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那年庐山 （三十九） 江上数峰青 -- 史文恭

最后一章，俺准备大致总结一下第一次庐山会议。

按照通常的说法，或者按照李锐在他的实录里的总结，庐山会议的几个教训是：

第一， 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是毛泽东晚年带有浓厚空想色彩的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实践。

第二， 当时纠“左”，神仙会阶段提出的18个问题，并不意味全党上下已清醒地认识了产生“左”的错误的思想根源。

第三， 庐山会议的严重政治后果，首先表现为“阶级斗争”理论的升级。

第四， 庐山会议直接破坏了党内正常的民主生活，党和国家政治体制上的弊端更加突出地显现出来。

第五， 庐山会议还推动了个人崇拜的发展。

第六， 庐山会议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当年比给政治生活蒙受的危害更为直接。

对于李锐的这个论断，俺个人是有所腹诽的。----因为，他显然把东哥列为了一个主要的被告。六个罪状，至少五条是直接针对东哥的。-----俺可以理解他如此结论的原因，但他的这种做法其实是不公平的。

事实上，按照俺上一个章节所说的道理，在当时的政治制度下，东哥一旦犯错，除了他自己悄悄地改正，别无其他办法。（七千人大会东哥公开承认错误，于是后来出现更加严重的天有二日的情况，直接导致后来的严重的政治体制上的危机。）---因此，“领袖的台阶”是理解庐山会议的第一个钥匙。----从这点出发，李锐所列出的第二条教训是有问题的。----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求“彻底地”“纠左”是不切实际，违反基本政治运作规律的书生想法。----比较有可行性的做法，在当时这个阶段，只有在东哥要求的范围内，切实地，慢慢地在具体工作中开展纠左，而不是急匆匆地追究理论上的“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而李锐他们这些秀才以及被这些秀才所鼓动的彭总的问题，恰在于此。------不是说他们提的意见有错误，而是不是时候。

但，假如在庐山会议上，彭总的行为仅仅是上了书，那么，他完全可以以一个英雄的形象留在史册。----然而，对于彭总上书这个庐山会议的第一个关键点，我们现在知道，彭总的形象被一些“好心人”有意无意地拔高了。----事实上，彭总在接到老红军让他“鼓喉咙”的字条之后，并不想去庐山开会，而彭总十四日上书的一部分原因还在于周小舟的鼓动，----因此，彭总的上书，并不是那么光辉地为民请命，而是对东哥的一份工作上的建议书。（否则就无以解释他为何当初连庐山会议都不想参加的事实了。）------但我们说，这份建议书，仅仅是私下给东哥的，无论从组织制度，还是从信的内容，彭总的行为是无可挑剔的。

然而，对于东哥而言，他收到的是国防部长给他的并非完全正面的建议书。----作为政治领袖，他不得不考虑彭总这封信背后所代表的党内高干对他所发动的大跃进的看法。----因故，他必须把这封信印发全场。------在大跃进的危机逐渐显露的时刻，在刚刚结束了西藏平叛的时刻，在蒋介石于台湾蠢蠢欲动的时刻，在赫鲁晓夫在北方哼哼唧唧的时刻，-------至少，东哥需要一个团结的队伍。-----但在彭总的信印发全场后，东哥并没有听到他需要的一致的支持。-----相反，洛甫发表了他长达八千字的发言，然而“成绩只有270余字；用了39个“但”字（“‘但’字以前虚晃一枪，以后便大做缺点的文章”），13个“比例失调”，12个“生产紧张”，108个“很大损失（或损失）”----非但如此，洛甫的发言还触及了关于大跃进教训的一个敏感点，即“党内民主作风”问题。-----所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洛甫此时的发言无异于一篇檄文。----而且，恰如俺在上面的章节里所提到的，这篇檄文是在最坏的时机掺和进来的。

而我们如果再一次回顾开头所说的前提就知道，洛甫的做法，是搬走了东哥下来的“台阶”。---此时，东哥别无选择。只能反击。

于是第二个关键点出现，即东哥七月二十三日的发言。

这个发言，同样也被后来的史学工作者有意无意地歪曲了。（比如俺所指出的，彭总的自述里关于东哥七月二十三日的发言几乎完全是错的。）----事实是，即使在洛甫如此尖锐的挑战面前，东哥在表达“始作俑者，其无后乎”的同时，依然仅仅是警告了这些反对者，他所划出的线是，“距右派只有五十公里了。”------正如周公之后安慰彭总所说的，在“反-反冒进”时，周公受到的警告是“距右派只有三十米”了-----显然，这个时候，东哥是在政治的高度对彭总和洛甫他们提出警告，而不是宣判。-----而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证据就是，聂帅当天就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并主动向彭总提出要向组织检讨。----但此时，彭总，黄大将，周小舟，以及周惠，李锐等都在气头上，（证明就是第二天彭黄周都没去小组讨论，闷在房间生气。）----并没有接受这个最后的机会（但事实上也不可能接受这个机会，他们都是吃辣椒的湖南人啊,）---尤其不幸的是，冲动的周小舟强拉着周惠，李锐到彭总和黄大将的房间发泄，既说了出格的话，出门又碰到了公安部长罗瑞卿。

