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 作者:黄仁宇 先生 -- foundera

很多专家刻下正在议论这种重建与开放前途仍是障碍重重。对西方的国家，这样的发展包括绝好的机缘，也潜伏着实际的危机。揣测未来事项，不是历史家的本分。况且苏联的发展是一个深奥复杂的问题，除非学有专长，不当随便置喙。我们站在研究历史的立场，只能指出，要了解苏联今日的重建与开放，至少需将其背景前推约70年，包括十月革命。我们只能在接受尼克松及基辛格之仲裁，顾虑着核子战争的危险时，才有道义上的力量，主张东西两方都不含旧恶，才可以在群众运动的积极性中，和本节所叙曲折之事迹中寻求历史长期的合理性。总之将一个横跨欧亚，纵长逾6000英里，包含不同的人种语言与文化的国家，从旧型农业管制之方式进为新型商业管制之方式，不可能轻而易举，如以暴力主持，仓卒为之，必更增加当中的苦难，只有使人民更为遭殃。无论苏联今后的出处如何，我们刻下能掌握的历史资料，包括列宁、斯大林、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的行止在内，已使我们对很多常用语辞，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和国家主义，有了与前人不同的看法。是否一种组织的变态和一种运动之畸形即表示另一种体制为正宗？其间牵涉过多，容下一章作结论时道及。此时我们检阅这一段历史，当前的收获即是以上的经验，可以辅助我们对中国长期革命的观察和了解。

中国的长期革命

　　鸦片战争迄今已一个半世纪，即是光绪帝的百日维新，转瞬间也近百年。如果以人物和事实为讨论的重心，则虽十部本书篇幅的巨著，也难将其中关键交代清楚。然则当我们考虑中国命运荆棘改造艰难的总原因，则本书以上各章已提出不少资料。与之相较，显而易见的可以看出传统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结构与西方现代型国家的经济组织相去甚远，而且自思想理论至生活经验，中国文化中可以改造利用者相当少。从这主题上发挥，不难将百年来的历史高度压缩成一般读者与专家通能共同研讨的一种大纲。

　　过去的中国近百年史，过于注重上层结构，很少涉及低层。譬如说，民国初年的立宪运动与政党，他们本身对社会是一种外来异物（foreign body）。领导人物不乏高尚的理想，他们后面却无支持的选民（constituency），满腹经纶也无从化为具体方案，以透入民间，所以一遇军阀逞凶，就无能为力，而他们在历史上的意义也因而消失了。在有意简化历史的情况下，纵然将这段事迹大力删略，也不会产生实质的差异。军阀混战的情形亦复如是，他们所代表的不外私人的军事力量，唯其如此，他们在行动时一定通电全国，表明心迹。实际上各军人就地以不同的方式派饷招兵，甚至营私和贩卖鸦片，其下层结构中不能造成一种公平而互相交换的局面，例如孙传芳的一个团长不能与张宗昌的团长对调。此外其士兵既是雇佣而来，军官间的团结也全靠各人的私人情感，所以不能承受内外的绝大压力。若能掌握此中因果关系，则能瑞想当时的社会状态。纵使不知道有第二次直奉战争，纵使遗忘了岑春煊、倪嗣冲诸人的名字，也无妨于大范围内了解历史的目的。甚至即使未提到曹锟贿选或张勋复辟，仍不会对历史的了解发生无可补救的缺陷。若忽略传统中国社会之形貌，闭目而不加思索地以为其功能与结构必与西方社会无异，则可能在讨论上层结构时造成严重误解。不久之前有一个例子：伊朗国王巴列维（Reza Shah Pahlevi）有意将卖石油赚得的钱支持国家现代化。他曾不断创办学校、开设医院、建造飞机场、规划现代军队，甚至因而产生了城市中的新中产阶级。只是种种设施未能与内地乡间的经济交流，而他的行动亦与传统习惯相违，引起人民反对，他只好加强特务政治，以后更发展到全国造反，曾受他裨益的军队与年轻人也随着众叛亲离，情愿回归到传统的社会价值体系中去。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John K．Fairbank）在他的回忆录里，提及他的业师蒋廷黻曾说：现代中国人物对西方外在的事物了解得明白，而对本国内地的情形反倒瞠目茫然，也是类似情形。亦即当时拥有羡慕的对象，而看不清自己在低层结构的位置。在同样眼光下，不少写历史的人尚未抓住此中要点，气愤满胸，也随着外界的作家将前清的君臣一律指为“故步自封”，在铺陈现代政治时，不分畛域的以贪污、腐化、无能，作一切问题的解释。殊不知一个国家之现代化，或如我们刻下所述进入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之体制，无不需要在低层结构中创造一种各因素统能互相交换的局面。除非客观的条件已成熟，除非其财政措施已近于商业化趋向，否则改造必相当艰难。旧体制已解散新体制尚未登场之际，必有前后矛盾，本末颠倒的事态。有了这样的一种了解，我们在分析中国长期革命的时候，即可事半功倍。

