国家和

人民遭到重大损失。其中关于政策错误的部分比较接近史实，而关于自然灾

害和苏联毁约的部分则仍然是虚饰之词。苏联毁约发生在中国的大跃进已经

造成经济崩溃之后而不是之前。其重要原因之一是，毛泽东1957年秋在莫斯

科宣称，社会主义国家有了原子弹后，应该把社会主义推广到全世界，哪怕

世界人口因此而减少几亿也在所不惜。而且苏联毁约影响的主要是军工项目，

若这些军工项目果真能完全中止，那时中国至少可以少死上千万人。

　　作为本文的结语,这里再强调一下,所谓的“在三年自然灾害期间（1959

年-1961年），中国大部分地区连续三年遭受了严重自然灾害， 1960年甚至

遇到了百年不遇的自然灾害”的说法，是完全不符合事实的。首先，当时只

有约百分之十的农田受旱成灾，全国大部分地区并没有任何“严重的自然灾

害”；其次，即便是在受过灾的地区，也未发生持续三年遭受严重自然灾害

的现象，受灾的局部地区只是在三年中的某一年受灾而已；再次，当时出现

的旱灾程度远未构成“严重”的自然灾害，更谈不上是“百年不遇”的自然

灾害；最后，那三年期间发生过的中等程度的局部自然灾害与全国大量人口

的非正常死亡没有必然的联系。

　【注释】

　　[1]　"官方民意调查吓坏中南海"，《争鸣》，2000年第2期。

　　[2]　中国科学院地学部，《中国自然灾害灾情分析与减灾对策》，第

ＶＩＩ页，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

　　[3]　张德江（民政部长），"我国救灾的根本出路"，出处同上,第5页。

　　[4]　孟昭华、彭传荣，《中国灾荒史》,电力出版社,1989年；中国防

汛抗旱总指挥部办公室、南京水文水资源研究所,《中国水旱灾害》，中国

水利电力出版社，1997年。

　　[5] 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国家地震局震害防御司，《中国减灾重大问题

研究》，地震出版社，1992年，第7页。

　　[6] 旱灾最重的是湖北省，但也不是滴雨未下，而是未下透雨，90天内

的降雨量为70-170毫米。湖北是一年二熟到三熟制，90天的干旱最多影响一

季收成。参见《湖北省自然灾害和防御对策》第402页(梁淑芬等编，湖北科

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出版)。

　　[7]　《中国水旱灾害》，出处见注[4]，第305页。

　　[8]　出处同上，第305页。

　　[9]　该表利用遍及全国的120个水文站资料，将每年的旱涝情况分为涝、

偏涝、正常、偏旱、旱五个等级。其结论是：1959年13个涝、34个偏涝、35

个正常、25个偏旱、13个旱，全国平均指数为-0.075；1960年14个涝、21个

偏涝、33个正常、44个偏旱、8个旱，全国平均指数为+0.092；1961年12个涝、

36个偏涝、28个正常、29个偏旱、15个旱，全国平均指数为-0.008。而在洪

灾严重的1954年全国平均指数为-0,658，在干旱严重的1972年，全国平均指

数为+0.88。这一对比进一步表明，从1959年到1961年是平常年景。参见金辉

的"三年自然灾害备忘录"，《社会》，1993年5月号。

　　[10]孟昭华、彭传荣，《中国灾荒史》，电力出版社，1989年。

　　[11] 根据《中国水旱灾害》一书的统计，1959年旱灾造成粮食减产6％,

1960年造成减产10.7％，1961年造成减产8.2％。参见《中国水旱灾害》,第

308、557-559页。

　　[12]《当代中国的山东（上卷）》，1989年，第193、194页。

　　[13]丁抒，《人祸》，第286页。

　　[14]赵德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

第561页。

　　[15]丁抒，《人祸》，第2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