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 三十年农村记忆：农业生产工具 -- 逐日夸父

农药和化肥不仅提高了粮食产量，还减轻了农民的劳动负担。“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几乎每个中国人都知道，不过如果你现在走在乡间地头，很难再看到这样的场景了。农田里很容易长出各种各样的杂草，这些杂草一多，庄稼就长不好，所以要每年春夏天杂草滋生的时候，就必须将之除掉，过去这活得由农民手工完成，现在基本上都交给农药了。老家那一年双季，秋天收割完水稻后就种小麦油菜，第二年初夏之交，收完小麦油菜后种水稻。在每年春回大地，万物复苏之际，油菜田里的杂草也开始随油菜一起望上冒。在过去，各家的青壮劳动力都要扛着铁锄下地干活，每户能有好几把铁锄，现在这些铁锄鲜有用武之地，偶尔只能在各家的菜园子里一显身手。小麦田里一般是不用锄草的，因为小麦的种植方式与油菜不同，小麦秸秆之间的缝隙很小，杂草不容易生长，就算有草，也不能用锄头解决，谁也没有那个准星。说到小麦，很多没有见过小麦的人都将之认作韭菜，老家生产队文革时有两位上海知青，刚到我们那时，就感叹“这么多的韭菜！”，至今老人聊起这段历史时，都喜欢将这个当作笑话再说一遍。初夏时，水稻田里也会生出很多杂草，最多的一种就是我前面提及的野荸荠，没有农药时，水田里会密密麻麻地长满这东西。当然水稻田是无法用铁锄的，需要农民站在水稻田里一颗颗地将这些野荸荠拔掉。那时候，每天中午我放学回家，就看到父母弯着腰在水田里拔草。父母看到我就知道已经到了中午（没有手表），该是午饭的时间，然后就着水田里的水将手和脚洗干净，和我一起回家烧午饭。常常是我来不及等家里的饭烧好的，我就会到邻居家里吃饭。常常说“远亲不如近邻”，这一点在农村一点都不为过，我家的八九户邻居，小时候每家的饭我基本上都吃过。

打农药用的是喷雾器，以前用的是那种手动的，就是某年春晚，赵本山和范伟比划的那一种，背在背上，一手扶着喷管，一手不停地压把，累人不说，效率也很低。现在的农用喷雾器都是那种带马达的，发动的时候，用小绳一拉，小马达就“突突突”地发动起来，打农药快得很，背在背上还是挺累人的。不过，比以前弯着腰在水稻田里拔草轻松多了。长时间弯着腰干活，一般人来不了，以前农忙时节回家，我也装样雄心万丈地下田帮忙插秧，做不了十分钟就放弃了，那腰又累又酸几乎直不起来。

化肥的用量比以前多，现在农民种田的最大成本支出就是化肥。关于化肥，我也没有什么具体的回忆，印象里好像八十年代有一段时间，化肥供应十分紧张。那时候化肥好像还有进口的，有一次我和伙伴去上学，看到农民用板车拖了好几袋化肥，袋子上印有苏联几个字。我们两个不懂的小孩还起了争论，他说这化肥是进口的，我说化肥这东西还要进口，那时候我不相信国家难道连化肥也生产不了？现在想想可能还真是进口的，有可能是国外进口，国内分包包装。以前化肥供不应求的时候，农民只能使用土肥料，所以各家都有一个很大的粪便收集坑，此外，秋冬天农闲季节，农民还要出外收集肥料，说得简单一点，就是拎着一个竹子遍锝簸箕和耙子四处收集动物粪便，主要是狗的粪便。呵呵，这活我小时候也干过，那真是见到一堆狗屎，顿时眼睛放光。现在农家肥料在我们那主要用于自己家的菜园子。牛的粪便肥力不大，因为牛是素食主义者。不过小时候，牛粪在我们那也有很大用处的，农民一到冬天就将收集的牛粪摊在平地上做成一块快饼状的粪饼，晒干后可以作为燃料，用来煮饭和烤火都不错。我们那还有一个传说，就是如果看到刺猬将一块牛粪饼顶在身上，人再将这种被刺猬顶过的粪饼顶在自己的头上就具有隐身效果。害得我那时一放学就在堆粪饼的地方四处转悠，但我的运气很差，从来没有得到过这种隐身牛粪饼。

化肥和农药的大规模使用对环境影响很大。小时候，走在乡间的道路上，碰到最多的野生动物就是蛇和青蛙，有一次看到水蛇紧紧地缠着一只青蛙，青蛙的眼睛本来就很鼓，被水蛇一缠，眼睛就更突出了。那场景看起来还是很吓人的，幼小的我着实害怕了好几天。现在的乡里，想看到水蛇已经很难了。青蛙还有，不过总的感觉数量没有以前那么多了。说到青蛙，有一件有意思的事，春天乡间的田野里充满了此起彼伏蛙叫声，就是辛弃疾的词“听取蛙声一片”的那种感觉。不过父亲这位在农田忙了大半辈子的农民竟然不知道这是蛙叫声。有一次我问他这是什么东西的叫声，父亲说这是蚯蚓的叫声，让我感到很意外，我说蚯蚓就是想和现在的精英们一样希望占据舆论的制高点，它也没有那么大的嗓门（当然我的原话不是这样子的）。