　　中国社会的功能组织与结构，与上述各国情形自威尼斯至帝俄全不相同。总之，就是不容易容纳一种商业体制。这种特性由来已久，至少也有1000年以上的历史。我们不妨把历史往回推1000年，追溯到北宋时期。

　　宋朝在中国历史中可算是一个特殊的朝代。创业者赵匡胤是一位高级将领。他即位后，较少与儒臣讲解经典，反倒经常临幸造船务、督导水战、观炮车碾从、亲黜医官艺之不精者，各项活动前后不绝。可见他较重视科技，而不重视抽象的理论。他又谓以绢24匹购一契丹首，绢200万即可以消灭对方的精兵。这也无非说明一个国家的经济力量可以展开而为军事力量。因之朝代开创以来，即治坑矿、铸缗钱、组织茶盐开中，酒曲官卖，民间经济受到刺激，也随着突飞猛进。《宋史》称，宋太宗时（976－997年）“油衣峦幕损破者数万段”，可见当时军需规划者及于军士之雨衣、行军之帐幕。欧洲几个世纪之后尚无此等体制。张择端画“清明上河图”时已入12世纪，开封在不久之后沦陷于金。可是画中所示的都市繁荣景象，在当日的世界里无出其右，即较之20世纪中国内地的口岸，也无逊色。

　　而在科技方面，中国之拱桥、建筑物所用的托架、造船之用舱壁以造成不漏水之船舱、航海所用的指南针、船舰之装踏水轮、使用的火药、三弓床弩、占仪、水钟和深度钻地之技术，和极可能存在的炼钢炉和水力纺织机（此二者之图解见于1313年之《农书》，去宋亡只34年），都在宋代出现。自此之后，中国再无如此杰出表现。

　　可是出人意外的是宋朝在中国历史里号为“积弱”。一个注重军事的朝代，作战时却常失败。一个以南方水利为根据地的国家，却敌不过北方人文简单、水准远逊的国家。创业者赵匡胤本身不注重抽象理论，宋朝却产生了一大群理学家。即和他们同时代的人也称他们“其徒有假其名以欺世者，真可以嘘枯吹生，凡治财赋者则目为聚敛，开阃捍边者则为粗材，读书作文者则为玩玻物丧志，留心政事者则为俗吏。其读止《四书》、《近思录》、《通书》、《太极图说》、《东西铭》、语录之类”。我们如何能够解释看来不可能之事（Paradox）？

　　只有王安石变法的一段记录，才使我们确切的了解，中国在11世纪后期（王安石的新法行于1070年间），以农业为组织原则的财富，已在结构和质量上达到了它的最高峰。此后只能在数量上膨胀，使全国经济成为一个庞大的扁平体，或者产生少数特殊之情形，使观察者产生错觉，而不能在提高人民一般生活程度和增强生产与分配的效率上作实质的改进。其原因诚有如亚当?斯密所说，中国的法律及制度早于马可波罗莅临中国之前，在聚集财富的用途上已使用至极限。

　　究其原因，症结仍在中国中央政府直接向全民抽税，这样的设施，开始于产业革命尚未展开，国民经济尚未现代化之前，为本书所提及的任何其他国家所未有。于是传统政策一直培养成千上万的小自耕农，而以防制兼并、压制豪强的名目，防止土地集中。可是这样的法制只能以道德标榜，而不能在技术上进步，亦即无从固定私人财产权的绝对性，衙门无从判断如何获得财产为合法，何种方式的佃赁典当为有效，如何可以分析归并与遗传。这类情事在成文法里只有极简陋的原则，更谈不上商业习惯里对特殊风险中各人责任及破产的区处。况且拥有十几、二十亩地的小自耕农也请不起律师，政府里的官僚来自科举，一向以熟习诗书为调派考成之原则，也无法了解现代法律的曲折深奥，尤其不能因物产气候不同，使不同地区的治理更具地方性。于是只有一方面责成乡里宗族培养一种淳厚息争的风气，减轻衙门的工作分量，如韦伯所谓增强了“父系威权”（patriarchial authority）。另一方面，官僚本身以清官万能的宗旨，凭己意来判断，又有如汉学家顾理雅（Herrlee G．Creel）所谓“诗的公平”（poetic justice）。两者都使政治体系下层结构无法严格地以数目字管理。

