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备战经济学兼为毛泽东时代辩护(一) -- 达雅

备战经济学要求把人，而不仅仅是劳动力作为稀缺资源使用。新中国采取宣传教育、经济控制、强制改造等措施为把人当作资源提供了可能性。接下来的就是，如何配置这一稀缺资源。

在50年代的中国，最稀缺的人，是大学生。为了合理配置这些宝贵的人，新中国对自己的教育体系进行了大手术，这就是著名的“院系调整”。

“院系调整”这件事情，如今说好的不多，裸骂得不少，例如上纲上线到“大学的终结”云云。但从经济学的角度，这是一个合理分配稀缺资源的范例。

首先，稀缺资源向最有效率的部门集中。当然，这个效率不是和平经济的效率，而是备战经济效率。或者说，向工业化集中。“全国高等工科在校生人数由1949年的30，320人，增加到1957年的163，026人(约5倍多)，工科学生所占比重由1949年的26％增加到1957年的37%， 工科院系、专业得到了很大加强，新建了一些旧中国大学所没有的重工业专业。”“之后，少数学校设置了原子能、自动化、计算机等新技术专业”[1]。工科教育的大发展，为日后的工业化提供了智力资源保障。

其次，被压缩掉的是可替代资源。“院系调整”中，大幅度压缩的是人文学科，这是如今被骂的原因。但是，相比于高等理工科人才必须通过高校培养，高等文法人才培养的可替代性要好得多。共产党、解放军本身就具有大规模培养文科人才的能力，事后看也完成了替代的任务。

第三，调整是“全国一盘棋”,兼顾了当前和长远，局部和全局。正如中共中央指出的:“无论从社会主义建设的长远目标着眼，或是从国防观点着眼，高等学校的设置分布都不宜于过分集中。学校的发展规模，一般不宜过大。高等工业学校应该逐步地和工业基地相结合。”[2]

第四，调整具有超前性。连大骂这次调整的[3]都不得不承认，“实际上在高等教育领域里提前建立了到1956 年才在经济领域中全面推行的计划体制。”四年，恰好是一届大学生。

作为备战经济人力资源配置一部分的“院系调整”，从历史的角度看，有着更为深远的意义。它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思考范式。以往中国知识分子总是重道德而轻技艺，知概念而不知原理，两千多年来在“君子”“小人”的圈圈里转不出来，遇到事情先抢占道德高地喊口号，却不考虑事情“是什么样”“该怎样干”。这种遗毒一直遗留到今天大部分文科生，尤其是茅于轼这样的。“院系调整”以后，学文科的不吃香了，“学好数理化”成为此后几十年中国父母和孩子的共同追求，于是中国人的思考方式彻底改变。例如，在西西河，不管左派右派，要说服人，就得“拿数据来”。

[1] 马永斌,董冰. 院系调整与我国高等工程教育[J].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1998年第4期.

[2]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大事记 (1949一1982)[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4，P134.

[3] 李刚. 大学的终结——1950年代初期的“院系调整”[J]. 中国改革，2003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