个人感觉化肥和农药使得现在的农业产量已经达到了极限，下一波的农业增产只能寄希望于袁隆平先生的超级杂交水稻了。这里顺便提一下茅老爷子，茅老爷子前几天接受记者采访为自己土地红线的论点作辩护，他认为现在的农业产量还有很多潜力可挖，一个证据就是可以大规模使用有机肥替代化肥（老爷子的原话是“但还有新的潜力，比如农民大量用化肥，很少用有机肥。”）。说实话，我对有机肥和化肥之间的区别不甚明了，我也不清楚有机肥是否真的可以提高产量。只是凭我的直觉，这一点不大现实，以前也不是没有用过农家肥料这样的有机肥。也可能现代科技结果的有机肥肥力较大吧。

小时候父母亲经常问我这样的问题，你知道生产队里哪几块是咱家的地？这样的问题自然难不倒从小就爱劳动、爱学习的我（呵呵，纯自夸！不要相信，否则后果自负），我就会说哪几块哪几块是我家的地，然后父母就会很高兴地点点头。所以从小在我的印象里，这几块地就是我家的，俨然有一种当地主的感觉。不过后来读书看到农村承包经营责任制，才知道这些地原来不是我家的，只是国家将地让我们家使用，心中还有老大不小的失望感。 不过也没有担心过有朝一日，国家会将这些地收回去，土地吗，终究还是需要农民来种的。印象里，家乡的那些乡亲也没有这些担心。关于土地，老家那里一直都很平稳，老家离城区较远，也不用担心土地被开发商或政府征去而失去土地。

整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老家那的乡亲都老老实实地种地卖粮，土里刨食，虽然农业收益很低，但是农民没有别的收入途径，还得靠种粮带来的收入，没有哪家愿意将自己的地抛荒。不过进入新世纪以来，农民的谋生道路多了一些，农村里空着的荒地渐渐多了一些。我们那的做法是地一年只种一季水稻，秋冬天的时候就将地荒着。当然，也有一些人家将地彻底地荒着，这种现象在较落后的老家还比较少见，就是在长三角这样的地带，坐火车经过时也没有见过成片地荒地。也许土地经营权的流传在农村已经悄悄地进行了，例如在老家，我就听说有一些已经进了城的农民将自家的承包地转让给别人家种，一年一亩地收取200元租金。这也只是听说而已，没有亲眼见过，不过看新闻报道，在一些经济发达的地区，这种形式的土地流转还是比较普遍的。这都是农民自发进行的，没有地方政府干预。

这种土地流转对于政府来说没有害处，也与政府最近鼓励土地流转实现农业集约化经营的方针一致的。但是有另外一种土地转让，政府就不愿意看到了，就是将种粮的地转为房产开发或工业用地。政府的政策是农业土地自愿转让，但是不得改变土地用途，不能将农业土地转为非农用地。当然这种规定主要限制的是民间自发的土地流转，地方政府征用土地用于工业或地产适用了另外一套政策。这里政府的逻辑是政府征用土地的行为是在统一计划下有序的行为，而且不得触犯18亿亩土地红线，所以各地方政府都有一定的土地指标，例如规定各省直辖市必须保有的耕地数。

但是这种行政命令式的限制能否起到保护18亿亩红线的效果值得怀疑。近几年来，各地兴起房地产开发之风，这种风气也吹到了农村，老家那也不能免俗。农民的收入增加了，都喜欢在农村小城镇或马路周边置地买房，原有的小城镇变长了，交通便利的地方形成了新的小城镇。建设小城镇就需要买地建房，有的是农民自己买地自建，也有一些地方官员或商人买入一片地进行开发，将房子建成后卖给想买房的农民。前一阵子闹出的安徽某县村干部霸占农民土地用于房产开发就属于后一种类型。老家那这两种类型都有，马路两边原有的耕地变成了一排排的房子。这种土地转让规范一点的是农民之间经过相互讨价还价确定耕地转让价格，不规范的就是商人和官员勾结霸占耕地，这后一种情况老家那还没有听说过，我们那缺少大姓，村霸情况比较少见。这种耕地转让改变了土地用途，严格来说都是违法的。

我有一个邻居，小两口辛辛苦苦了近十年，前年在马路边买了一块别人家的一小块承包地，自己建了两层小楼房，楼房后面还有一个小院子以及两间小平房作为厨房。事先都没有地方官员来过问，房子建好后，县里来人说违法，罚了将近20000块钱了事。这户人家前后买地、建房和罚款共支出了十几万。这种情况我相信在农村很普遍，地方政府根本没有能力来阻止这种耕地流失。

前一段时间，茅老头子触犯18亿亩红线的言论在网络上被大批。其实茅老头子的观点还是有合理之处的，农民为什么不能对自己承包的土地（事实上是农民所有的土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承包经营制不会改变的）享有议价权，而地方政府就可以用较低的价格征用农民的土地？就转让耕地的农民来说，一亩地靠种粮食每年的收入只有500元左右，农民为什么就不可以一下子实现自己的土地收益？而且从现实来看，这种红头文件根本无法阻止耕地流失，政府要保住18亿亩土地红线就得想办法提高农民的种粮积极性，提高农民的种粮收入，种粮的收入提高了，农民才不会将耕地转让用作他途。（注：自己的一点想法，放在这个版面可能有些不合适。）

其实，父亲这样的农民对土地还是有感情的，父亲常说土地承包期又延长了三十年，国家也不收农业税了还有补贴，要趁自己还干的动活再种几年田。我说如果有机会将地转出去让别人种，父亲说“谁要呢？”我说如果像县城周边一样卖给别人盖房子，父亲就不出声了。

贴张老家的照片。

这是我的老家，虽然没有山，水还是挺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