　　于是传统中国之衙门与现代型的政府不同。它只能维持习俗上安定的社会，其本身无组织的稳固（structural firmness），来发挥功能上操纵时的灵活（functional maneuverability）。王安石行新法，即忽视了这些内在的弱点。他的设计主旨在使财政部分商业化。可是他不能在下端造成各种财物统能公平而自由的交换局面，基本的数字就加不起来，而上端的法令也只靠高级权威强迫指使执行，既不自然，迟早必会破裂。

　　我们参考《宋史》的叙述，可以窥见新法失败的情形。譬如说“方田法”以东西南北各一千步为一方，内按土地肥瘠分五等抽税。可是在京畿的开封府，其测量就产生技术上的问题，有谓“时方时止”，县内有山林即无从丈量分配。“免役钱”令百姓一体出钱以代替“衙前”等民间征发的义务差役，可是乡民无钱，也等于在农村推行金融经济，而此时金融在城市里反不能展开。“市易法”不能集中于批发业务，商人也怕与官府来往而被连累，裹足不前，以致执行者自己成为零售商，到街上去叫卖，甚至“卖梳朴即梳朴贵，卖脂麻则脂麻贵”，而为皇帝所谴责。“青苗钱”以常平籴本1，400作本钱，春散秋敛，收息二分，等于农村贷款，但是没有银行主持，又缺乏法庭处理贷款的权力义务。有些县官将整数交与若干农户，也不问他们愿借与否，只责成他们彼此互保，秋后连本带利归还，甚至在执行时，若干县分被指责并未贷款即向农民索息。以上各种措施都有广泛利用货币的趋势；但是新法内的“保甲”及“保马”又是反其道而行，即科徭役于纳税人，而以集体互责（group responsibility）的方式主持，等于和上述诸法相逆。

　　这样看来，宋朝虽有比较现代化的经济支撑，却不能在讨伐契丹和西夏时争取主动，与女真对峙、与蒙古交兵时，又常失败。虽然原因很多，其中无法将全部资源有效的运用，是最显著的弱点。经济力量在原则上固然可以转变为军事力量，可是当中也必须有组织与结构，并不是240万匹绢即可和对方10万精兵对比。如果雨衣和帐幕集中到万计，其后勤设备必须同样的繁复，而且要有民间组织作第二线和第三线的支持。倘不如此，只有头重脚轻，在战场上成为行动的赘疣。反不如契丹之辽、西羌之夏和女真之金，他们以部落的组织供应兵员与马匹，就地取粮，其内在的成分愈简单，人员与补给愈易一元化，其平时体制与战时体制愈为接近，则补给线亦越短，动员更容易，兵力更能充分发挥。

　　所以王安石的失败，象征中国历史发展的一种悲剧。本来在1000年以前，中国的文物已凌驾西欧之上，更较日本刚在各处成立武士团，“源平合战”尚未展开之前突出远甚。只是农业上的盈余无从有系统的积累，进而有秩序地发挥到工商业上，再伸展到服务性质的事业，有如保险及律师之雇用等。因之整个社会无法脱离山林文化之简陋气息。

　　王安石提倡新法之前，宋太宗赵光义攻击契丹已遭三次失败，至真宗赵恒，则订下向契丹纳岁币的先例。神宗赵顼变法图强，仍敌不过西夏，至徽宗赵佶有“靖康耻”，国都失陷，太上皇及皇帝同被金人俘虏，北宋亡。可是宋朝的财政设计仍一直维持由上端统筹支配而不在下端固定私人财产权，又缺乏独立的司法机构，以致抽税时“既以绢折钱，又以钱折麦，以绢较钱，钱倍于绢；以钱较麦，麦倍于钱，辗转增加民无所诉”。这种方式固然对一般人民不利，长时间内也使政府陷入困局，因为抽税全靠由上向下施加压力，负担最重的人常为无力抗拒之人，以致不久财源宕尽，各处发生虚冒的现象，一方面只有数字的膨胀，一方面到处发生短缺，南宋纸币贬值，士气颓废，也都基于同样原因。

