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 三十年农村记忆：农业生产工具 -- 逐日夸父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也是近期的热点话题，而粮食则是中国历代统治者都十分重视的问题，国之大本，食足为先。作为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孩子，我愿意提供一些这方面的记忆和见闻与各位河友分享。

在谈我的记忆之前，先说一下父辈们对于三年自然灾害的记忆。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父亲只是一个四五岁的小孩，也记不得什么事，唯一的印象就是“饿”，下面所说的来自于同长辈们的零星谈话。农村大办食堂的时候，老家那是两个生产队大约有二十大几户将近三十户的人家办一个食堂。三十户人家，城里一栋四五层楼的居民楼就可以容纳，而在老家那的农村里，三十户人家则散布在面积很大的一片土地上。具体有多大我也说不出来，不过据我姑姑说，从家到食堂来回要一个多小时，我问了一下位置估算了一下差不多，当时没有自行车、没有任何代步工具。去这样的食堂吃饭实在不是一件很方便的事情，如果再拖家带口扶老携幼则更不方便了。实际上在吃饭的时候都是由家中派一人或几人拿着大饭盘带回来全家共吃，在我们家这活都是由我姑姑来做，因为姑姑是当时家中最大的小孩。据姑姑说，她印象最深的就是，在后期饥荒问题十分严重的时候，常常是幼小的父亲嗷嗷待哺，祖父让姑姑去食堂打饭，常常是带着很少的粮食回来甚至空手而回，父亲吃不饱则继续声嘶力竭地哭喊，哭得一大家子好不心烦（当时小叔叔还没有出生）。后来，祖父实在养活不了父亲，只得将父亲送给十几里外生活在另一个乡里的妹妹（也就是我的姑奶奶）抚养，姑奶奶当时没有小孩，而且姑爷爷是退伍军人，在乡村中有一定的权力，家庭条件较好。父亲在我姑奶奶家一待将近二十年，结婚之后才回到了现在的家里。

当然河友们更关心的可能是“饿死人”问题，我没有经历过，不知道具体的数字，就是父辈们也不是特别的清楚，只能说说我的一些感觉和见闻。饿死人肯定是有的，父亲的奶奶就是60年死的，没有吃再加上老人身体不好就这么没有了，我家的情况也仅此而已。邻居家的情况则不是很熟悉，因为老一辈的人基本上都不在了，以前在世的时候我对这些事情也不感兴趣，这是我常感到遗憾的事情。总的感觉是我家所在生产队十几户人家饿死人不多， 比我长一辈的人谈起60年，常说的一件事就是吃树叶、树皮，然后感叹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很少在他们口中听到过饿死人的事情。当然也许是他们不愿意谈起，存疑！老家那虽然没有饿死很多人，但因为大跃进的一些疯狂举动而夺走了不少人的生命。离我家三四里外有一条水库，这条水库从1958年大跃进时开挖，从现在来看，修建这条水库的决定是正确的，这个水库真的造福了周边的人民。但是当时修建水库的条件还不具备，到了三年自然灾害后期这条水库却带走了很多人的生命，因为那时挖水库真的就是人们用手挖，而且每家每户是有指标的，每户有多少立方的任务，什么时候必须完成，完成不了就是政治问题。想想看，吃不饱饭，还要挖土挑方，不死人才怪。老家的人谈起大跃进，说得最多的就是“挑水库，挑死了人”，具体有多少，不得而知。

以上是我听到过的家乡在三年自然灾害中的一些情况。咱们还是回到我的三十年的一些记忆上来。

我没有经历过农村大集体，无从知晓大集体下农民的生活状态。但是我的记忆还不错，对于那段转变时期，还是有一些影像深深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早先关于大集体的一个影像就是有一天傍晚，全生产队的劳动力在集体那个很大的打谷场上收割小麦，我们一些小孩则在被小麦脱粒机绞过的十分柔软的小麦秸秆堆里兴奋地玩耍。生产队大集体的一些设施我还有印象，主要是一长排屋子，一端的几间就是我前面说过的牛棚，另外的几间放了拖拉机、小麦（水稻）脱粒机等等（有这个印象是，当年我和一位小伙伴在那里玩耍，然后这位伙伴不知怎的，好像有便秘，屎拉不出来，哇哇大哭，他的父母亲手足无措，我印象特深，是不是有点冏）。

后来老家那就开始分田到户了，一天到晚，很多人拿着竹竿和皮尺丈量土地，我们这些小屁孩则光着屁股跟在后面看热闹（农村小孩没见过世面，看见大大的一卷皮尺也感觉很新鲜）。我家当时连上我有三口人，分到了将近六亩地，但是土地并不是一下子就分完的。后来陆续又分到了将近一亩多地，所以现在我家承包的土地有七亩多。因为刚开始分的是在农村人民公社时期就已经开垦的土地，除此之外生产队里还有很多荒地。对于这些荒地我也是有印象的，当时这样的荒地里长了很多野荸荠，这种野荸荠比街上买的荸荠个头要小，水分含量也低，粮食不够时常常挖出来食用。有这个印象还因为我在放牛之前还放过一段时间的猪，猪要耗粮食，人自己的粮食也不够，所以要经常将猪赶出来送到这些荒地上让它们啃这种野荸荠。我的一个印象就是某一个上午，父母关上房门逮住了在我家筑窝的小燕子，有线扣住腿让我牵着，同时将猪赶到这些荒地让我看着（当然这些小燕子的结果无一不是悲惨的）。老家那的人均土地占有量还是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当然同在一个县，人均土地承包量也不一样，例如我外婆家所在的另外一个乡的一个村，人均土地承包量就只有一亩多点，不仅一个县中有不同，同样一个生产队里也存在差异，例如我小叔叔家同样三口人，名下承包的土地则有九亩。

农村开始承包经营之后，又连续几年风调雨顺，粮食连续丰收。当时虽然年龄很小，对此我也算得上感受颇深，因为在我的记忆里，小时候家中几乎一天三顿都是稀饭，很难吃到干米饭，如果知道那家那天中午家中吃米饭时，则羡慕不已。后来这种情况则改变了，吃米饭不再是一种奢求（虽然，现在我们的习惯还是中午米饭，早晚稀饭，不过没有谁说吃不饱了）。另外一个记忆就是八十年代初的那几年里，每年秋天装粮食的塑料编织袋不足，向邻居家借也借不到，父母常为此有些小小地发愁。因为农家的塑料编织袋以前都是装化肥的。那时刚分田到户没几年，每户用化肥的历史不长、量也很少，所以塑料编织袋的存量就不足，粮食一丰收，农民自然就面临着装粮食的塑料编织袋不足的问题，所以那时卖粮食只能分批分批地卖。

我问过父亲70年代，水稻亩产有多少，父亲说那时亩产只有三四百斤，现在则至少有1200斤，我家7亩多点地，今年粮食收了10000斤出头，父亲还说今年粮食没有种好。我问为什么产量会相差这么大，父亲的答案则有三个：化肥、农药和杂交稻。这里我感觉，现在的舆论对土地制度的变革对农业增产的意义有夸大之嫌。究竟制度变革与科技进步各自在粮食增产中起到什么样的作用，从父亲的答案中，我的看法是制度变革对于增产的作用小于科技进步，上世纪八十年代之交的那场农村变革的作用更多的是一种风向标似的指向意义。当然，农民的认识可能没有那么深刻。引申一点，制度变革并不是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缺乏其他方面的配合，制度变革的脚步越快，也解决不了问题，尤其反感一些观点，把所有的问题都归结到制度上来，认为一改就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