此后，东哥这边，自然是起了疑心，因为七月二十三日当晚，彭总他们就聚会到深夜，二十四日又请假，而彭总这边则是情绪很大，因为本来按照两次和秀才们的谈话，似乎东哥完全是坚定纠左的，但二十三日忽然的变调，让这些头脑单纯的政治参与者无法理解。----于是，这两种相冲突的情绪终于在七月二十六日爆发。-------彭总在暴怒之下，骂出了“在华北会议操了我40天娘，我操你20天不行？”这样性质极为恐怖的话，因为如果按照这句话推论，则首先可以说彭总上书是为了私怨，而非为了国家公事，其次，还可以说彭总早在延安时期（十五年前）就怀恨在心了。------而后来的林总，周公正是按照这个推论向赶来开会的中央委员们说明彭总上书的“主观动机”的。------------当然，现在的我们知道，这是彭总个人性格的一个情绪反应。----但可惜，政治斗争中没有心理分析师。------同样的，彭总的这句骂娘，既没有在他的自述里出现，或在他的传记里出现，大多数关于庐山会议的书里，都没有提到这一句，更别说深入分析这一句“骂娘”对庐山会议的影响了。

而在彭总吼出这一嗓子后，东哥完全被剥夺了任何退路。-------于是，之后的庐山会议就是如何落实彭总他们反党集团的罪名了。------这项工作最终是由洛甫的交待引发的多米诺效应所完成的。----在这个令人心碎的过程里，还穿插了周小舟和李锐的两个个人悲剧。-----但这些都是次一级的历史事实，俺就不用展开了。

同样的，所有关于洛甫的官方传记都没有提及他首先交待“斯大林晚年”这一重要的事实。---而恰恰是这个交待，使彭总他们和对死后的斯大林的赫秃子一样，成为了还活着的东哥的伍子胥。-------所以，洛甫在庐山会议里其实干了两件不知如何评价的事儿。------但反正，后来一味吹捧他的那些党史作家们都在他们的著作里做了裁剪。-----这同样也是容易理解的。----但在他们虚幻地拔高洛甫的同时，又一次地把庐山会议扁平化了，----同时，再一次把东哥的形象往DIABLO那儿推进了一步。

总之，在俺来说，且不论庐山会议的大背景，即“领袖的台阶”这一点是否正确，但如果实事求是地从这个前提出发，那么，彭总的脾气，洛甫的软弱和不择时机的掺和无疑踏破的这个前提，所以整个会议的平衡或者说会议的主流被彭总们和洛甫们于无意中打破了。-----而之后，在考虑到国际的大环境，国内的小环境以及当时的政治制度之后，东哥不得不反击，----但东哥的反击遭到了彭总倔强的反弹，-----于是，这两个强者的对抗不得不在“斯大林晚年”这个致命的“罪证”被揭发后得到了解脱。

在抓住这个主要的矛盾后，我们可以再浏览一些次级的矛盾，比如左派诸侯们的挑拨，比如胡服同志和林总对东哥的支持，再如周公此时无奈和悲哀，或者那些事后掌握了话语权的秀才们的慷慨激昂和他们自以为是的爱国情怀。

曲终人散之后，东哥像刚刚“化功”完毕的任我行，怀着隐痛走下庐山。为了那个他构筑并被绑架的制度，他强行把彭总们打成了“反党集团”，------但他清楚地知道，而且在之后的三年内痛苦地被证明，彭总们在庐山所要求的诉求是正确的。----------考虑到参与庐山会议的几乎包括了所有的TG高干，------所以，就在之后短短几年的惨痛的历史发展实际里，-----这些留着庐山会议记忆的高干们同样见证了东哥所看到的。-----------因此，彭总在七千人大会后的八万字上言书遭到了东哥分外的愤怒。--------的确，彭总的上书仅仅是为了澄清他个人名誉所受到的粗暴践踏（即“里通外国”）-------但此时的客观现实是，在跷跷板的另一端是东哥的威信，---------所以，彭总的上书注定没有结果，------然而却更深一步地加重了东哥的内伤。

至于庐山会议之后的中国和她苦难的人民，俺相信关于那段岁月的记忆，依然还保存在我们民族的思考之中，并不会消逝。------但这段历史的原因并不在于庐山会议这一个事件，而关乎一个国家的整体的政治运作。-----所以，无法给出一个“一目了然”的解答，-----因为，这本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

“曲终人散后，江上数峰青。”

正文部分的句号就在这里了。

• 【期刊】《西河文萃》 第20期 2009年3月2日
• 【西河文萃1月16日至2月15 青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