　　本书以上数章曾提到，西欧的国王在社会变化时无力抽税，产生财政上的危机。彼方人士很难想象，中国皇帝抽税的权力过强过厚，也非他个人之福。从这些事迹上我们看出，现代之金融经济，有如自来水和煤气，一定要严密地封闭，保存其一定的压力，才能在开闭出纳之间操纵目如。私人财产权在法律面前暧昧不明，等于水压或气压过低，其流转必至不畅，于是无从使国家现代化，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阶段。

　　宋人不可能看透这些技术上的原因。他们也无从放弃以熟读诗书的官僚，及星罗密布管理亿万农民之体制。商人和金融经济也始终未掌握庞大实力，强迫政府接受适合他们事业的法规。于是他们总以为王安石是坏人，新法之不行，总可以解释为一个道德问题。宋代理学兴起，以上的情形构成背景条件之一。周敦颐曾在北宋神宗时代出任地方官，与吕公著、赵?\接近，受其推荐。二程兄弟也都曾任朝官。程颢因与王安石冲突而被逐放，程颐则系与苏轼意见不合亦遭外放，死后甚至被夺官。张载则先得罪王安石，后又与有司议礼不合，而称疾归。朱熹综合诸人见解，见称于南宋。他首先主张北伐，与朝议不合，以后又反对北伐，更与韩?麟械恼?策相违，落职罢祠。陆九渊也被监察官弹劾。他们在传统的官僚政府里，表现出一种反对派的姿态。我们可以说宋人是在提倡唯物没有出路，才主张唯心。政府既无法在政治、军事、外交、经济各方面，找到一个新方案打开出路，这些思想界的人物才主张反求诸己，本身内向，著重主静、主敬和慎独，提倡“人欲”与“无理”相违。这种拘谨闭塞的作风，与今后700年中国社会之保守与桎梏的性格有密切关系。

　　1279年宋亡，继起的元朝始终没有提出一个合适的方案来解决中国的问题。元世祖忽必烈除了在海外的军事行动之外，又要对付中亚腹地和东北地区的蒙古人，以保全一个中国式“天子”的职位。他一方面确有将属下人民予以“超国籍”（super-national）处置的抱负，可是在实际政治上存在各项对人种的歧视。他的财政税收也缺之系统，尤以南北之不同最为显著，如《元史?食贷志》所说：“其取于内郡者曰丁税，曰地税，此仿唐之租庸调也。其取于江南者曰夏税，曰秋税，此仿唐之两税也。”也就是南北采取不同制度。忽必烈和他的继承人缺乏对国事的全盘决策，可以视作元朝虽入主中原而不能持久的一大主因。

　　直到1368年明太祖重新统一中国，才将整个制度重新规定。可是这时的决策不再是扩张和开放性，而是全面的收敛。朱元璋自己是贫农出身，他彻底看穿宋朝以经济最前进的部门作为财政税收的基础，整个国家追随不及的毛病，于是大规模改制。他的制度仍和宋儒的理论符合，是以最落后的经济部门为全国标准，注重均平。他又实行恐怖政治，打击高级官僚巨家大族，确定全国小自耕农为主的本位。1397年，户部报告全国有田700亩以上的只有14，341户，他们的名单可以抄呈“御览”。在朱元璋之法令下，商贾之家不许穿绸纱，全国军民不许泛海。政府官员的薪给极尽刻薄，一部分吏员的征派是采无给制。其他衙门里的斗级皂隶，在王安石时即已以钱代役，这时又恢复由民间差派。军队所用弓箭，政府里所有器皿、文具、纸张，也无偿地由农村各单位供应。全国的赋税因之大为降低，但是各地有愈来愈多名目繁复的无代价劳役，原则上是由较富裕的家户轮流承担。宋朝采用的募兵制至此又代之以征兵。但是兵员不由一般民间差派，政府另组“卫所”，下级有“军户”，亦即世袭不纳税而只服兵役的特殊户口。朱元璋又手订永不征伐的国家15个，包括海外的琉球、日本，近及朝鲜、安南。对外贸易则全部以进贡的名目，由礼部掌管。这全部措施既表彰平等，又提倡节俭。毫无疑问，明太祖朱元璋的政策可视为他对宋朝失败的一种反动。他训谕户部官员时特别强调王安石是坏人，又以“圣谕”概述：“我国家赋税已有定制，撙节用度，自有余饶。”

　　仅是以上的举措，明太祖尚不足以他个人之作风长久影响中国社会体制。在他规划之下，明政府又减轻本身所应管辖有关服务性质的事业。如各省剩余之食粮应配于边军或纳于京师一事，不由政府接办，也不让商人承包，而是指令各地纳税人千里运送，国家并不居中统筹，当中不设中继所，没有仓库、银行及接运站，也缺乏医药卫生等各项设备。通常一州一县要承当十多个单位的需要，边区一个军事单位的粮食来源可能来自十来个或二十个不同的县份。因此全国布满了如此错踪重复的输送线。虽说15世纪沟通南北的大运河通航使实物交纳有了一部分的集中，可是当中的会计责任仍落在下级单位。在16世纪很多收支已经用银，至17世纪之后清取明代之，这样的补给制度仍没有改变，仍是“洪武型”。政府的中层缺乏后勤的能力与责任，是明清体制最显著的特色，不仅为世界各国所无，即中国历史里也罕见。其所以能如此，是因明清帝国与唐宋帝国不同，它采取“非竞争性”的国际性格，因此可以不在效率上求增进，单凭均同而配合着中央集权的制度，就可以用数量上的优势压制外夷。而且国家的财富与资源如此分割支配，也使兴师造反、背叛朝廷者极不容易发难，总之最符合当日中国的特殊环境。可是从商业之发展，交通通讯、银行事业、司法制度之展开，和整个社会之进步各方面而言，洪武型的财产制度产生了巨大的负作用。而且这样的补给制度，计入锱铢，使每项供应的收入有如布匹中之一纱一缕，一经制定，极难摆脱。事实上，其基本设计沿用到本世纪。

　　明清之间一脉相承的组织与结构，已有不少学者指出。其行政精神的最大特色为极度的中央集权，但是朝廷不直接控制兵员与物资，而依赖一种半永久性的预算，保持各省区与地方单位间的对称与均衡。又注重以科举制度及文教的力量维持社会的流动性和向心的力量，一般而言，刑法之使用多于民法。这样的社会环境只能使人口增加，而不能在人民生活上作质量的改进。政府用不着以特殊的手段歧视商人和商业利益。基于以上各章所得的经验，我们知道商业资本之存积必须有合适的司法制度积极维持，否则信用无法展开，服务性质的事业无从着手，纵有特殊例外的情形，一个人的富裕与一家的兴旺不能构成任何社会制度。一个商行缺乏与他交易的对手，资金无法周转，经理人才依赖血缘关系，则其经营将无从展开扩大。

　　自列强在中国通商口岸开设租界执行领事裁判权以来，影响所及，尤其对中国社会经济之伤害，至今还是一个专家争论的题目。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广泛的题目。仅将西方文化和西方的法律观念有系统地输入中国，这种运动就不可能对中国没有裨益。要是没有它的启蒙功效，中国铁道之兴建、电信之敷设、实业如汉冶萍公司及轮船招商局之开创，必难在短期间成为事实，更用不着提及现代都市科技知识和学校制度。而经由商业交易的接触，存积资本可能只是外人专利，中国人丝毫不能分羹。可是另一方面西方法制与中国传统社会的结构格格不入，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因之其润泽必有限制，而不是十分普遍。租界与治外法权，即是在当中设立绝缘地带的一种办法。如果双方的体制经过一段接触之后可能融合，则中国之革命实无必要，而租界与治外法权也必早已废除，如英国及日本之先例（英国在宗教改革之前，银行业受意大利人垄断，他们也在伦敦享有领事裁判权；日本与西方诸国所订不平等条约于1899年解除），而不必待到第二次大战。更且西方所挟持的不仅是雄厚的资本，也代表一种现代的优势组织。双方的交往不可能完全基于一个平等互惠的原则。费孝通的攻击可能过火，只是中国排外的反应有其体制上的原因，并非全系感情作用。一个明显的例子，青岛经过德国和日本几十年经营，隔着海湾边上不到20英里的一座村庄却依然如故。除了新建的基督教堂与传统的神碉并肩存在和花生壳被城市新工业收买之外，当地人民的生活几乎与近在咫尺的大城市毫不相干。农作的方法与工具仍是千百年的旧习，商业也限于赶集及流动小贩往来。人民的生活与社会习惯也全未感受新时代的好处，反先感觉动乱的威胁。这种情形说明中国不能因为西方文化的渗入就如日本般迅速现代化，而必须经历相当的折磨，其低层结构必须经过一段重整。一位出生于青岛近郊而且熟悉当地情形的作家，曾于抗战结束时预言：彼间土地占有，必须经过一番改革，即是采取较和缓的方案，也很难避免暴力。

　　有了这一段的了解，再加上面各章资料的对照，我们开始觉悟到中国需要在历史上通过一次长期的革命，并非偶然。同时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对外界刺激的反应，不能统以“迟钝”和“漠不关心”等语词指斥。总之，以中国幅员之大，人口之众，过去社会组织之根深蒂固，有如一个走兽不能令之立即变为飞禽。

　　从上表来看，除了鸦片战争结束时朝廷犹以“筹办夷务”的方针对待西方各国，可算迟钝外（但仍有有识者如魏源），以后经过较深的刺激，已作梯度式的反应。造船制械，力求争取现代科技的改进既无实效，则企图从法制方面革新，如修改宪法、编列预算。这样的计划可能动摇传统以“圣谕”及“皇恩”统治全国的根本，于是索性推翻2000多年来的君主制度（异于日本作法）。如此再无实效，则发动五四运动，知识分子主张本身的革新，及于生活习惯语言文字（只有法国大革命前之启蒙运动和俄国十月革命前之民粹主义行动与之稍微类似）。

　　此中很多事迹只因时过境迁，今日有了更长久的历史发展，使我们能将其中因果关系一语道破。如太平天国初起时，容纳了若干基督教的新教宗旨。可是良心自由（freedom of con．science）摆在中国的农村里，就不免张冠李戴，其尴尬局面反给曾国藩一个机会去增强传统的“尊卑，男女，长幼”体制。过去曾有不少读史者，以光绪帝不能毅然下决心清算慈德太后为憾。殊不知皇帝之存在，并非因籍之以富国强兵；而是君临天下，作忠臣孝子的表率。要是他放弃了传统的使命，也等于否定了本身所扮演的角色。所以问题不在皇帝之决心，而在君主制度。谭嗣同在戊戌变法失败后自愿牺牲，他已经看清中国需要改造的地方范围极广，历时必久，流血必多，因之不惜以一身去标榜其必然性。这些事迹都只表彰着新旧之间距离之大，以上各人的行止与摆布尚未涉及大问题的本身，看来也只算展开序幕。

　　如果我们以短距离近视界的眼光重新检阅这段历史，固然可以觉察当中无数值得批评攻击的举动。例如鸦片战争时，道光帝曾令扬威将军奕经收复宁波。当日主将去前线90英里，奕经之幕僚大部分无军事概念。反攻之前十日，这群文人以竞赛的方式，预草胜利之露布，却不作敌情判断，以至进兵时主力驱入英军铺设的地雷区，部队伤亡近千人，而英军只损折20余人。半个世纪之后的黄海战役，中国舰队违反了最基本的战法，以一弯新月的阵容迎敌。战事最激烈时也不知道这舰队是由提督指挥，或系外国顾问指挥，抑或旗舰管带指挥，主力炮则只有炮弹3发。战后残余的船只退避于威海卫海湾，反在日军取得炮台时遭海防炮轰击。类似荒诞离奇的事情不断发生，我们不能以“用人不当”、“战术错误”作完满的解答。甚至指斥其贪污腐化，也是没有掌握问题要点。

　　事实上，奕经的军费是由各处截挪而来，非出于一般预算。扬威将军也是临时设置之官衔，既无固定幕僚，更没有经常的军需处，只好在苏州、杭州、绍兴之间设立四个银柜，接受各处的拨款。来银或四处均分或一处总揽，总不敷使用。中日战争也可以称为李鸿章的战争，各方将责任推置于李氏。他的舰队曾接受各省接济，李却没有掌握到这些省区的财政职权。而且各省自购船舰器械，由来已久。这不仅影响到战时的指挥系统及作战效率，也反映平时部队的编制、人事训练、装备后勤的全盘状态。所以武装部队只能在他们军令、军政和军需的范围内表现已赋有之功能。以上两次战役并非中国官兵不够勇猛，可是组织上之背景如此，除了各尽其力，无法在战场上制造组织与制度不能及的奇迹。

　　既有这么多踩跷，为什么我们还说中国对外来刺激的反应并非不积极？此时读者务必将过去三五百年历史一并对比。如果事关财政，则必涉及税收，因之也与前述“洪武型”之处置不可区分，并且尚可追溯到培植大量小自耕农、全面税收的社会体制上。说到法制，则须想象朱熹所谓“凡人子不蓄私财，而律文亦有别籍异财之禁”的境界（详第一章）。提到军备，则更要顾及朱元璋之设卫所，采取“非竞争性”的制度，不许人民泛海，并且称琉球与日本为永不征伐之国的影响。总之海陆军有如胶翼，必须骨骼、筋腱、肌肉、血液和神经系统与全身联络。如果他们的存在即和社会与国家之组成原则不相衔接，没有民间机构作后勤供应之支援，纯靠官僚勉强组成，行动时将留下很多贻笑各方的事迹。前人缺乏我们的历史经验，他们暗中摸索，自信已竭忠尽智，我们看来总不如人意，错误因循。然则当中的时间也没有完全白费。中国若非采取如此一波推一浪的方式，则不能走入全面改革。一次失败，就加添下一层之压力。光绪帝和康梁之百日维新，无疑是在仿效日本，企图以发行公债作为新政的开销，亦有进入资本主义体制之模样。只是清末中国的低层结构仍与王安石时代没有基本区别，也仍是由上至下指定的保甲制度。维新方案既不能在下端展布，则在慈禧太后专政期间，更暴露了上端的不合时宜，如此只有加速清朝之覆亡。民国初年的志士更发觉以手枪和炸弹发难，实行革命、推翻专制，还是不够因为亟需改革的不仅是官衔名目，更是下层社会的结构，只能从改革者自己的思想着手。于是激进分子如鲁迅，不止以宋儒和道学家的拘泥束缚为攻击目标，更提倡全部传统文化都是“吃人”的礼教。

　　以上或粗枝大叶地处理历史，或精磨细琢地钻研历史，可能得到同样的结论。读史著提高警觉，就可以体会到中国长期革命之无法避免。上表所列自南京条约到五四运动已77年，当中多数问题，仍不能局部地找到圆满解释；只有通过历史的长期合理性（long－term rationality of history），我们才能在大范围内树立他们的因果关系。而且这77年的各项活动尚未对中国的社会提出实质上的改革；最多也不过是完成了革命的准备。日后中国开始改革时，其间乾坤颠倒的不仅是法律与政治，也牵涉到经济与生产，更及于思想、语言、社会组织和生活习惯。自1919年至今又转瞬已70年，在这70年中，中国的武装部队参与大小内争不算，也曾以各种不同的姿态，与世界各强国及左右邻邦作战。所以称中国在20世纪的革命为人类历史中最庞大的一次革命，并不为过。此间经过事迹的背景及发展，已非平常尺度所能衡量，也超过各人的人身经验。

　　这种大变动的起因，可追溯于资本主义的世界化。19世纪中叶，英、法等国以商业之原则完成了他们国家与社会构成的基础。于是挟着这样的优势组织，向海外发展。鸦片战争及英法联军之役，都在这背景下展开。中国承受了外界的压力，才提出各种维新方案。只是维新未成，世纪之末年，已有日本入侵，因此需要改革的范围更为扩大，时间也更为迫切。20世纪初年，更有苏联介入，中国的问题更国际化，也更沾染各种主义的名目。可是我们不能忘记，以上各种方案与主义，都不外是解决问题的工具。潜伏在他们后面的一个大问题，仍是中国必须放弃过去以农业条件为本位所产生的特殊体制，代之以商业条理作主的一般体制，增强她在国际间竞争的地位。

　　从最近的各种迹象看来，这种问题已将解决，整个的改组也近完成。我们作这样的论断，并不是说时下的局面令人感到满意，而是指出中国在1980年间和1920年间已有显著的不同。例如财政上已摆脱向多数小自耕农全面抽税为基础的体制，因之规模初具，下层的经济因素也已可以自由交换，即将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规范。至于用何种数目字，则尚无定夺。也因为中国问题范围大，牵涉深，在她改革的过程中，已使19世纪所创原拟适用于西欧的名词有不合时宜之感。这一点我们还有机会论及。

　　自五四运动至今70年的历史，不能全用中国历史的经验解释，因为这种发展在中国尚无先例。我们引用本书以上各章资料，包括意大利的自由城市、荷兰、英国、美国、日本、德国、法国和苏联，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程序，也参考十多个思想家的意见（见第五章），可以想象民国初年的无政府状态，近于霍布斯所说“所有人和所有人作战”的趋向。中国在1905年停止科举考试。实际上已截断了高层结构与低层结构间的联系。因为传统所谓“选举”，以四书五经作取士的标准，既是庙堂里统制全国的逻辑，也是农村里维持社会秩序的根本，有如宪法。现在这种使上下交流的方式既被放弃，君主制度既被否定，而内地的情形还有如蒋廷黻所言于费正清，尚无从获悉其究竟，那么中国还靠什么原则存在呢？剩下来的唯有传统中待人忠恕之道，和一班知识分子的爱国精神，更其次的则只有各强人之私人和军事力量，在历史上称为“军阀混战”的局面了。这简短的一段叙述，也可以包括五四运动前后之一般状态。

　　霍布斯认为，现有的国家体制解散时，人类将恢复到初民状态。初民状态中，公众的权力尚未展开，既无政府亦无法律；既无法治，也谈不上公平与不公平。在作战的条件之下，只有强权与欺诈算数。他说：“在此条件之下将不能产生工业，因为其成果毫无保障，于是世界里也没有文化，也没有航海交通、海运货品，更没有宽敞的建筑物及运输的工具，因为这些东西需要大规模的武力支持，因此也无从产生地球上的知识，没有计时的才能、美术、文学、社会。而最可怕的是生活在无边的恐惧、暴力和死亡的危险中。人类的生命只有孤独、穷困、卑劣、粗暴而又短暂。”（这段前已提及见第五章注[24]）

　　作者著书时着重文字结构的紧凑，叙述不免过激。他未能预料中国就因为传统的忠恕之道和新时代的爱国精神，仍旧在一个时间内勉强存在，并没有完全土崩瓦解，沦陷到太平洋的深洼里。但五四运动前后，鲁迅既否定中国传统的伦理，称之为“吃人”的礼教，连孙文也称中国人为“一盘散沙”，则已去霍氏所想象的初民状态不远。同时在军阀割据之下，一般人民之生命财产没有保障，也是难以否定的事实。如果我们有了这样的了解，则在检讨中国现代史时，必先看清当中的大轮廓。在社会全面解体又需要全部重造的时候，一件事情的意义可能前后牵涉几十年或甚至几百年。即是亲历其境的人物，如克伦威尔、丹东和托洛茨基，本身反成了推进历史的工具，也难看清他们自己在历史中的真实意义。在这种情形之下，无目的的分析而不综合，难能尽到历史家的任务。我们纵把郭松龄和殷汝耕的事迹写得不失毫厘，又牵涉到本庄繁和冈村宁次的秘幕，在当中更投入梅兰芳和阮玲玉的琐闻轶事，也只是增长历史的篇幅，仍未掌握中国长期革命的真实性格。

　　何以中国在1980年和1920年间有此巨大的区别？因为“巨灵”已在我们眼前出现。蒋介石和国民党创造了一个高层结构，使中国当时能在世界里立足，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改革了中国的农村，创造出一个新的低层结构，使农业上的剩余能转用到工商业。

　　中国今后的趋向，也能从这基础上发展。其目的是根据各地区的条件，使全民就业。自宋太祖赵匡胤企图集绢以拒契丹至今已逾千年。即是西洋史里包括威尼斯一心要保持她的商业体制，将统领华立罗判死刑，迄至最近戈尔巴乔夫在苏联实施改革的一段，也有600多年。我们可以在当中看到很多国家与朝代的成败兴亡，可是他们最后趋向以数目字管理的方式则始终如一。即是有些大陈性格的国家将互相交换的原则由战时体制粗率组成，局势既正常化，也仍需要改造，也仍将最基本的私人财产权予以固定。除非中国仍然拒绝与外界的潮流汇合，我们就揣想不出另外一种方案足以代替上面的论断。